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费孝通
刚进入21世纪不久我们就聚到一起，在红山文化的诞生地区——沈阳，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我感到很高兴。这次讨论会是我建议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辽宁省考古学会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在此表示感谢。  我是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没有专门学过考古学，但是对考古学一直很有兴趣，所以时常关心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进展。解放前，我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村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我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筹建中央民族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为了办学的需要，我们请了一些专家来讲授关于民族学的课程，但是有一门综合论述中国民族史的课程，即讲授中华民族怎样形成的这门课，一时找不到老师。无奈之下，不得不由我自己来讲。为了讲好课，我曾在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就在这些考察、学习过程中，我接触到了许多当地出土的文物，并且使我逐渐形成一个看法，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并将这个观点贯穿到教学中。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门课没能讲下去。
时隔30年以后，在1988年，我把这个观点整理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发表。文章发表以后，民委于1990年专门召集了一次讨论这篇文章的座谈会，当时苏秉琦先生出席了会议，苏先生根据对考古学材料的研究，也得出了与我相似的观点。
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地球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交通、通讯、信息等科学技术的迅猛提高，世界经济开始走向一体化。因此，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频繁地发生接触。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在一体化经济里发生碰撞的问题，从而产生矛盾，这个矛盾在21世纪里应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我们不必去争论是西方文化优越，还是东方文化优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兼容、取长补短，以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全人类的“多元一体”。要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各民族都应该进行“文化自觉”，检验一下各自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并且将各自文化中优秀的那部分发扬光大，使之互相交流、融合发展，共同创造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文明。
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点，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但是，哪些东西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呢? 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好的精神和优秀传统，能贡献给未来的世界? 我想，我们应该将那些能代表中国文化独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那部分，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并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纷繁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是西方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很少见的。我们考古学界是否可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刻的层面上阐述玉器在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意义，把考古学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
玉器应该是属于石器的一部分，不过它是美的石头。这些美的石头——美玉，从普通的石器发展成为玉器之后，这些器物本身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了，它被注入了更高一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在石器逐渐演变成美玉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字也逐步形成，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又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个从事文化事业，靠文字、靠脑力劳动谋生的士大夫阶层，正是这一批人，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赋予了文化以新的价值观念。
据一些文章分析，中国古代的玉器至少有三或四个源头：燕山南北地带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近年还有人提出，华西地区出土的玉器有它自己的特色，可以看做是另一个源头。
到了商代，各地的玉器精华辐辏中原的商朝，使商代玉器的制作技术更趋完美，玉器的社会功能得到了深化，价值观念得到了提升。到了西周，玉器更成了“礼”的载体，各阶层贵族所佩带的玉器都有严格的规定。玉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中国人赋予玉器特有的功能和观念，集中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以玉比德”，即给予玉器以温润、和谐、高洁、刚毅和坚贞等品德；提出玉有仁、义、智、勇、洁等许多美德，有所谓五德、七德、九德之说。使玉成为高洁的人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坚贞的民族气节等美好的人格与事物的象征。直到今天，我们从字典上能找到的带玉字的成语全都是褒义词，如“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现在应该将对玉器的研究提升到对其内涵意义的挖掘上，从物质切入到精神上，同价值观联系起来。我想从石器到美玉的演变，与社会组织中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从这一点出发扩展开来，应该有很多文章可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根据胡适的思想，在我国的考古学界，提出考古学要实事求是，以资料为主，资料以外的事不要多讲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十分及时的。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考古研究，应当更加注意文化的意义，因为文化的意义在当代，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就是我上面说的，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应该怎样和谐相处。这是个大问题，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
希望我们考古界的朋友，思想再解放一点，冲破“就材料论材料”的羁绊，在夏鼐和苏秉琦先生建立起的研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考古学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我虽然年纪已经大了，而且考古也不是专长，但是，十分希望继续能够和大家聚在一起开这样的讨论会。
