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一个四川中学生的饥饿记忆

 
2010年03月10日 10:56 先锋国家历史
 
本文节选自《先锋国家历史》杂志，2010年第3期，作者：杨霞丹
我的家乡武胜县中心镇，是个偏远古老的小镇，位于四川省东北边，浩浩荡荡的嘉陵江绕城而过。1959—1961年，我十二、三岁，初中阶段。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吃公共食堂饿了几年肚子。那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至今难忘。一边回忆，一边忍不住流泪。
一
1958年，全国人民轰轰烈烈“超英赶美”大跃进。我小学五年级，生病休学半年，算是半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红苕大丰收，听说烂在地里没人要。街上的宣传栏宣传“红苕的营养价值最高”，南街口那个馆子还摆了二、三十种用红苕做主料的菜品，油炸红苕丸子呀，油炸红苕丝丝呀，给小镇家庭主妇们做示范。
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弟也住校过集体生活了。晚上我跟着妈去看弟娃，走进学校朝杨家堰方向那个大门，却意外看见好多老师，围着一个比人还高的黄泥巴炉子在大炼钢铁。站在人字梯上的男老师，把大家传递给他的门板块块呀板凳脚脚呀铁锅呀铁锁呀统统往炉子里丢，火烧得呼呼的。
小学大门外杨家堰一块地，麦苗儿青油油的，插了一块木板板，红字写的“小麦亩产5千斤试验田”，过了几天，变成了“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当然，我这个10来岁的妹崽儿，对五千斤，一万斤，都没有什么具体概念实际印象。
镇上办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不煮饭了，铁锅也交上去炼钢铁了。妈一天三次，到隔了两三条街的无逸街食堂去把饭背回来，妈、婆婆、我、小弟娃吃。我也去背了几回，背篼里一个小瓦钵装饭，上盖一个木盖盖。晴天还好点，遇到下雨天，我头戴个大寮叶壳壳，背篼里还要给饭钵盖个小草帽。人又矮，那寮叶壳壳就挎哒挎哒敲打背篼口口，脚上系的干谷草脚码子（稻草搓成粗绳子捆在脚上或布鞋上，下雨天泥泞路上防滑）吧嗒啪嗒在杨家堰泥巴田坎路上一溜一滑。有一天一个扑趴跟头，背篼歪倒在田坎上，半钵钵稀饭也倒在田坎上，我放声大哭。
在食堂打饭的拥挤人群中，我小半个脑袋露在柜台上方，丝毫引不起那个右脸颊上有疤疤的炊事员的注意。一般是排在前后左右的大人都打上饭走了，才轮到我。食堂里先是天天干饭，后来变成水煮面块块，再后来就是清汤寡水的稀饭了。
那疤疤炊事员的饭勺子特别会认人。遇到那些熟识的大人，那些点头哈腰招呼她的人，那饭勺子就钻到稀饭底层去捞干的，而遇到我这样不起眼的小妹崽，她那饭勺子就在稀饭面上榨清汤汤。我敢怨而不敢言（此处不是我把“怒”错打成“怨”，是实实在在的“怨”），在心里赌咒发誓：不公平！不公平！你脸上那个疤疤还要长大！等我二天掌勺勺了……哼！
在城镇农村都吃公共食堂的年月，我到老家龙王塘乡头去过两次。食堂在杨家老院子里，一张挨一张的方桌子，几十上百人在一起吃饭。现在想来，肯定是各家各户把自家的桌子板凳搬去的。那天吃的是“桂花饭”，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饭名字。不是现在的鸡蛋桂花饭，是玉米渣渣和大米煮的干饭，很香。今天判断，当时肯定是公共食堂诞生之初，“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实现”，敞开肚子吃饭不要钱的鼎盛时期。
还有一次，快过年了，妈从悄悄藏下来的一点米中，称了一斤叫我到乡头去换几斤红苕。原来一斤米可换5斤红苕。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一斤米只能换4斤了。不过，4斤红苕总比一斤米的体积大。
