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 谈中国媒体和传统文化

谈中国媒体和传统文化

记者：蔡楚

    凌沧洲先生是北京作家、资深媒体人士，出版的著作有《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一个特立独行青年思想家的坦白》、《莎翁智慧》、《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等。凌先生这几年来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比较活跃，在公共话语平台上经常出现，就各种社会问题发出自己独立、大胆、有创见的声音。他尤其擅长运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公开信大都由他起草，与其他关心公益的人士联合发表，挑战人们往往习焉不察、置若罔闻的社会问题，有些公开信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比如《抵制央视，拒绝洗脑》、《再见！谎言与宣传》等，为走向公民社会的里程碑上写下了一笔。凌沧洲先生同时也是一诗人和学者，他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中收录其长诗《帝国》、《夜路》，就公开质疑：“如果人民生活得像狗一样，那么帝国的武力强大又有什么意义？！”“这是帝国的秋天，我们曾在贫瘠的土地上/在夜的河床上播种梦想••••”。凌先生近年在关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同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研究与比较，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被野蛮权力遮蔽的自由基因。近日，网络公民记者王天珞对著名作家/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录——

让喉舌们自个儿折腾去吧！

    1 ，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多次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认为公开信能达到怎样的效果？

     凌沧洲：我曾经有篇文章题目叫做《公开信----穿破专制云层的光芒》，我认为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一群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个公开信之类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们也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发表之后也不用担心被喝茶，被迫害。我们发表的公开信，像《春节文化宣言》、《清明节文化宣言》、《端午节文化宣言》、《中秋节文化宣言》，乃至《抵制央视，拒绝洗脑》，这一系列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美/英/德/法/日/意大利/新加坡甚至伊朗的电台/报纸/电视台等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和关注。我们和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第一：是表明我们公民的心声，第二：就是希望大家意识到权利的宝贵，公民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宝贵，这是核心的。

    2，站在百年中国报纸和媒体历史，你如何评价当今媒体的整体状况？

     凌沧洲：从纸媒或整个传统媒体来看，我觉得是令人悲哀的时刻。我公开发表的言论里曾提到：中国在晚清末年和民国能自由地创办报刊和出版社，可到了现在民间连自由创办报刊杂志的权利都没有了，不能自由地创办怎么能自由地发声。但另一方面，可喜的是，互联网是送给中国人民的特好的礼物，它所带来的技术方面的突破和公民发言空间的多元化，我觉得都是值得珍惜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不必太悲观。中国的媒体也在酝酿着改革，它也有改革的内在冲动，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比如前几天所谓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倒闭了，为什么倒闭，一叶知秋，它不行了嘛，它的东西没人读了嘛，经济运营也不行，这都是变化的信号。

    3，当下很多官方媒体，也在酝酿改版，您认为这个会有大的突破吗？

     凌沧洲：我认为这个不值得关注，他们改来改去，只要他们的主办者不变，只要他们的喉舌性质不变，就没有什么可读性。媒体从技术层面上有一个革命性、突破性的发展，就是公民记者的诞生，在这个网络时代，你只要有个数码相机或者能拍摄的手机，你就能担当起记者的任务来，你把事情真相拍摄下来，上网传播，就起到了传统记者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真从梦想变为了现实。而像湖北天门一个姓魏的经理拍摄城管打人时，拍摄者反被城管打死了，这就是在公民记者的路上充当了烈士。但网络上消息依然阻挡不住而走，所以互联网时代应该是希望的时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用不了很多钱就可以投资一个网站。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出任公民记者，来推动祖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宪政事业的发展。

    4，那他这种改版更多就是忽悠性质的，换汤不换药吧？

     凌沧洲：他就是一种微调，总得动一动吧，比如说希望更加适应市场。让它自身折腾去吧，观众和读者会越来越少的，我觉得这个不值得更多的关注。

    5，您如何看待新闻立法？

    凌沧洲：如果说10年前我对新闻立法还抱有某种幻想和指望的话，现在根本就不指望了，十多年来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呼来唤去，立来立去，就是难产。

    现在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研究《报刊管理暂行条例》/《出版管理条例》等，这些条例是否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如果要新闻立法的话，我觉得最好要叫《新闻自由保障法》，甚至不用新闻立法，把宪法的某些条文补充完善了，比如宪法35条，言论自由，把它说的更详细一点，公民有用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方式来发表意见的权利，我觉得加上这么一条，会胜过很多条立法。当然如果能把新闻立法弄成了，也是好事，据说在89年前就已经有新闻法的草稿了，因为当年的事件，20年来遥遥无期，这就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悲哀，在一个没有新闻立法的环境下，怎么促进新闻职业水平的提升，怎么去忠于他的职业良知？！

    6，在不遵守宪法的情况下，立法很可能立的是一种恶法，您怎么看？

    凌沧洲：这个目前他们不敢，也没有必要，他们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新闻立法肯定会滞后的，在各项改革之后，我甚至觉得哪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来了新闻立法都不见得能出来。        

