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王之缈2010-03-26
中国在“两会”前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中国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数字，勾勒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上的光明前景，却也蕴含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警示。
如今的中国大学生经常被社会批评为眼高手低、缺少真才实学、难以适应社会需要，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紧密相连：许多高校教育一方面脱离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缺少基本规范。大学生肩负着“社会精英”的期望，肩负着一个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他们的质量危机，便是整个国家发展源头上的危机，也是社会公正与稳定即将被挑战的危机。
高等教育为何办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学太像衙门。此次《纲要》提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目标，应该说切中要害。中国的教育部和高校之间，并不是“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关系，而很多情况下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对于并非直属教育部而是隶属于其它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高校而言，可能还有不止一个“婆婆”。从高校本身到其管理者，都被纳入等级森严的行政级别体系，高校管理者的“个人发展模式”常常与政府官员类似，会被在不同的高校之间调任，也很有可能晋升到教育部。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对下级自然完全是命令和领导的姿态，教育部远离教学实践，却动辄下发文件，对高校的具体管理问题指手画脚。而高校的管理者既然是“官员式思维”，考虑到自身前途，对上级的指示自然不敢怠慢，而对其对教学和高校自身发展的影响就没那么在意了。在统一管理而级别有高下之分的行政体系中，管理常常是“一刀切”，校长可以在不同学校之间调来调去，自然很难谈得上建立不同高校的不同风格和特色，而不同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的高校之间，必然也无法平等竞争教育资源。之所以产生许多专业和层次上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使市场需求无法发挥有效的引导作用，民间力量也难以进入参与竞争。
高校像衙门的另一大害是大学最核心的教学任务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教育家办学”迟迟无法实现，真正在教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教授团队和主导高校发展的管理者无法统一，最终结果是管理者更多地关心如何完成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而对教学质量缺少控制。在中国的许多高校，教师评职称看的是有多少著作，拿多少钱常常取决于从上级管理部门拉到多少项目，最不被重视的就是教学——这一本来是教师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所以，大学老师常常忙于各种事务，对学生关注甚少，课堂上的教学计划可以随意更改，学生的作业很少得到反馈……既然老师都是一副混事的姿态，很多学生自然也就乐得混个毕业。长此以往，教学质量从何保证？
如今中国的最高学府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反映出中国人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环境下的危机：近些年来，原本并不太被看好的一些香港高校屡屡挖走内地高考状元，从本科甚至更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的更是大有人在。究其原因，中国高校在国际上仍然缺少被认可度，有了国外的学历，深造和工作便有优势。而从根本上说，中国高校的质量危机、缺少独立性和特色，是其无法在国际上立足的深层原因。
《纲要》提出“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教学质量需要专业、深入的研究方能有科学的评价，这里可以考虑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逐渐培养独立、权威的第三方，使他们能够代表受教育者和整个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有所约束。而此间最关键的基础，还是政府真正削弱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校的行政控制，理顺行政管理和服务与高校自主办学的关系。
让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真正主导高校的资源分配和质量控制，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供求不匹配。如今，由于高校的教学质量缺少控制，校园中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也和市场完全不对接，用人单位根本无法根据一个毕业生的在校表现记录对其能力、素质等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招聘中的交易成本。许多用人单位实在无力从众多难以分辨高下的毕业生中进行选择，只得以各种硬性指标设限，导致从用人单位到求职者都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中国的很多硕士教育（尤其是在一流高校），从设计上学术性很强，基本是以培养博士预备生为目标。但实际上，一方面如高考一般应试性极强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使得能够读研的很多人并没有受过相关专业的本科教育，而只是具有很强的应试技巧；另一方面，老师和学生都清楚，绝大多数人读硕士只是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多筹码，根本无心于学术，自然对很多远离实际工作的学术训练就是上下一起混事。只有高校走出行政化管理的“衙门”，让高校在研究生招生中有更大的自主权，让社会的需求而不是行政管理的指挥棒指导高校发展的方向，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引领社会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