下午，提着那四五斤红苕往家里赶。听大人说的，好手难提4两，硬是沉！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越提那红苕越重；左脚打右脚，右脚打左脚，越走越走不动。又害怕天黑了封渡过不了江，又害怕悬崖上的大石头滚下来砸倒脑壳。爬坡上坎走走歇歇，气喘吁吁歇歇走走，终于在擦黑前过了嘉陵江。在东门河坝头，望到上街那百多步石梯坎，望到坡坡上那些人户屋头透出来的灯光，真想大哭一场。
二
1959年秋天，上初中了，特别兴奋的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专用碗”——一个小粗瓷碗。啊啊！我是中学生了！终于可以像小时候羡慕得流口水的中学生那样吃学生食堂了。
学生食堂在南门河坝高家院子。当时学校高、初中共6个年级，每个年级4个班，应该是1千多学生吧。教室在山上，食堂在河坝，距离大约千米左右。一日三餐，学生人流就像几条瀑布从山坡倾泻而下向食堂汇聚。侯让之校长对新生第一次入学教育，我现在只记得这一句：“食堂远一点是好事，饭后百步走，要活九十九。”
吃学生食堂第一餐，看见十来个男生一窝蜂冲向半人高的大饭甑子，很快形成一个厚厚的包围圈，一些精灵女生也不甘示弱，从男生肩膀空隙处拼命往里挤。我惊呆了，哪里是舀饭，简直像抢饭，冲锋打仗一样。我又瘦又小，挤不进去，也不敢去挤，只有远远地站着，等他们舀完了再去。他们有的拿斗碗，有的是大盅盅，压得紧紧的一斗碗或一大盅干饭，一拨人挤出来又一拨拥上去。
等我到饭甑子边，已经露底底了，勉强几颗几颗地刨到半碗冷饭。这样三四天，顿顿挨饿。读高中的哥说我太斯文了，碗也太小了。心想星期六回家去换个大碗（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学什么斯文哟！
好在这样的“分菜到桌，自由舀饭”的混乱大战没有延续几天。食堂很快改成菜、饭都分到桌。8个人一桌，每桌半脸盆蒸饭，半盆菜汤（菜盆的口径比饭盆小很多）。那菜汤就是海白菜（现在喊“莲花白”）老叶子或萝卜缨缨、牛皮菜煮的。渐渐地，米饭变成了半盆水煮红苕砣砣，或者半盆水煮玉米颗颗，或者半盆高粱面蒸的馍馍，或者半盆清汤寡水的稀饭或高粱面糊糊。
我们每个班要轮流帮厨，很多时候就是砍红苕砣砣。没有案板和砧板之类，右手执菜刀，左手拿红苕，对着装红苕的背篼箩筐，就这样一刀一刀砍下去，一次我失手把自己的大拇指砍得血糊淋漓的。
学生伙食费每月三元六角。学生平均供应口粮标准22斤。学校再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25、21、17斤。我是最低年级、女生，当然是丙等17斤。平均每天不到6两，一餐不到2两。如果以现在一些人家以鸡鸭鱼肉蛋奶菜果为主食，粮米为辅食，有的美女为减肥晚餐不吃一颗米饭的标准计算，一个人一个月吃不了17斤粮食。可那时是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半点油星星，更不说鸡鸭鱼肉了。其他副食品也奇缺，过年时一户人才有2两花生票，3两粉条票，半斤红糖票之类。
正该长身体的时候，吃那2两量的包谷、高粱、红苕（一斤米折合4—5斤红苕）饿得很快。一个个饿得痨肠刮肚，走路都打偏偏。饥饿感撕破了少男少女“同窗”的温情面纱。不管男生女生，每一桌都分饭，同桌8个人轮流执政，用篾片刀“划饭”“划馍馍”。当然也有“执政者”不知是手艺不到家或者是有私心，或许自己碗里那几砣红苕明显大一点，或许某个不友好者碗里的高粱面馍馍明显小一点，于是同桌抗议声四起，被亏欠者眼泪水婆娑，只有马上做纸砣坨抓阄儿，才能解决矛盾。
为求分米饭、红苕、包谷、高粱馍的公平均匀，也不晓得是哪个精灵鬼发明了“哑巴称”：一根竹筷子穿几根细索索吊个蔑圈圈，秤砣就是一砣鹅卵石或者小石块。饭“划”开分好了，还要一份一份称一下，多退少添。这项发明一下子就风行全食堂。还有一些男生自做一把像模像样的木勺子，插在本是插钢笔的左胸衣服口袋上。吃包谷颗颗时，木勺子舀起一颗来，欣赏一会儿，才细嚼慢咽缓缓吞下去。不知是自我安慰辘辘的饥肠或是抑制抚慰饥渴的心？
