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兴起与腐化堕落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专制统治尽管使帝国得到了暂时稳定，但仍然无法挽救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危机。公元4至5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日趋崩溃，尤其是西部，很多城市工商业衰败，农村荒芜，人口剧减，一片荒凉破败景象。由于奴隶制危机加剧，析产奴隶增多，隶农的来源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位日趋下降，生活日益贫困。与此同时，随着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许多城乡自由民不堪重负，纷纷投身于大土地所有者门下。他们这样做尽管丧失了土地所有权，但却能保证自己终身使用土地，免除失去土地之忧。由此，大地产迅速发展，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与日俱增。这些奴隶制大庄园不仅有手工作坊和市场，而且还建立私人武装和防御设施，设立法庭和监狱，俨然成为帝国境内的“国中之国”。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更是混乱不堪，东西方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最为危险的是，此时的帝国东部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即北方的蛮族侵入。375年，匈奴人进攻东哥特人，导致东哥特人西迁，在这一压力下，又迫使西哥特人退向西方，来到多瑙河，与罗马人隔河相望。无奈之下，皇帝瓦伦斯批准了西哥特人的请求，允许他们在解除武装的前提下进入罗马领土。定居在罗马边境的西哥特人，由于不堪忍受罗马官吏的巧取豪夺和残暴统治，被迫起来反抗。他们不仅在巴尔干地区蹂躏，而且向色雷斯进军。惊慌失措的瓦伦斯迅速赶来，但在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大败，4万官兵阵亡，瓦伦斯也被杀掉。这是蛮族对罗马军队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此后罗马边防即告崩溃，再也无力阻挡蛮族涌入。罗马统治者企图以怀柔安抚、以夷制夷等手段与蛮族周旋，实际上只是苟延残喘，并无实效。由于罗马统治者不能善待进入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中迅速灭亡。
 　　瓦伦斯死后，狄奥多西一世继承帝位。他不仅平定了西哥特人起义，还接收大量的西哥特人定居于边境。394年，狄奥多西再次统一罗马帝国。但第二年他死后，帝国正式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分别由他两个儿子治理。帝国的分裂也是后来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西罗马帝国名义上首都是在罗马，但实际上皇帝及宫廷常驻米兰和拉文那；此时的西方已经残破不堪，皇帝们只好依靠蛮族将领及其军队支撑门面，这表明蛮族最后推翻罗马只是时间问题了。  
　　与此同时，奴隶、隶农和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烽火遍及帝国全境。其中以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和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最有影响。
 　　巴高达运动与以前相比出现了新的高潮。408年，巴高达袭击了经过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军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经过这次战斗，巴高达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战斗力大有提高。此时，高卢西北部还发生了阿尔摩利卡人起义，起义军杀富济贫，攻城略地，使当地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435年，巴高达首领在起义军的配合下夺取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利卡地区。巴高达运动的节节胜利，使罗马统治者胆战心惊。447年，罗马帝国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巴高达起义军最终失败，余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直到5世纪末，还有巴高达运动在西班牙活动的消息。 
　　4世纪30年代，北非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阿哥尼斯特运动，“阿哥尼斯特”意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运动参加者既有奴隶、隶农和农民，也有深受罗马统治者蹂躏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起义军袭击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摧毁奴隶主大农庄，焚烧奴隶的名单和债券。40年代，起义在罗马军队的镇压下暂告失败。372年，阿哥尼斯特运动再掀高潮，起义军占领了毛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许多前往镇压的罗马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军行列。次年，罗马派大军前往镇压，经过两年战争后，起义失败。但阿哥尼斯特战士仍不屈服，他们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又曾多次掀起斗争高潮。 
