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網站-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资料    文章发于：星岛环球网   
 
　一、国民党统治期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而他夫人1981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 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 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

　　1943 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

二、1920年旱灾“以工代赈”惨景

　　1920年，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发生罕见旱灾，灾情遍及五省317个县，几千万灾民离乡背井，逃荒逃难，死亡人口约50万。面对天灾，中外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救济灾民。在山西，晋东南半壁尤为死亡枕籍，为救助灾民，美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合作实施捐款赈济筑路计划，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召募沿途灾民修筑平定县阳泉镇——辽县（今左权县）的平辽公路。筑路民工不但一日三餐有了着落，还可领取一定量的食物如高粱面或蛤蜊粉等，此举既使得灾民安然度过饥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的发展。1921年9月23日，总长121公里的平辽公路正式通车。

三、1936年四川大饥荒中的人吃人光路

来源：《龙门阵》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金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事实上，那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非这篇报道所能反映！

　　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人吃人真况实录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可怜的政府赈灾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刘湘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早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就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90%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等报纸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无数饥民被逼迫为匪为盗。稍有钱粮的人户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旺苍县何家垭有户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刘湘瞪大眼睛呆呆地听着，一筹莫展。甘绩镛接着说：“《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了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甘绩镛接着说：“还有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也大为恼怒：“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哟？死了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对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了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1万元；如按受灾人口3000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4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哟，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个铲铲！”

　　各地纷纷“拜神祈雨”

　　为了求雨减灾，刘湘亲自到重庆请江湖术士“刘神仙”（刘从云）帮忙：“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神仙”说：“请将军于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刘神仙”选定时日，身着道袍、披发仗剑装神弄鬼。按“刘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水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然而却滴雨求见。

　　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宜宾专员冷寅东见许多人吃白善泥充饥，就请某大学鉴定。上海某科学家回信称：白善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寅东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灾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有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学某教授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给刘湘。刘湘便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头，怪闻不绝。明眼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改变四川的灾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国”为何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之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河南大饥荒：饥荒受得了，赋税吃不消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摘自：雷颐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五、河南百姓为何帮日军缴杀活埋5万多国军

摘自：《国家历史》 作者：白伟志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自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