文化复古主义转向僵尸

    7，近十几年来，清朝辫子戏非常流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凌沧洲：这个是文化洗脑的一部分，转折点是90年代之后，我对这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是有多篇文章分析的。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要求向蓝色文明学习，呼声比较高。枪声一响，向蓝色文明学习进程就彻底中断了，中断之后，人民面临信仰真空，文化真空，思想真空。就开始复古，如果转向文化保守主义，要是转向传统里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但它反而寻找到最僵尸、最散发臭味的一部分：专制和野蛮征服。辫子戏正是为专制和野蛮征服涂脂抹粉，为加深奴性而服务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奴才、太监满天飞，我觉得这打造了一代人的奴才思维，使一代人变得更加冷漠。

    8，但我注意到普通百姓很喜欢看这些戏？

    凌沧洲：只能说他们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作，他们看不到人类更好的精神食粮，比如《勇敢的心》，只能认同这种东西。其实中国历史中也有很多宝藏性的东西，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英雄事迹，但没有一个导演来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李连杰，他在大陆拍的电影只能拍《英雄》，最后刺客匍匐在暴君的脚下，为暴君唱赞歌，可是到了好莱坞呢，他就只能在《木乃伊3》扮演一个暴君，一个很丑陋的角色，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当然他里面也有政治功利的目的，文化最终也是功利的作用。所以很悲哀：辫子戏成为某些人洗脑的工具，而且激起了族群的分歧，激起了族群感情的不和。甚至文革之前很专制很野蛮很癫狂的时候，也没人敢给这些满清奴才们翻案。现在这些人甚嚣尘上。可以发现，没有一部影视以邹容、章太炎、徐锡麟为主角，没有一部影视以吕留良为主角，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反抗性的角色他都避免了，不拍。肯尼迪有一句话说：“看一个民族的品格，就看他追忆什么样的人”。我也有一句话：“看一个民族的品格，要到这个民族的祠堂里看看。”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寺，纪念的是那些科学家，比如牛顿，法国的先贤祠里边纪念的是伏尔泰，中国的祠堂里呢，像李卫这种奴才，盖世太保，文字狱的打手，你看以他名字命名的电视剧《李卫当官》，在多少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这个民族堕落，没有灵魂没有良知，以至于此。

先贤们的自由欲望与勇气        

    9，您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反暴的崇尚自由的基因，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凌沧洲：80年代国门初开，西化的浪潮影响很大，但极端西化派不能够完全代表国人的心声。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传承，不能看到传统文化中的宝藏，我觉得这是短视和盲目的。我们国家传统文化里有没有自由的基因呢？我认为有，但不够强烈，自由概念出现的频率不够高，严复曾讲：“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也。”他说得有道理，但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先贤没有追求自由的勇敢举动，这个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尤其是在面临被征服被奴役的情况下，涌现了很多仁人志士。我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主的传统，一直是君主专制，有时候君主开明专制，有时候君主极端专制。但是自由是相对于奴役而言的，自由和民主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从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人类追求自由的不屈的欲望，可现在有人把这些东西全都淡化处理了，电视不宣扬，主流媒体不弘扬，这是最大的民族虚无主义。有人说：“文天祥不投降是忠于专制王朝忠于南宋”，这是胡说八道！皇帝太后都投降了，太后都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不投降，这仅仅是忠于南宋朝廷吗？还有像写下“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的苏东坡，“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的郑思肖，写下“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的林景熙••••••这些人体现的勇气和追求都是中华文化的自由基因。再有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历来有很多言论英雄抨击暴政，像汉代的夏侯胜批判汉武帝。像陈蕃拒绝皇帝的诏书，像汉末党人们李膺等从容赴死，“高干”皇甫规等人以未列入党人黑名单为耻，还有一干人等嚷嚷着要自请入狱，都是对集权专制的极大挑战。再有，像汉末几次太学生集体宫门请愿，几百几千人的规模，迫使皇帝收回成命••••乃至北宋还有这种自由请愿/自由结社的余风，你不能把说古人在遏制极端权力上未作尝试，你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勇气和羡慕古人有限的各项自由——包括讲学自由/信仰自由/携带武器的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出版自由（可以自己把作品刻印了，不用通过出版检查官）/结社自由（复社大会就是最好的例子）。对比对比，照照镜子，就知道镜子内外，谁是嫦娥，谁是猪八戒，谁是暴君独夫民贼，谁是僭主寡头王八蛋。不过中国的自由的指数是不断衰减的，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汉代的人可以指斥皇帝的荒淫，揭露皇帝的私生活，那种勇气不是明清代及以后的人可以比拟的。

    10，当下中国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很多都是犬儒主义者，除了体制外，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凌沧洲：当然有，但根本原因当然是现实环境，我相信一旦现实开放，很多人就会解放自己的心灵，自由地言说。就像希腊哲人米南德所讲：“很多人不是天生的无赖，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成为了无赖。”除了现实原因，历史的原因比如文字狱，它造成的恐惧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甚至一代人，它创伤了整个民族的灵魂。这些罪恶不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当代知识分子的鞭打，我觉得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就注定要被天谴的，因为它忘记了祖先们承受的苦难，忘记了祖先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和勇气。历史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历史的好的一面，我想我们会重新找回自由和勇气的，

    11，当下中国网络上的反讽词汇越来越多，像草泥马，打酱油，河蟹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