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哈佛汉学家的“中国观”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谈到“哈佛看中国”，它在中国的意义就不可小窥，因为在本土许多大众眼中，这种大洋彼岸的遥远凝视，似乎就代表着“美国看中国”，乃至于“世界看中国”。由张冠梓主编的《哈佛看中国：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近70万字的篇幅，对于哈佛大学健在的共47位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出这座世界学术名府“本色的中国观”。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仅仅是从“哈佛视角”看中国，由于采取了国内学人直接访谈的形式，这三卷本实际上也是通过“中国视角”来看哈佛，或者进一步来说，这是一种中美之间的“互看”。

    如果拨开出版商们用“哈佛”作为标签的教材教辅、学术秘笈及经商宝典的噱头，回到这所美国“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纯学术本位，那么，最为本土思想界所广为接受的两位哈佛巨子：一位就是开创了东亚研究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另一位则是拓展了思想维度的思想史家本雅明·史华兹。然而，在费正清所身处的“冷战时代”，他更多把“中国”看作是面对西方刺激而产生反应的对应物，这种被动反应的存在居然具有某种后殖民的“东方想象”的意味，然而，即使是这样伟大而严谨的汉学家，也并未将中国看作是自主的对象。

    深入中国的腹地才能了解中国，这到了史华兹的时代才成为现实。在中美开始交通的时代，史华兹力图运用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表面上的差异从而来寻求中国思想当中的普遍性或者所谓的“思想的一致性”。这就与另一位英国著名汉学大家葛瑞汉(A ngus C .G raham )的理路刚好相反，后者则努力透过中西之间所有的共同之处，来发现受文化差异制约的、同汉语与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思想差异或者“关键词汇的差异”。但无论是“求同存异”也好，还是“求异存同”也罢，“同”都是比较的基础，哈佛对中国的关注与中国对哈佛的反应，之所以愈来愈密切，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我们有着可以相互沟通的各种平台。

    然而，从费正清到史华兹活跃的战后年代，中国还是政治封闭的国度，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几十年之后“时间错位”地移植到了中国。而且，那时美国的“中国观”基本上皆带有“政治的意图”，费正清的贡献既在于将近现代中国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部分，但是他还是把中国研究打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性的学问。然而，费正清所强调的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条件来理解中国的基本思想，在哈佛乃至美国的中国研究当中至今仍一脉相承。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奥运盛会结束，而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已非原初的那个“仅仅属于中国自己”的中国，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角色在世界之林当中由于经济的升级与外交的成功而广被注视。在中国从边缘移动到中心的意义上，《哈佛看中国》在这个“全球对话”时代，为我们展现出来了哈佛对于“当下中国”的研究、观感和体认，也就是为我们展现出在史华兹之后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魅力所在。

    张冠梓和他的“哈佛计划”

    2008年夏季，张冠梓作为访问学者在造访哈佛之前，萌生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访谈活动”的宏伟计划。他将长达23页、中英双语的《工作手册》呈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获得了相应的资助。而后来到哈佛他利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预期的规划。但身居哈佛还仅得“地利”，关键还需要邀请更多的参与者来实现这个计划，所以，张冠梓认定的参加访谈的学者的基本条件为：专业研究领域应与被访问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相同或相近；已获得一定学术成绩，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以中国前来哈佛求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但也可以是外国中青年学者。从访谈者的阵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佛计划”的层次。从“人和”的意义上看，这个历史上最大一次“哈佛大学访谈活动”。其中，哈佛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A nthony Saich)教授对于推动这一工作来说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这些哈佛访谈录，具有共同的两个特色：从形式上说，采取的皆为“一对一访谈模式”，从而使得访谈内容更为深入，张冠梓本人为了访谈，还曾选修了访谈者半年的课之后而进行；从内涵上讲，都带有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这是由于访谈者都在学术前沿工作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所以这些访谈就不仅仅是“就学术而论学术”，反而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由此，张冠梓对于访谈做出的基本定位就是：访谈提纲由访谈双方协商确定，被访者从本研究领域出发，谈对中国问题的总体看法，有自己原创性、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并发表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参加访谈的中国学者，张冠梓也要求访谈记录应确保客观、真实；应力求有深度、有思想性、有学术性；应力求可读性较强，便于其他专业的人士阅读。这些都保证了《哈佛看中国》的高质量和新鲜度，我们拟从三个中国化的视角来反观哈佛的“中国观”。

