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帝国的缺失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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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2,2007
关于帝国的缺失言说——《帝国的终结》读后
关于帝国的缺失言说
——《帝国的终结》读后
未之园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帝国历史的古老国度。[1]在面对帝国的历史时,人们常常经历着复杂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人们为帝国曾长期雄踞人类文明的最前列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人们又为帝国在最近一百余年的屈辱遭遇而扼腕伤神。央央帝国的历史怎么会如此急转直下?其结局又怎么会如此的惨烈悲怆?一百多年来,在天朝迷梦中惊醒的仁人志士们,给出了关于帝国命运的各种言说。这种种言说,既是对历史的解读,又是对未来的启示。解读历史就是要从帝国的文化厚重中发现僵滞,从帝国制度的精致中发掘脆弱,从帝国伦理的华美中洞彻其内容的贫乏,从帝国的煜煜光辉中分清哪一缕是朝阳,哪一缕是夕阳。由于对未来的启示原本就蕴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因而对历史不同的解读视角和解读方法就决定了对未来的不同启示路径。笔者以为,在诸多的视角中,批判的视角;在诸多的方法中,比较的方法尤其是跨国比较的方法,最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认知,从而对我们的未来也最有裨益。
关于帝国的言说,之所以仍然是我们当今知识界的一个沉重话题,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留有太多的帝国残余,还背负着太多的帝国沉积。可以说,走出帝国的传统和遗留仍然是当今国人的最大冲动和渴求。《帝国的终结》一书对帝国命运所做的荡气回肠的分析,不仅厘清了帝国的存在逻辑,也指出了帝国的涅磐之路。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雄心勃勃欲“破茧成蝶”的国人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帝国的稳态结构
正如
帝国应这样一个农业社会而生,其后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生存和延续。首先,帝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民间财力。帝国很清楚,它的生存基础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孤立立的农民。如果民间资本发展起来,势必会形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异己性力量。而在一个专制集权社会中,任何异己性力量的壮大都是帝国的统治者所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帝国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控制,导致中国的工商业长期停滞,从而确保了其长期存续的经济基础。其次,帝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控制民间思想。
二、帝国的斜阳
帝国虽然存续了两千年之久,期间却经历了数十个王朝,其中最长的汉王朝也不过426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同的。这种作为政权的王朝的更替和帝国的长期存在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首先,帝国制度必然导致腐败。因为“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7],所以“权力是它的生命线”[8]。由于权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巨大的资源,可以赎买,所以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的可能。要消除腐败,就必须限制和监督权力,有效的规制权力的行使。帝国无疑不能限制其权力,但又不能有效地监督和规制其权力。
其次,帝国容纳不了繁荣和富强。国家财富增加,要么导致统治者穷奢极欲,要么导致其好大喜功,大动兵戈。不论是统治者的腐化堕落,还是统治者的侵略扩张,都常常导致王朝的覆灭。民间财富增加也会出现问题。由于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均等,因此富裕的人必然会去兼并贫穷者的土地。当土地集中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问题又会极大地危害王朝的安宁。可见,一个集权型的帝国只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当一个王朝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后,必然会走下坡路,摆脱不了灭亡的宿命。
笔者以为,帝国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帝国对于工商业的抑制,对思想的控制,使得个人的抱负只能通过仕途来得到施展。帝国就是这样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一方面,权力本身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一种权力只能由特定的少数人来占有。其实权力的实效性本身就源于它的垄断性,没有垄断,权力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力量。因此,对权力的追逐和争夺就成了硬碰硬的力量对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没有双赢共存之道。这样,帝国的社会精英之间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帝国充满了内耗。[9]一个开放的社会则不同,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学术、艺术等各种途径来施展个人抱负。市场虽然有竞争,但更大的机制却是合作。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交换的另一面就是彼此间的依赖和合作。由于市场是开放的,能够共同把蛋糕做大,从而能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包容个人雄心,将其导入一种互益的合作轨道。学术和艺术则更是一种互相启发、互有助益的事业,能使不同的个人智慧和雄心共赢共存,造福社会。与此相反,帝国将它本身必须仰仗的社会精英卡死在权力一条道路上,使其彼此之间始终处于内斗状态,进而也使王朝呈现出不稳定的契机。另一方面,权力又是等级性的。权力必须要附着在一定的中介或组织上并通过该中介或组织来实施,而系统化的权力必然仰赖系统化的中介或组织来实施。帝国就是通过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和其下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来实施其权力的。这种权力的等级性,使得下级的权力对上级的权力既依赖又觊觎。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是争夺的焦点,一旦权力格局发生变动,王朝的更替便有可能发生。
由此可见,帝国的稳态结构还必须通过王朝更替这一手段来维持。换句话说,当颠覆王朝的力量超出帝国的框架时,帝国而不仅仅是王朝的命运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十九世纪中后叶,当一种迥异于中华帝国的西方列强来颠覆大清王朝时,随同大清王朝覆亡的还有古老的帝国制度。
三、帝国的涅磐
近一百余年来的遭遇,终于使国人意识到帝国的制度是我们的民族落后挨打的总根源。然而,我们的国家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制度,至今仍处在从帝国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艰难转型途中。
首先,只有工商业发达,才会要求有清晰的产权划分。事实上,产权正是商业交易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综观帝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却是公私财产不分,产权不明。正如
其次,工商业交易容易培养一个民族协商和谈判的契约习惯。交易要想达成,必须是双赢的。换句话说,必须要通过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交易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无疑是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妥协让步并最终实现合作的过程。而所谓民主,不也是个人之间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协商让步,进而实现在公共领域的合作吗?商业民族通过私人领域的契约精神发展出公共领域的契约精神,通过契约的信用来维系整个社会结构。可惜,在小农经济的帝国,人们处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之中,彼此之间的商业交易不发达,没有协商妥协的契约精神。体现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12]故而,要想在古老的帝国内部也结出民主宪政的果实,就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培养他们的契约习惯和契约精神。
除了
注释:
[1] 本文所谓帝国,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到公元1911年10月10日大清王朝灭亡之间的中国。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封建时期,而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页。
[3]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38页。
[4]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68页。
[5]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07页。
[6]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第4页。
[7]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27页。
[8]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29页。
[9]帝国的官僚阶层既勾结又斗争。他们既有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又有作为他们一个个孤零零个体的利益。
[10]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53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第38页。
[12]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94页。
[13]参见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3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第34页。
[1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96页。
[16]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0页。
[1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