2001年5月
（资料来源：《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群言出版社）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费孝通
中国文化向哪里去? 去年我参加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转型时期，世界经济开始走向全球化，那么世界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 我们中国文化向哪里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次会议，反映了与会者关心这个问题的急迫心情。世界形势正在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思考。我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中华民族还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延续，当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候，中华民族文化将向哪里去?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提出文化自觉，要明白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经过哪些波折，又将向哪里去。这不单单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问题，也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共同的大问题。 文化自觉最主要是回顾前人的经验，从前人的文化发展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中国历史悠久，前人留下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好下一步向哪里走，走得更稳当一些。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想到了考古学界的朋友们，想请你们考虑一下，在你们的学科中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地方，帮我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有很多事曾得益于考古学界的朋友。早年搞民族工作时，当时正在筹建人民代表大会，要了解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情况怎么样，如何才能团结成为一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尹达、曾昭遹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协助我在云南做调查，一路上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从云南的少数民族历史里，我们选择与考古学相关的南诏大理史迹的调查，绕滇池走了一圈，真是得益匪浅，通过调查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民族可以融合起来的道理，这是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事情。回京以后，我在民族学院开了一门课，用多元一体的观点来讲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所以我要感谢考古学界的朋友帮了我的忙。接下来我碰到苏秉琦同志，他从考古学上把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展也概括为多元一体的模式，得出了和我同样的观点，并且写出书来，从而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这些事实证明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助的。现在又到了需要互助推动的时候了，请考古学界的朋友帮忙，先来推动我。
我曾和几位考古学界的朋友聊天，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讨论中西文化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重要的不同，差异在哪儿。如果从远古史讲起，当时尚无纪年，也没有文字，考古学家工作的重点就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来恢复远古的历史。譬如有人告诉我玉文化是中国有特色的文化，玉器不能说外国没有，但外国人没有像我们对玉器那么重视。我想可以抓住这个特点，来弄清玉这个东西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便是我建议召开这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原因和目的。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研讨是反映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10多亿人怎么活下去，还要代代相传，我们要给子孙留下些什么东西?这里面有历史问题，从过去看将来，历史问题不搞清楚，对将来会有很多迷茫，所以考古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提出在中国玉器的文化上做些研究，其意在此。这就要依靠考古学界的朋友们了。
我是学人类学的，人类学里面应当包括考古学，可是我没有学考古学。当年我的老师史禄国，为我制定的学习计划是先学体质人类学，再学语言学，最后学社会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但是，两年以后他便离开了清华大学，我也离开清华去英国学习了。在史禄国指导下，我只读了体质人类学，懂了点人体测量，对考古学则没有接触。原来以为将来总会有机会和时间可以补上这门课程，谁料我的一生变化无常，以后再无缘补上这一课。现在，我已年逾九十，但是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我仍愿重新补上这一课。这就是我提出问题的背景。
最近我读到了一些关于考古学方面的文章，我想谈一点读后感，谈谈从中获得的教益。其中有两篇关于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
第一篇是许倬云先生写的《神祗与祖灵》。许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去年在香港我和他见过面，谈得很投机，但对他的文章却没有好好读过。在美国的中国考古学家中还有张光直先生，我在访问美国时与他见过面，交谈过，可惜今年初他去世了。我的一些考古学界的老朋友都故去了，尹达、夏鼐去世了，曾昭遹、苏秉琦先生也去世了。因此，现在我要同考古学界沟通时，只好通过比我晚一辈的朋友了，如社科院考古所的潘其风，就给过我很多帮助。
我和许倬云先生私交不深，见面交谈以后觉得他的学问确实不错。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信仰神灵上天和祖先崇拜，都与玉文化有关。许先生研究红山文化的玉器，是以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为对象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群体来研究，不是孤立的文物研究，他的着眼点是墓群，他把单体的文物纳入到一个群体之中去研究，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我自己在做民族社会调查时也如此，我不是只调查一个人，而是以一个村子为单位，要调查人与人的关系。许先生从对这一墓群的调查中看出禘郊与祖先崇拜两者之间的区别。牛河梁红山文化有两组墓地，一组葬在高地上，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随葬品中有玉器，看不见或很少见到陶器和生产工具；另一组是在低地上的墓葬，随葬品以陶器或生产工具为主，很少有玉器随葬。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意义? 玉器起什么作用? 功能学派讲究探寻活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是要研究玉器在墓主人活着的时候的意义和作用。许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所出土的玉器集中地说明，红山文化社会中有两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随葬的人，另一批是没有玉器随葬的人。有玉器随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God)的萨满(shaman)，是上天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征其身份的特别表象(或称符号symbol)，这种表象便是玉器。我认为许先生说得有道理，红山文化的玉器是一种表象，因为当时的人信奉上天，他们要通过一个人来与上天沟通，这个人要有一种特殊的法器，某些有特殊形制的玉器便成了这种人的法器。说起来很有趣，我的老师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起源在黄河流域，北方有些部族中就有萨满，他们就是一种能通灵的人。萨满起源很早，几千年来一直保留下来。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消灭的。但是，史先生在讲通古斯的萨满时没有讲过萨满是否使用玉器。在中国萨满阶层没有传下来，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没有发展出萨满文化来。