　　帝国境内各地人民的零星斗争更是不计其数，它们更容易与蛮族人入侵形成联络接应，汇成打击罗马的滚滚洪流。很多防守坚固的城市就是在人民起义和蛮族打击里应外合之下被攻克的，如罗马城后来就是在起义奴隶为蛮族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首次失陷的。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罗马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灭亡的进程，并为日耳曼人入侵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日耳曼人大规模侵入

　　日耳曼人最初是定居在波罗的海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游牧民族，由很多不同的部落联盟组成，分布广泛。主要有多瑙河和黑海沿岸的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易北河及易北河以南的伦巴底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莱茵河上游的阿兰人，中游的法兰克人和下游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在多瑙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成为罗马帝国北方的邻居，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 
　　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是从4世纪后期开始的。这是匈奴人西迁引起的连锁反应。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朝以后不断与中原的汉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西汉三次大规模军事反击，最终迫使北匈奴离开蒙古草原，向西移动。正是匈奴人的这次西迁，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格局。西迁的匈奴人持续向中亚和欧洲方向推进，成为3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亚欧“民族大迁徙”运动的直接推动力。375年匈奴向东哥特人的进攻，更成为蛮族部落向西方大迁徙的开端，是日耳曼人征服欧洲罗马帝国的起点。匈奴人入侵不仅加速了东罗马的衰落和西罗马的灭亡，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古典奴隶制的瓦解，而且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近代欧洲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就是在这次社会大变动中形成的。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这次民族大迁徙也是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交互作用的大演进，其意义不仅仅限于罗马一国的衰亡兴替。 
　　400年，匈奴人占据了整个多瑙河盆地，迫使日耳曼人进一步迁徙。第二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入意大利，兵临米兰城下。尽管罗马军队挫败了西哥特人的进攻，但由于军队大量东调，削弱了帝国西部边界的防御力量。406年，由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组成的联军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并突入高卢和西班牙内地。而阿拉里克则乘机向帝国金库索要4000磅黄金作为军费。当西哥特人的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在阿拉里克率领下重新侵入意大利，兵临罗马城下，迫使罗马人交出大量赎金，并北上围攻皇帝所在的拉文那。拉文那被东罗马援军解围，阿拉里克再次挥师南下包围罗马。自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以来，八百年里罗马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因此有“永恒之城”之誉。410年8月，阿拉里克在罗马的蛮族士兵和奴隶策应下攻陷罗马。尽管此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宫廷的所在地，但它的象征意义却是任何其他都城难以比拟的。罗马的陷落表明帝国气数已尽，灭亡的命运已经指日可待。在城内洗劫六天后西哥特人撤兵南下，企图前往北非定居。此时阿拉里克突然病逝，西哥特人遂放弃原有计划，与罗马人言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并于419年建立西哥特王国。从此，西哥特人结束了历时将近半个世纪的大迁徙，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定居下来。 