今天，我臆想，每一餐饭都是一堂生存教育实践课，一堂公平交易操作课。这些十几岁的娃儿妹崽发明的哑巴称、木勺子如果保留到今天，说不定可以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物见证，说不定还可以申请个什么奖。我们那些喝腻了牛奶只喝可口可乐，吃腻了鸡蛋只吃肯德基的宝贝儿，说不定以为这些东东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土星人的什么玩具。
在学校吃不饱，大家只有眼巴巴地望到星期六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女同学大刘的爸爸在镇上馆子头煮面，星期天晚上她在寝室头夸嘴“爸给我下了一大碗清汤面，还放了味精的”，我羡慕得口水流出来打湿了半边枕头，当时就认定“在馆子头”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后来在西充县馆子头卖了几年票，总算圆了少女梦）。
一个清平乡的小个子刘躲在铺盖笼笼里，牙齿嘎嘣嘎嘣响。第二天，挨着她睡的邻铺悄悄告诉大家，小个子刘那个宝贝瓶瓶里装的一瓶耗子肉颗颗，还请她吃了一颗，香得不摆了！
我们女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贝瓶瓶，大的如漱口盅，小的如酒杯。一个家在农村、成绩稀孬的同学，大瓶子里倒出来几个李子或者一把红苕干，赢得了家在街上、以前一点都瞧不起她的副班长的好感以至姐妹相称。我的拇指大的小瓶子头有半瓶油炒盐巴，揣在裤包里，心头难受得实在受不了时，就抹几颗盐巴在舌头上，吞一口口水。那时，一户人每个月定量半斤盐，那小半瓶盐巴也是妈特别心痛我优待我的啊！
有个星期六，我端上分得的二两白米干饭，还在路上扯了小半背篼鹅儿草，心想回家煮成野菜稀饭要吃得饱一些。那晓得妈误解为我已经在学校吃过了，这碗饭是我送给他们吃的，她和二弟、三弟分吃野菜稀饭时，没有喊我，也根本没有给我分一份。我那个饿呀，委屈呀，和着眼泪水哗哗往肚子里流。——这个小故事一直保密到今天。
一些男生与饥饿斗争的手段和女生不同，他们要轮班在农场守夜。那些茄子冬瓜、包谷红苕就成了他们半夜三更的篝火晚餐。学校明知，可能也无法阻止。我记得邓老师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嫩冬瓜的埋怨》含蓄委婉地批评。还有一男生与同学打赌，一次是一口吃下二两一个的馒头，一次是一口吃下80颗胡豆，他梗得脸青面黑脖子粗差点噎死，终于还是赢了，结果输家出了饭票，双方都遭老师一顿狠批。
我胃病吃不下饭，每顿分的半碗红苕砣砣都要给哥端去，我至今都记得哥哥同桌那些男生绿眉绿眼的、恨不得在我碗中夹一砣红苕的眼神。自己只喝几口汤。拉肚子几个月，拉成了一根软塌塌的面条，身高约1.4米多，体重才40来斤。
三
大约是1960年暑假里一天，用橡皮弹弓子打雀儿几乎百发百中的大弟提了一只死麻雀回家，二弟、三弟雀跃欢呼：“今天要吃嘎嘎哟！吃嘎嘎哟！”（嘎嘎，川北方言，指肉）。连续大天干，溪沟里水都没有了，山坡坡上的竹子也干死了，麻雀都快绝种了，他今天还运气好，打到一只麻雀！
麻雀是“四害”之一，重点消灭对象。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办法是“人海战术，疲劳轰炸”。小镇中学和小学的师生，还有小镇居民，几百上千人浩浩荡荡地到田野里去“吆（赶）麻雀”，我们觉得比过年还闹热好耍。满山遍野敲锣的、打鼓的，敲洗脸盆的、敲瓦罐罐的，敲得山摇地动。更多的人挥舞着竹竿“啊啊——哇哇”地拼命吆喝，嘈声杂音惊天动地、持续不断，把麻雀惊得满天飞。可怜的小麻雀飞累了，也找不着可以落落脚歇一歇的树枝竹林，累断了翅膀吓破了胆，就像黑雨点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回去时，几乎人人手上都提着死麻雀。这样吆赶了好多天，麻雀几乎绝迹了。
