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本文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

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