　　由于罗马政府抽调大量军队对付阿拉里克的进攻，放松了对北方行省的防御，这就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大举涌入高卢提供了时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在高卢劫掠两年之后，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占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415年，罗马唆使西哥特人进攻已在汪达尔人控制的西班牙，汪达尔人频频失利，退守到半岛南端。这时，盖塞利克继任为汪达尔人的军事首领。此人深谋远虑，意志坚强，是当时日耳曼人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他受任于危难之际，深知要摆脱困境，只有出奇制胜。于是，他决定攻打罗马的北非行省。429年，盖塞利克率部众8万余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并立即和当地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汇合起来。仅仅两年征战，盖塞利克就占领了除迦太基城以外的整个罗马北非行省。西罗马皇帝无奈之下只好求和，双方于435年签订协议。439年，盖塞利克撕毁协议，攻占了迦太基城。迦太基是西罗马帝国的第二大都会，它的陷落对西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标志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殆尽。从此，盖塞利克以迦太基为都城建立了汪达尔王国。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舰队，成为西地中海新霸主。在某种程度上，盖塞利克在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中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 
　　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于420年开始向南推进，进入高卢。当匈奴和西罗马军队相继撤出高卢后，法兰克人乘机向南侵占罗马土地，将疆界从埃斯考河推进到松姆河流域。在法兰克人进犯北高卢的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上游的勃艮第人进入高卢东南部的罗纳河流域，后以里昂为首都建立勃艮第王国。勃艮第王国虽然不大，但却占据了高卢东部的一块肥沃土地，并且隔断了罗马帝国和北高卢之间的联系。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危机四伏之际，直接引发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匈奴人，也发动了对罗马的进攻，成为瓦解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力量。 
　　早在408年，匈奴人就曾渡过多瑙河攻击东罗马帝国边境。5世纪20年代，匈奴人在新兴阿提拉王朝统治下，日益强大，并于422年和426年两犯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求边境安宁，被迫向匈奴每年纳贡350磅黄金，并允许边境互市。434年，匈奴人再度进逼，以武力相威胁，东罗马帝国只好将纳贡数增加到黄金700磅。 
　　445年，阿提拉成为匈奴帝国唯一君主。此人爱好战争，善于谋划，智勇双全。即位后，他一方面向北欧、东欧扩张，征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进军东罗马帝国。史书记载，匈奴军队曾经深入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和北希腊的温泉关。无力抵抗的狄奥多西二世无奈之下与匈奴签订和约，除立即交付6000磅黄金外，以后岁贡增至2100磅黄金。阿提拉统治期间，匈奴帝国版图极为辽阔，西达莱茵河，南抵阿尔卑斯山，北至波罗的海、北海，东到里海以北。帝国中心在多瑙河中游，首府在今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带。 
　　450年，为掠夺更多财富，人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开始向西罗马帝国进攻。他征召了50万大军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为了麻痹西罗马，阿提拉扬言此行出兵只是为了西哥特人，对西罗马仍然友好。阿提拉在高卢攻城略地，频频告捷，最后围攻高卢重镇奥尔良。西罗马闻讯紧急征调军队联合西哥特人前往奥尔良救援。阿提拉放弃攻城，撤围而去。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军尾随追击。451年6月，在巴黎东南的卡塔洛尼平原上，匈奴人与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军发生激战。战况极为惨烈，据说一天之内，双方战死者就达15万余人。西哥特国王狄奥多利克阵亡，阿提拉也被迫撤离高卢，返回原地。 
　　452年，阿提拉再度聚集大军，向西罗马帝国中心意大利半岛进军。匈奴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长驱直入，迅速攻占意大利东北大批城市，直捣罗马城。西罗马皇帝惊恐万状，急派使者前往议和。此时，匈奴军中突然发生瘟疫，死亡惨重，粮草供应也不充足，东罗马援军即将赶到。在这种情况下，阿提拉只好接受议和。匈奴军队在掳获了大量财宝后满载而归。第二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狂饮死去，帝国随之瓦解。 
　　西罗马帝国虽然摆脱了匈奴人威胁，但却已无法阻止各个蛮族王国的独立和对帝国的瓜分了。455年6月，汪达尔人渡海北上，再度攻陷罗马城。他们在城内洗劫两周，大量文物遭到毁坏，财富被掠。从此，这个古代世界最大都市沦为人烟稀少的破旧废城，“汪达尔主义”也成为毁灭文化的代名词。为了救助西罗马，东罗马帝国曾于468年派10万大军和上千艘战舰抗击汪达尔人，结果在迦太基惨败。到5世纪70年代，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撒丁和科西嘉等地；西哥特人统治了西班牙地区；东哥特人活动于潘诺尼亚一带，曾与阿提拉联合，后独立建国，占据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一带；法兰克人则由莱茵河下游进入高卢，建立王国；法国东部则有勃艮第人建立的国家。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从北欧渡海进入不列颠，消灭了那里的罗马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西罗马帝国仅剩下意大利半岛那块仰蛮族将领鼻息生存的弹丸之地。 