大弟神情专注地给麻雀扯毛、破肚、洒点盐巴，然后用一张南瓜叶叶包好，又糊上一层稀泥巴，就丢进灶孔的余火热灰中埋起来。我们姐弟四个就坐在柴灶门口边，眼巴巴地守候着。
几个月都没吃肉了，好想吃肉哟！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吃肉还是在过年时。我妈在打白头霜的寒风中半夜起来排队，排了好几个小时，凭户口本每人供应二两，买了一斤肉。我妈拿着巴掌大的一小块肉又喜又愁。喜的是这点肉好歹可以润滑一下一家人快要生锈了的肠子。愁的是这点肉煮熟了才一小碗，几个娃娃争的争，抢的抢，大的哭，小的闹，筷子打架要把桌子掀翻。大娃小崽都是妈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亏欠了哪个她都心痛。我妈就想了个办法，用大针穿上扎鞋底的粗麻线，把切成薄片的肉串成串串，肥瘦搭配，每串四、五片。拌点米粉子，蒸熟了一人一串。看着我妈切肉、串肉，我心里好佩服她，她简直是个天才发明家。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新疆羊肉串哟。
过了一哈哈儿，大概小半节课那么久吧（那时家里可没有钟呀表呀什么的），麻雀肉的香味都闻得到了，馋得人口水长流。我一边吞口水一边想，要是前两年不吆死那么多麻雀，今天神枪手大弟打它个五、六只，我们一个人一只，那才安逸哟！
大弟小心翼翼地从灶灰中掏出麻雀，剥去滚烫的烧硬了的泥巴，红嫩嫩的麻雀肉就显出来了。哎呀！烧熟了的麻雀怎么那么小呀？！小得像只蟋蟀。我们几个眼鼓鼓地望着它。大弟不声不响地把麻雀撕扯开，摊在手掌上，然后非常权威地分配：“胸脯子肉姐一块，给妈留一块。你们两个小弟娃，一人一个翅膀一条腿，麻雀脑壳是我的。”
我伸出两个手指头夹起那一小块胸脯肉，它是麻雀身上最肥厚的部位，却也只有半颗干胡豆大。我馋得喉咙管都伸出爪爪了，不记得是狼吞虎咽般一口吞下，或者是撕成丝丝细嚼慢咽，反正是香得连舌头都差点吞下去了。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的美味。
那年给妈做80大寿，人到中年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当官的、从文的、经商的，个个肥头大耳，红光满面。寿宴上不知怎么七嘴八舌扯到烧麻雀的往事，事隔30多年，居然人人记得清清楚楚。二弟说：“那麻雀脚爪爪，一根光骨头，嚼起来香得很。”三弟说：“麻雀的翅膀上还有毛桩桩，我也一起吃下去了。”当年打麻雀、烧麻雀、分麻雀而自己只吃了一个麻雀脑壳的大弟，而今是名声在外的电器维修专家，他憨憨地笑着，一言未发。
侄儿侄女们像听天方夜谭，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叹不已：“哇塞！一个麻雀五个人吃！？塞牙缝缝都不够呀！‘神枪手’好伟大哟！好有人性美哟！好有亲情哟！可以写成小说了！”
四
体育课停上了，劳动课却不断增加。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儿妹崽，也做不了好多大活路，好多回在北门河对门上游坝去，割麦子呀，扯油菜杆杆呀，来回几里路拖棉花杆杆呀，拖红苕藤藤呀。有一回还步行40多里路到兴隆场马路边去搞什么“示范”农田，我买的一双新草鞋都走烂了。晚上，男生女生各在一间黑黢黢的土屋里滚干谷草地铺，有的叫挤到了睡不着哟，有的哭灰虱子咬死了哟！第二天早上，发现门板上写着“猪圈牛舍狗窝”几个粗粗大大的粉笔字。一清查，魏班长写的。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他。回校后魏站到黑板前头，被“帮助”了好几回。