许先生认为玉器的早期功能是起通灵的作用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与上天通话。墓中只随葬陶器和生产工具的人，是不具备与上天通灵的资格的。当然，这些问题的阐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和推论，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总之，当时红山文化的社会已分化为两个阶层，上层是可以与上天通灵的人，下层则是不能通灵的生产者。这种现象不单是在红山文化中存在，在良渚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情形。
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各有各的途径。西方历史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是基督教的新教徒，这是韦伯讲过的，他有一本很大的著作：《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Protestantisch Ethik und den Geist des Kapitalismus)。
第二篇是郭大顺先生谈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文章，他相信早期玉器是可能通灵的说法，提出从“惟玉通神”发展到“以玉比德”，这一观点比许倬云的文章又有发展。玉器的内涵从通神到通人，即从表示人与天的关系发展到表示人与人的“礼”和“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宗教，从相信上天转变到推崇礼和德，要有一个过渡时期。礼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神圣化(sacred)，礼不是法，礼是大家公认的行为准则，譬如我们见面鞠躬行礼，这种行为不是强迫的，而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坐有坐相，立有立相”，随心所欲，那是不文明、没有规矩的表现。我小时候没有规矩是要挨打的。我说的这些都是平常的小事，礼最要紧的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大事，“三纲六纪”是它的最高原则。从礼到德，德是用自己的力量来约束自己，是一种内化的自觉行为，内化就是将外在的规则通过思维变成自己行为的是非标准。从礼到德的过渡是反映人们认同礼的思维过程。中国古代的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德又是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这些都是历史学家要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从有阶级的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礼便在建立，西周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春秋以后，孔子的儒家学派诞生，“以玉比德”的概念才逐步形成。
讨论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与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历史联系起来。中国古代社会分化，即社会阶层开始变化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便是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是高人一等的人，但同以前能够与天沟通的萨满不同，萨满是得天之灵的巫师，而君子则是通晓礼法的“士”。孔子只懂得“周礼”，有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问礼”。礼和法不同，法是凭外力控制，带有强制性，礼则是甘心情愿遵从的。我想从礼到德的过渡时期，文字的应用和“士”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士在有了政治地位以后，就不仅是君子，而且是“士大夫”了。
那么，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大体说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玉器的初期阶段，它主要是作为萨满同天沟通的法器而存在；第二个阶段是在文明社会中作为表现礼的等级制度的佩饰而出现；第三个阶段是把玉器作为装饰品来佩用，但把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玉器相联系起来，视玉器为人们道德品行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喜爱玉器历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玉文化的研究，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可见我们选择中国玉器与传统文化这个课题来讨论是恰当的。最后谈几点我对研究这个课题的意见：第一，要吸收一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虽然是以研究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对象的，但它要阐释的却是以人类古代社会为主体的问题，因此，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研究者不要把遗迹、遗物孤立起来，要把它们放回古代社会之中，叫被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说话。考古学家就是这些古人类遗迹、遗物的代言人。第二，要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变化的历史。考古学家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玉器做分区、分期的研究，要研究不同文化系统的玉器的特点和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考察早期玉器与萨满的关系，为什么玉器是萨满通灵的表象?为什么后来玉器又成为人的人格、行为、道德的表象?并用它来教育人。第三，我还要强调在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科学性。科学性的基础必须是经过科学发掘出来的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玉器的收集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从公元10世纪末北宋时代，一直到19世纪末叶，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利用古玉来“解经读礼”。从明代开始古玉变成了古董，成了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传世古玉中的假冒伪劣之品，逐渐充斥市场，给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世纪初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在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中，科学与非科学的斗争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终止。我希望考古学家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保卫玉文化研究的纯真性。
2001年5月
（资料来源：《费孝通伦文化与文化自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群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