　　帝国的末日已经到来。455年至476年的20多年间，西罗马换了9个皇帝。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自立为王。西罗马帝国终于在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浪潮中寿终正寝。 
　　罗马作为一个古代帝国，至西罗马崩溃时维持了1200余年。这样一个庞然帝国轰然坍塌，一般认为有政局混乱极不稳定、大地产发展造成分裂割据、奴隶和隶农起义、匈奴人和日耳曼人打击这几大因素。但不少思想家和学者更有兴趣去揭示罗马帝国衰亡的深层原因，几乎历代都有精彩的评论问世，许多论述令人回味长思。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深刻分析最富启发性。

　　基督教的腐蚀并造成社会混乱

　　这是吉本的观点。他所撰写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之一。这部巨著叙述了公元180年以后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历史过程，研究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吉本认为，原来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世俗的、但对各种宗教都能表示宽容的大国，人民崇尚务实，富于进取，建立了完备的法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然而，由于这个领土过大的帝国开始衰落并遭到蛮族入侵之时，基督教也乘虚而入，使那些不满现实的人希图死后得以进入天堂。这一风气一来，罗马人越来越不注重务实，防务日益空虚，基督教越传越广，帝国也越来越弱而不振，直至灭亡。 
　　吉本生当18世纪，理性主义是这一时代的基本思想特征，因此他对基督教颇有微词。他批判了基督教的教义权威、先知权威和早期神学权威；批判了基督教的迷信和所谓“神迹”显现；批判了基督教对现实生活的蔑视，对人的蔑视，认为基督教禁欲断绝人生之乐是违反人性的，办不到的，教士自身不守清规便是明证。禁欲主义闭塞了人的心智，阻止了人对知识的追求，造成了人的愚昧。吉本对基督教的批判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蒙昧主义和基督教是历史的障碍，对历史发展造成了危害。他的结论是：“我相信，福音的传播，教义的胜利，是同罗马帝国的衰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胜利就是野蛮的胜利。” 
　　照吉本看来，基督教的恶劣影响不只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腐蚀，它更引起了罗马社会的极度混乱。吉本认为，罗马本来对宗教采取所谓古老的宽容政策，除了几个专制者（即尼禄、图密善、戴克里先）有过几次大的排外，基督徒基本上还是能够分享帝国之下的和平。而基督徒之所以受压迫，也有它自身的原因，如基督徒本身偏狂执拗，斥责
罗马原有的多神教，自居与罗马为敌的地位，使罗马统治者不快；社会中流传着对基督徒的误解，如残杀婴儿，男女乱交等，这类谣言易煽起对基督徒的憎恶；基督教内部教派之间互不相容，互相攻讦，给前者留下口实。而基督教在取得官方宗教地位之后，其各地的主教更自恃为精神统治者，到处排挤传统异教，毁掉以往希腊罗马诸神庙宇，其做法比以往罗马皇帝对他们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了罗马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的无序化。

　　过早地对外扩张造成恶果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曾专章论述“罗马灭亡的两个原因”。他的一句至理名言意味深长：“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罗马过早地热衷于对外扩张，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埋葬了它自己。这是罗马走向灭亡的基本原因。孟德斯鸠所说的两个原因，实际就是这个基本原因在两个方面的展开。 
　　孟德斯鸠首先分析了共和国灭亡并被帝国所代替的原因。在他看来，是“帝国的伟大毁掉了共和国”，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庞大国家出现，另一方面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家机器并未成熟，罗马便用帝制来取代共和制，而这种取代本身就成了罗马走向灭亡的第一步。在他看来，当罗马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维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又是公民，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元老院的监视和控制使军事将领们不可能野心膨胀。但当罗马向欧洲其他地方扩张，向地中海各地扩张时，士兵们常常就留驻在被征服地区，并且“逐渐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将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身上，而与罗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庞培、恺撒这些军事*者们的士兵了。于是，掌握着军权的将领们拥兵自重，“不想再听命于别人”。在国内，罗马的人民也被那些保民官——所谓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引向了歧途，他们情绪极易激动，常常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当人民所拥戴的那些人在外面取得极大的权力时，元老院也就变得不起作用，“共和国也就垮台了”。帝国取代共和国，意味着罗马开始走下坡路。 