更多的是在南门河坝学校的农场劳动——那里以前是个劳改农场。有劳动表现不积极的学生，就遭开班会“帮助”。我瘦小多病，参加的劳动主要是打猪草，完不成任务就扣饭票。有一回，我也被帮助了一下，不过没站黑板。那次是挖什么堰塘。那个姓向的男生说：“我挑起两箢篼泥巴要走，她拉倒后箢篼不要我走，结果少担了一挑。”我激动得面红耳赤，本来是半开玩笑半挣表现，拉着后箢篼说再加几砣泥巴，结果成了“破坏劳动”。从此，没和此生说半句话。
高中的男生，一批一批十天半个月地派出去嘉陵江上拉船，我哥就去过，拉煤炭。据说他们的“下饭菜”就是盐水里泡过的鹅卵石，吃几口饭，舔一下盐味。
高中女同学和我们班年龄大点的女娃有的来“那个”了，买不到草纸，个别胆大的悄悄到图书室去撕书，学校就翻出发黄的老卷子分发代用。
父亲得了当时比比皆是的水肿病，脸肿胀得像个气球，在区医院住院半个多月还下不了床。我妈想横了，搜刮尽家里最后一颗米，一个搪瓷大盅盅蒸了六两米干饭，爸一口接一口吃得干干净净。不可思议！他居然没遭“最后的晚餐”胀死，还活过来了！
啊，我父亲还是什么统战对象，有特供。那特供就是一个月一斤黑乎乎的米糠饼子。直到2009年底回武胜参加首届庖汤民俗文化节，我才从武胜县委老统战部长刁锡浦（也是我父亲学生）口中得知，我父亲是武胜县解放委员会13个委员之一，怪不得是统战对象。
时而听说一些老师因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对现实不满，散布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或被精简下放到农村。
国家供应不起学生口粮了，（当时农村学生考上中学就吃“供应粮”，后来这个政策也因自然灾害而改变）学生也要精简下放。我们班的聂云同学，是被下放回家的几十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不满13岁，也是地主子女。当小学老师的妈妈来接他时大放悲声，聂同学一声不吭，面色惨白。
一天听爸悄悄告诉妈，学校有三四个老师到东街馆子吃饭。那时馆子是“定时”卖一点蒸的罐罐饭、碗碗饭，一般二两米蒸一罐（碗），二两粮票四分钱（五分钱？）买一罐（碗）。菜就是水煮萝卜缨缨牛皮菜，盐味都没得。我既没有粮票也没有钱，从来没有进过馆子。后来一个服务员在桌子下发现了一小砣饭，掰开一颗一颗数，有70多颗！这还了得！天大的浪费！马上告到学校。学校就喊那几个老师互相揭发交代是谁犯此大罪。我心头想，哎！那些老师怎么那么粗心大意的，没有看见地上这砣饭？换了我，一定偷偷捡起来藏起悄悄吃。
59年、60年、61年饿饭的记忆最深，这种饥饿感、饥饿恐惧感刻骨铭心，一直延续十几年。直到现在，舍不得倒掉一点点儿残汤剩水。一颗米饭掉在地上，马上就要捡起来放进嘴巴。饥饿“后遗症”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心坎上，融进血液里，我并不以为羞。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样的感觉，就不会那样娇奢，那样贪图享受了。
附回帖一篇：作者是我的老乡，武胜中心镇的，而我是武胜飞龙镇的，中心镇是原武胜的老县城，经济应该比我们镇相对好点，我的父母与作者同龄，他们的说法同作者说的差不多，武胜属于丘陵地带，对农村来说，一般住在崖上的比住在崖下（洼地）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我母亲出生在1948年，兄妹十个，排行第九，我老爸出生在1950年，兄妹六个，排行第五，属于同村同队不同院，我们小队有三个大院，差不多有两百多号人，没有一个是饿死的，不过我的远房亲戚（住崖下的）有被饿的，但在我家附近几个村，差不多有四五千人，没有听说谁被饿的，只是经常听长辈说某某那个时候饿得哭，本来就吃饱，越哭越饿，到现在还是他们的笑资。
至于我个人出生在七十年代中期，所谓的吃观音土（一种白色泥土）没发生在那三年，竟在我出生的那几年出现了，我是喝稀饭穿破烂长大的，以至于九九年毕业时的愿望是餐餐有肉吃！
 
