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什么都不爱，只爱雷锋(中国青年报 2010-4-14)

    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安徽省全椒县，61岁的何朝海更愿意说自己是福建省沙县人。

    “1960年大饥荒外出讨饭到沙县，那里的一户人家救了我，给我上了户口。”坐在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院子里，馆长何朝海解释说，是在沙县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这一生。

    院子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他在1989年花10万元买下，户主则写的是“雷锋资料展览馆”。

    里面陈列着雷锋生前用过的马灯、读过的《毛泽东选集》、训练时用过的木枪和存折照片等物件。搜集这些东西，前后花了何朝海几十年。

    不过，这些物件只能在白天里看见。因为缴不起安装费，陈列室里没电。到了冬天没暖气，水管被冻住后，则会没水。

    作为一家民办展览馆，老何已经苦苦坚持了30年。如今，满眼荒草和树枝的院子里，24间平房已经失修，墙上的标语也已模糊。白天会有志愿者来帮忙，而夜晚只有小狗“小不点”陪在老何身边。

    院子周围，是近几年新建的一座座居民楼，但晚上亮灯的没几户。“那都是人家的第二套、第三套房了。”老何说。他至今没房子，在夜里看到这场景，常觉得心酸。

    不过，一旦跟人谈起雷锋精神，他瞬间会由心酸变得兴奋。

    前不久在火车上，他正吃方便面，得知他身份的列车员指着他问道：“您说句实话，一个只活了22年的人，有什么可学的？”

    老何告诉他，雷锋6年做了200多件好事，还送给他一本有关雷锋的书。接下来，他又不厌其烦，系统讲解了他从雷锋身上总结出来的“五子精神”，听得列车员瞪大了眼睛。

    这位列车员不知道，像这样宣传雷锋精神，对老何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在雷锋逝世后的48年里，老何有47年所做的事情，大都与学雷锋有关。

    1982年，何朝海从北京复员还不到一个月，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请了回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想请他担任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在复员之前，他是北京知名的“学雷锋标兵”。

    1963年，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第三天，14岁的何朝海便和6个沙县青年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两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了雷锋精神文艺宣传队。宣传之余，他会去农村拾粪、给工厂干活，还会到车站擦栏杆。这一切都被写进他的档案。

    正是有了这份档案，何朝海在19岁入伍后，便被列为“学雷锋标兵”，和其他19个战士一起专职学雷锋。

    他不仅不用扛大炮，而且在3个月后入了团，3年后就提了干。“他们说我比雷锋有福，雷锋22岁就走了，我22岁就当了官。”回忆起这些，老何一脸的幸福。

    1973年3月5日，他更是因为学雷锋荣立三等功。部队政治处还专门举行何朝海学雷锋事迹展和演唱会。

    而他蹬着大三轮，拉着展板巡回宣传雷锋精神的情景，据说还上了新闻联播，他还被北京市的100多所大中小学聘为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更令他自豪的是，那时他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会被人认出。

    这种自豪，如今在老何回忆往事时隐约可见。但更多时候，他感受更深刻的是尴尬和失望。

    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老何去宣传雷锋精神。这座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竟然对雷锋有兴趣，令何朝海备感惊喜。他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

    不料上火车时，他被列车员拦住，理由很简单，“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

    听到“死人像”的说法，老何及时纠正道：“这是雷锋像。”

    “那得买票。”列车员说。

    何朝海打算买张硬座票，列车员又发话了，“雷锋坐什么座位啊？得买卧铺。”由于上铺和中铺都放不下，他只好花300多块钱，为雷锋塑像买了张下铺票。

    15年过去了，这事老何至今想不通。

    他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搞学雷锋展览，他们从天安门到永定门，面包车逆行时被警察拦住。看到车里装着雷锋塑像和展板，警察了解情况后，连忙对雷锋塑像敬礼，说“对不起”，然后立即放行。