　　孟德斯鸠分析的所谓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是说，由于过早地对外扩张，罗马又采取了在客观上有损于自身威望和荣誉的做法，使这个庞大帝国逐渐丧失了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从而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和混乱。为了增强对外征服的力量，罗马把自己的公民权给了它的同盟者，后来又逐步把这种权利给了帝国境内所有的人，帝国境内除奴隶以外的几乎所有人都因之成了罗马公民。这样一来，原来环绕着罗马的那圈神圣光环不见了，罗马不再是过去那座拥有同样精神和同样追求的“人民”的城市。当同盟者即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后，罗马城就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目光看待罗马，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到了后来，那些“野心家”将别的城市居民甚至整个整个民族引进罗马，使得罗马极度混乱，“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成分复杂化，无政府状态达到了顶端。战士们在外征战时傲慢、勇敢，回到国内也就不可能十分温和，而热衷于斗争。因此，引起纠纷，引起灾难并带来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 
　　这个庞大，当然是对外扩张的结果。帝国越庞大，引起的后果也就更严重。当罗马内部矛盾不能获得解决时，常常企图将视线外移，开始新一轮扩张，最后造成帝国越来越庞大，反过来越来越激化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罗马丧失统治整个帝国的国家力量。

　　罗马人的腐化堕落

　　孟德斯鸠还鞭笞了罗马人的腐化堕落。他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传入罗马，腐蚀了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这个学派起源于希腊，因此希腊人更早受到侵蚀，更早腐化堕落。 
　　在孟德斯鸠看来，到了希腊古典文明晚期，希腊人的社会道德风气已经非常不好，人人都说谎话，因此哪怕是某个人发誓，都是没有人相信的。而罗马也受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鲜廉寡耻的人越来越多，单是西塞罗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不少这样的无耻人物。罗马出现这样的变化，与它接触希腊的时代有关。就是说，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
时，希腊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社会政治混乱，制度腐朽烂熟，思想精神颓败，已无可取之处，但却被罗马人奉为至宝，盲目地崇拜仿效，结果实际上败坏了罗马原本极富进取性的社会风气。 
　　扩张带来了巨大财富反过来也腐蚀了罗马人。孟德斯鸠说，罗马人过去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爱，并且掺入了一些宗教情感。但国家的伟大也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无限多的财富又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费。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统治阶层穷奢极欲，铺张挥霍，极大地消耗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染上了这一风气，纵情于终日玩乐，贪图安逸。这样做的后果，一是无端消耗了社会财富，导致贫困现象日益严重；二是强化了人的惰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到后来，“最初由于自己的财富而堕落下去的人，后来却由于自己的贫穷而堕落了”，因为“念念不忘过去豪富的日子并惋惜浪费掉的巨大财产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破落最易滋生罪恶。于是，在罗马便有了这样一代人，“他们自己不能有财产，却又不能容忍别人有财产”，破坏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导致社会摩擦加剧。 
　　罗马的扩张，使得社会把战争奉为高于一切，军事才能才是最高的才能、最高的道德。这种取向自然又导致社会对经济特别是工商行业的轻贱。孟德斯鸠认为，罗马公民鄙视能较快获得财富的工商行业，认为这是奴隶们才干的行当，他们自己决不做这类营生。罗马人只知道战术，只知道谋取军功，这是他们取得高级职位和荣誉的唯一道
路。因此，他们身上除了还剩下军事美德，所有其他的美德则全部丧失了。同样，他们也只知道打仗这一职业，而把支撑社会大厦的其他职业全都抛之一旁了。

　　直接劳动者丧失了生产兴趣

　　从更深层面分析，罗马社会危机并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中的直接劳动者丧失了生产兴趣，导致社会生产力几乎瓦解，从而摧垮了罗马社会的生存根基。 