你该问问当时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啊.
为了平息对李的不满，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不少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1961年，邓小平任命李井泉为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1978年，邓小平重新夺取最高权力后，鉴于李年事已高，很难胜任省部级工作，在四川又民愤极大，同时邓又在搞年轻化，所以邓只好给李一个人大常委职务。



你该问问当时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啊.

1959年4月，毛//泽//东《党内通信》发出，要求发到全国生产队一级，而李//井//泉而李竟然扣留下这封信，在全省干部会议上继续推行五//风，把反对者都打成反//革//命，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扬，导致四川省纠正五//风比其它省分晚了一年多，为四川省大面积死人埋下了伏笔。
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其实是大跃进中大搞浮夸，粮食减产，又外调太多。因此天府之国也大量饿死人。

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李井泉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后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指挥，在此期间，李因为执行邓的政策得力，多次受到邓的表扬，1952年，邓小平在调离西南的时候，写报告给中央，推荐李任四川省委书记，同年9月，李被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此后李到中央去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邓是四川人），去看望邓小平，两家来往非常密切。1956年邓任总书记后，就向毛泽东推荐李井泉，1958年，李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恃有邓小平，在四川搞独立王国，把不同意见者都打成反革命，同时追随邓小平，在四川大搞五风，导致四川死了不少人。终于天怨人怒。

为了平息对李的不满，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不少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1961年，邓小平任命李井泉为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


1978年，邓小平重新夺取最高权力后，鉴于李年事已高，很难胜任省部级工作，在四川又民愤极大，同时邓又在搞年轻化，所以邓只好给李一个人大常委职务。

1989年4月24日，李去世，邓小平在李井泉的追悼词上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字样，作为对自己亲信一生的褒奖。
李井泉说，为了怕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发下去起副作用，便在毛的指示前加上自己的批语："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不准地市再往下发，接着又要求各市地把这个指示通通收回。

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以私养为主"。李井泉则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959年6月，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而李井泉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

1959年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还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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