    那时他讲雷锋的故事，唱雷锋的歌，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正常，也有人听。1981年,这个专职的“学雷锋标兵”，开始收集关于雷锋的照片、诗文和发言稿等物件，在西单附近的新文化街建起雷锋资料展览馆。他还为小儿子取名“何弘扬”，希望他能弘扬雷锋精神。

    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信仰也没那么坚定”。那19个跟他一起学雷锋的战友，由于“家庭观念强”，早在1976年已陆续离开。

    展览馆在坚持8年后，不得不搬到城郊这座院子里。参观的人越来越少，还有人找上门质问：“国家要挣钱，你们要奉献，这不是跟国家唱对台戏吗？”

    老何则坚持声称学雷锋没错。但他也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不仅如此，展览馆从1991年开始受人干扰。那些一贯紧跟国家政策和命令的人，以前是积极支持学雷锋的，但现在认为学雷锋是跟国家作对。有个干部，找老何买了3000本学雷锋的书，如今20年过去了，那张6000块钱的欠条一直没兑现。

    与此同时，老何因为搞展览不去单位上班，经常被扣工资。最少的两个月，他每月只领到30多元钱。

    这一切都没有让自称“没有家的观念”的老何关闭展览馆。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也常跟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但每天还是会把陈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人求助时，他也会尽力支援。

    2002年，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拆迁户因为拆迁补偿不到位，找到何朝海，希望这个“代表雷锋，可以主持正义”的人前去协调。何朝海便亲自出面，事情最终协调得很圆满。

    江苏一户人家也曾找到他，何朝海便给当地政府发了一封公函，上面写着，“亲爱的人民政府：希望你们能弘扬一次雷锋精神，把这些农民兄弟和下岗工人当做自己的亲人，那么拆迁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结果，他郑重地盖上“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公章的这封公函，基本没管用。

    而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不由得感叹，“没钱、没权、没物质力量，根本不行。”

    2004年的一天早上，老何起床后发现，展览馆大门口被堵上了五六米长的水泥楼板。他将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一位领导却说，大家都向钱看，学什么雷锋啊？

    大门一直被堵到2006年。这一年3月5日，北京海迪小学的2000多名学生来参观，这也是展览馆历史上接待人数最多的一天。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从楼板上往下跳，何朝海的心一直揪着，怕出意外。

    在门被堵时，何朝海则反问自己，“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我要往低处走呢？”在被请回北京后，何朝海先是在教育部中学司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来，他决定还是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当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

    “我33岁已经是正处级秘书，如果一直留在教育部里，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他苦笑着说，他也曾后悔过。

    但在副馆长卢素敏的记忆里，“社会在变，馆长始终没变”。每次开会时，何馆长总会强调，“一定要坚持下来”。

    去年冬天，老何生病了，没钱治。他和儿子何弘扬找到区教委，讨要1996年以来停发的工资。教委的一个领导劈头问道，“学雷锋的要什么工资？”然后告诉老何，“谁让你学雷锋，你找谁去！”

    “党让我去的，我都有批件。”他还未来得及拿出当年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批件，领导已经指示，“那谁批的，你找谁要去。”

    这种经历近乎羞辱，但想到也有人说自己“是对党忠诚”，通过建展览馆，在北京给雷锋上了户口，他就觉得欣慰，并决定咬牙坚持。

    只是他发现，这种坚持真的越来越难了。前几年，他主持召开全国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其间要观看1964年拍摄的影片《雷锋》。结果这个地级市和附近的中小城市，根本找不到拷贝。该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好不容易在省城才找到拷贝，但对方只卖不借，主任只好花3000多元钱买下。何朝海兴冲冲地通知与会代表看电影，结果200多个代表，去看的寥寥无几。

    这件事让何朝海伤心和失望了好一阵子。

    “老人一生中，什么都不爱，就只爱雷锋。”卢素敏说。她曾听到有人嘲笑她和老何，“傻得家里都不像家的样子了，还学雷锋”。

    而在老何的心中，沙县尽管没有他的家，他还是更愿意说自己是沙县人，因为那里才是他这一生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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