    “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首先，《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数多元化”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我们知道，所谓的“波士顿儒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都影响巨大，在文化与学术访谈录当中，杜维明先生首当其冲。他的一贯主张仍是：要使儒学成为“中华文明”、“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和源头活水，海外新儒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地方价值的全球意义和普世意义开发出来。面对国内日前正在升温的“国学热”，哈佛受访者的态度和立场尽管不同，但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确实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西化思潮之后，这些外来关照者更为关注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潮流。但遗憾的是，在史华兹之后，哈佛汉学研究的主流似乎偏离了史华兹所独创的传统。这种传统主张从经验和常识出发，尽量进入到对方的思想世界并尽可能地做出理解。令人欣慰的是，诸如林同奇这样的学者却在坚守着这一思想路线，这在对他的名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当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哈佛看中国》当中的绝大多数的受访问者，却显露出对于中国的多元化的理解，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是一种“复数”的综合性存在而非“单数”的统一性存在。这种“多元化的意识”，是笔者在阅读相关部分的最深切感受。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田晓菲教授在《文化的传承需要世界眼光》的访谈当中，就直接声明：传统中国文化并不是纯粹的、单一的东西，她非常反对那种认定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传统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充满了矛盾的价值观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做着不同的贡献，无论是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从拒绝“满族被完全汉化”的角度出发对于满族史的考察，还是柯文(Paul A . C ohen)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分殊与差异的关注，都显露出这种多元意识甚至是边缘意识。这也就是黄万盛教授所强调的“文明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民俗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比自由、平等和民主更为重要：“安全”是存在，“公益”是社会结构，“信赖”是伦理原则，“学习”才是超越的存在。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龙(RonaldSuleski)教授甚至在《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创新》的访谈中认为，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更为接近的，这是因为，它们同样是宽松、开放、多样并且多变。虽然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差别，但是相比较日本而言，中国文化更接近美国文化。

    “复合整体性”的中国政治与历史

    其次，《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合整体性”的中国政治与历史。正如著名中国史学家包弼德(Peter K . Bol)在《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的访谈中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所用的中国是“China”的意思，而不是中央国家的意思，20世纪“China”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古代“China”的涵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变动性，政治体制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复合型的结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F .V ogel)坚持认为，外来观者质疑中国发展道路是“姓资”还是“姓社”仍有争议，但主义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只要中国坚持公有制就不必强调姓资姓社问题，我们都知道，这场资社论争恰恰成为过中国改革开放的瓶颈。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托尼·赛奇更多看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统一性，他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急切任务是找到一种“黏合剂”，就像基督教、天主教发挥同样作用那样，但是中国这个非宗教的国家仍需要找到使得整个社会“整合”起来的东西。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华琛(Jam esL .W atson)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和历史。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国家政府经历了千年的历史，经过了“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改革以来”的不同阶段，但是却保持了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身份和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空间上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广袤多样，这被华琛生动地比喻为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当然，这种时间与空间结构是相互融合的，美国汉学家们既看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复合性，又将它们视为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S.N ye)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的访谈当中，盛赞了中国在文化上、政策上抑或价值观念上正在形成巨大的“软实力”的吸引力，这是顺应了从早期军工时代靠“硬实力”向后工业时代靠“软实力”治理的模式的转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只靠“软实力”就足矣了，关键是有效结合硬软实力从而形成一种“智能实力”，这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时代打“软实力”这张牌的路线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复调发展式”的中国经济与社会

    最后，《哈佛看中国》让我们通过哈佛视角看到了“复调发展式”的中国经济与社会。这种“复调式”的发展，首先就在于与外部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处于“全球多元发展”的境遇当中。世界著名国际经济问题专家理查德·库珀(R ichardN . Cooper)就认为，经济问题并不是“彼与此”的关系，而是“并且”的关系，所以，在这种相关密切关联和互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体所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到世界各地。库珀教授对于中国的建议是，面对危机要尽量，但是并不是过于谨慎地藉“越管越多”来避免危机，通过危机还可以改善中国的监管体制。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关注中国近期的发展，他们都称赞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连续30年取得了年均9.8%的增长率，与此同时还避免了前苏联与东欧社会的政治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