　　罗马是古代奴隶制社会之最，它的主要生产者首先是成千上万的奴隶。罗马奴隶制是随着其对外扩张而发达起来的，大量的战俘作为奴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如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卖为奴隶的高卢人就达100多万。这时，整个意大利有1000万左右的人口，其中奴隶就占了400万。奴隶是可以买卖的。罗马到处有奴隶市场，在市场上买卖的奴隶，插着草签，挂着牌子，上面写明出身、年龄等状况。奴隶主要用于农业、手工业、采矿等生产部门，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奴隶一般只能工作10至15年左右。奴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角斗士，他们须在斗兽场上，或与猛兽拼斗，或与其他角斗士格斗，必以其中一方倒地为止，性命毫无保障，观赏者以他们的生死挣扎为乐。奴隶还被当做工具出租，由奴隶主收取租金。可以说，罗马概括了古代奴隶制度的各种方式。奴隶是罗马社会的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者，以大量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是罗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经济形式。完全可以说，是千百万的奴隶支撑着罗马的繁荣！ 
　　在罗马上升的时期，虽然奴隶起义造成了罗马社会的危机，但统治者还可利用奴隶劳动所建筑的物质基础，有能力奴隶的反抗，或者对统治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或改革，抑制激起奴隶起义的因素。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帝国初期奴隶地位的某种改善包括奴隶解放，就是统治者的一种主动性调整。他们看到了奴隶对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性，因而还不惜提高奴隶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待遇。如帝国鼎盛时期的安东尼皇帝就曾规定不能无缘无故地杀自己的奴隶，罗马最重要的哲学家辛尼加也忠告人们要把奴隶当做朋友看待。但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已经停止，奴隶来源开始枯竭，奴隶价格日益昂贵，使用奴隶劳动几乎无利可图，甚至还面临着奴隶经常反抗和斗争的危
险。这样，奴隶已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动力，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罗马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根基上的动摇。  
　　当然，罗马又出现了新的生产者隶农。隶农的先驱诞生较早，约当罗马共和国后期。当奴隶起义导致大庄园经济发生危机时，一些大庄园主开始改变经营方式，不再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而是将庄园土地分成小块，交给破产农民或奴隶分散耕种，这些耕种者被称为隶农。隶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不再是奴隶那样的人身占有关系，而是一种有条件的雇佣关系，他要向主人缴地租，服劳役。可以说，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这也说明，罗马奴隶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处于烂熟状态，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然而，由于奴隶制度在罗马社会处于主导地位，奴役他人的观念在统治者和奴隶主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也给新生的隶农制打下了奴隶制的烙印，隶农地位越来越与奴隶接近，越来越奴隶化，这就使得隶农也越来越丧失劳动兴趣。隶农的境遇极端恶化之时，他们也像奴隶一样发动了反抗和起义。因此，隶农虽然是新的事物，但对罗马社会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刺激和补救作用。 
　　那么，自由农民又怎么样呢？自由农民曾是罗马共和国的支柱力量，罗马正是依靠自由农民组成的公民兵军队，才完成了对地中海各地的征服。但扩张所得来的大量土地，只有富人才有财力占有和开发，从而形成大庄园制。大庄园残酷地榨取奴隶的剩余价值，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点，使得大量自由农民在竞争中破产。这些破产者流入城市，变成流氓无产者，过着寄生生活，越来越鄙视劳动，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的累赘和毒痈。随着共和后期募兵制实行、公民兵制废弃后，没有土地的自由民更多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早已习惯于寄生生活。越到后来，这种不事劳动的流氓无产者越多，3世纪时达到了80多万，他们完全靠社会养活，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接受统治
者的抚慰和招待。后期罗马设有那么多的节日，就是安慰这些流氓无产者、避免他们寻衅滋事的因素。在这种玩乐中，又消耗和浪费了多少物质财富！总之，无论奴隶，还是隶农、自由民，都已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没有其他的生产者产生。正是罗马的生产劳动者亦即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发生了问题，罗马社会才走向绝境。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杨共乐、杨俊明：《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① 指所谓享乐主义。这是孟德斯鸠对伊壁鸠鲁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伊壁鸠鲁更强调精神享乐，在物质生活方面只要求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