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陶铸夫人曾志的一些历史披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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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夫人曾志的一些历史披露（上）
作者：单世联
妇女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极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还得承受夫权的横行。从"五四"时代的反对小脚、走出家庭到革命时代舞枪弄棒、参与政治，现代妇女一改传统造型，"不爱红装爱武装"。虽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女革命者较少展露女儿本色，但女革命者回忆录还是提供了更丰富的革命场景。
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一书值得细读。
１ 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５１─５２）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９５）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１９２５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１）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 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２）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 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１９５８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５２）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１９３９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２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１９２７年４月，与夏明震结婚，１９２８年３月夏明震牺牲；
１９２８年４月，与蔡协民结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１４５）
１９３３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页２９）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６５）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上页１０３）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上页１５１）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上页１５１）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下页３９８）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页６５）１９３２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那时我才２３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上页２０８）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上页２０９）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上页２０７）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３ 农民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１９２８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共产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 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上页５５）２８年３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上页６０─６２）
中国农民众多，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野蛮，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 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共产党也没有经验。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共产党的指向，以其全部疯狂杀向共产党的敌人。
４ 革命热情与左
湘南民变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这个看起来荒唐的举措不但有御敌的策略考虑，也是革命的本能。曾志不是一个极左派，但她也有过一次冲动：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上页５１）
革命的狂热当然是指行为的极端；行为的极端基于认识的偏执。中国共产革命从" 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极端、不狂热，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势的。推翻旧世界决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结构，也包括破坏一切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和象征符号，门楼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护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军凭依的障碍，当然要烧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矫枉必过正"的道理。当革命被宣传为一切行动的标准、被奉为神圣之时，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都必须为革命牺牲、为革命让步。
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志，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哪怕这一行为没有积极意义。
５ 玩 笑
毛泽东以语言幽默著称，其喜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无数革命的"老粗们"顿首折服。但也有不得体的时候。曾志记得井冈山上一个玩笑：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上页９１─９２）
上下级之间有这样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在当时的革命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毛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革命者也不拒绝美的魅力，只是当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确实不很得体。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顾任何礼俗惯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维护。
毛泽东天性浪漫，这种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相当的民主性，当时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 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丁玲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３）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下页３２９）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毛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一幕闹剧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毛告诉曾志，"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下页３２９）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顾自己传统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为政治上的助手。贺子珍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毛失意时的表现说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势来确定自己对毛的态度的。党内生活的惯例，当一个人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时，他是不可能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只要这个亲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贺子珍"不怎么理他"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毛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从而贺子珍的态度在他看来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么理他"，而是因为这事发生毛受到打击时。生活上不理，政治上无助，两人分手自是必然。
６ 朱德划线
１９２９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败北，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上页９４）
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较量。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志是毛派，但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上页１３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党内斗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毛要的是铁杆中坚，是死心塌地的拥护者。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７ 同志
闽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后任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当地称为"北詹"。詹如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革命坚决。"（上页１６６）但对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不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作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上页１６６─１６７）
作者：单世联
妇女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极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还得承受夫权的横行。从"五四"时代的反对小脚、走出家庭到革命时代舞枪弄棒、参与政治，现代妇女一改传统造型，"不爱红装爱武装"。虽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女革命者较少展露女儿本色，但女革命者回忆录还是提供了更丰富的革命场景。
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一书值得细读。
１ 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５１─５２）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９５）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１９２５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１）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 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２）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 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１９５８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５２）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１９３９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２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１９２７年４月，与夏明震结婚，１９２８年３月夏明震牺牲；
１９２８年４月，与蔡协民结婚，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１４５）
１９３３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页２９）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６５）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上页１０３）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上页１５１）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上页１５１）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下页３９８）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页６５）１９３２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那时我才２３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上页２０８）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上页２０９）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上页２０７）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３ 农民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１９２８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共产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 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上页５５）２８年３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上页６０─６２）
中国农民众多，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野蛮，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 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共产党也没有经验。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共产党的指向，以其全部疯狂杀向共产党的敌人。
４ 革命热情与左
湘南民变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这个看起来荒唐的举措不但有御敌的策略考虑，也是革命的本能。曾志不是一个极左派，但她也有过一次冲动：
那时在我的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仗着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个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详地笑了笑走了。（上页５１）
革命的狂热当然是指行为的极端；行为的极端基于认识的偏执。中国共产革命从" 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极端、不狂热，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势的。推翻旧世界决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结构，也包括破坏一切与之相关的物质存在和象征符号，门楼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护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军凭依的障碍，当然要烧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矫枉必过正"的道理。当革命被宣传为一切行动的标准、被奉为神圣之时，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一切都必须为革命牺牲、为革命让步。
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志，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哪怕这一行为没有积极意义。
５ 玩 笑
毛泽东以语言幽默著称，其喜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无数革命的"老粗们"顿首折服。但也有不得体的时候。曾志记得井冈山上一个玩笑：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上页９１─９２）
上下级之间有这样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在当时的革命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毛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革命者也不拒绝美的魅力，只是当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确实不很得体。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顾任何礼俗惯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维护。
毛泽东天性浪漫，这种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相当的民主性，当时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 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丁玲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３）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下页３２９）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毛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一幕闹剧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毛告诉曾志，"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下页３２９）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顾自己传统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为政治上的助手。贺子珍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毛失意时的表现说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势来确定自己对毛的态度的。党内生活的惯例，当一个人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时，他是不可能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只要这个亲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贺子珍"不怎么理他"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毛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从而贺子珍的态度在他看来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么理他"，而是因为这事发生毛受到打击时。生活上不理，政治上无助，两人分手自是必然。
６ 朱德划线
１９２９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败北，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上页９４）
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较量。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志是毛派，但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上页１３１）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党内斗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毛要的是铁杆中坚，是死心塌地的拥护者。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７ 同志
闽东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福安中心县委书记（后任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当地称为"北詹"。詹如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革命坚决。"（上页１６６）但对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必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不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作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上页１６６─１６７）
革命同志之间的对抗，党内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山头之争"。成功的革命者不但是对敌斗争的胜利者，也是山头之争的胜利者，曾志把她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是极为准确的：在闽东，在延安，她都在生死关头徘徊过。
山头之争主要是领导人之争。当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时，对于下级干部来说，就有一个与哪一个上级搞好关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觉悟，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肉体生命。因为曾志得罪了" 北詹"，就受到"严厉的惩罚"，被调到形势极为严峻的福霞县工作。甘棠暴动中，叶飞与庄毓麟两人负了伤，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养伤，曾志去看他们。叶飞那里有人照顾、有中西药品、鸡鸭天天不断，叶飞"还请我吃了一顿鸭肉，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上页１８８）而庄毓麟却无人问津，吃饭都成问题。同为闽东特委委员，待遇何以如此不同？
后来我了解到，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北詹"亲自安排的，而庄毓麟的医疗、生活他却没有过问。（上页１８８）
" 北詹"原要干掉叶飞，现在却关怀备至。叶飞进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稳政治立场。当特委（其实就是"北詹"）批评曾志与任铁峰、叶飞关系密切、要加以处理后， "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上页２０７）他是一个机灵人，闽东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２０年后成了解放军的上将。残酷的内外斗争是磨炼人才的最好熔炉。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机灵，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１９３５年５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１０月，方志敏的残部"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两个山头冲突的高峰是１９３６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 （４）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刘英甚至要想加害于他，但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 "，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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