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贝:问责旁观猥亵的副县长不仅源于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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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问责旁观猥亵的副县长不仅源于民怨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2日07:57  华商晨报

  庞贝

  近日引发热议的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酒后猥亵、暴打几名女子的消息,得到中国银行信阳分行的回应。该行随后决定:撤销闵志涛的支行行长职务。就帖子里所说的副县长张建成在场冷漠旁观之事,县纪委已于当日展开调查。(4月11日《大河报》)

  猥亵、暴打女子的银行行长被撤职,冷漠旁观的副县长则被调查,这一阶段性的结果显然对于平复民怨大有裨益,这也标志着这次猥亵丑闻即将尘埃落定。不过,做出猥亵之举的行长被撤职不难理解,但需要思索的是,对冷漠旁观的副县长进行调查甚至撤职,应该源于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坚守,而不仅是出于以德考官这一伦理对官员素质的要求。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该副县长的被调查直至被处理,主要是因为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暂时还没有人准确而具体地说明其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纪律的精准条款。这种对官员群体的泛道德化的要求,其负面作用在于,很难对其量化和制度化,往往是民怨沸腾则处理,沸腾得厉害则严肃处理,若没有引起争议,则又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政治伦理化社会,伦理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几乎难以拆分,形成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现象。儒家伦理成为治国的基本思想,促成了中国社会框架几千年的稳定与和谐,这种特有的中国模式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强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便是非常好的体现。但古代政治伦理化的弊端也较明显,就是其治理过程主要依赖魏征那样的官员向皇帝谏诤,同时也依赖皇帝的清明。因皇帝或高级官员具有几乎毫无疑问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即便是李世民这样清明有为的一代雄主,对于道德上有瑕疵的官员的处理,也要完全依照其心情及当时的理解而定。在结果公布之前,其他官员和民众只能揣测,而不可能明确获知。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道德有瑕疵的官员,如何处理、何时处理、甚至是否处理,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伦理化的随意性,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悖离,主要体现在程序的缺失。在有些地方严打之类的行动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那种公检法协同作战的情况。这样做法,效率可能会有极大提高,恶势力被尽快铲除也的确大快人心,但必须强调的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设计,本来就该是前后衔接、相互制衡的,那种贪图高效而协同作战的做法,极可能使权力处于失控的状态,从而在打击黑恶势力这一道德化的旗帜下,对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权利造成伤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冷漠旁观的副县长的调查和处理,不仅仅是为了平民怨,而应该是问责机器启动的必然之举,是证据确凿、法理明确、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依法问责。只有这样,所有冷漠旁观的副县长们才都会得到惩戒,而不必再依赖沸腾的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