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帝国的缺失言说——《帝国的终结》读后12

关于帝国的缺失言说
——《帝国的终结》读后
未之园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帝国历史的古老国度。[1]在面对帝国的历史时，人们常常经历着复杂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人们为帝国曾长期雄踞人类文明的最前列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人们又为帝国在最近一百余年的屈辱遭遇而扼腕伤神。央央帝国的历史怎么会如此急转直下？其结局又怎么会如此的惨烈悲怆？一百多年来，在天朝迷梦中惊醒的仁人志士们，给出了关于帝国命运的各种言说。这种种言说，既是对历史的解读，又是对未来的启示。解读历史就是要从帝国的文化厚重中发现僵滞，从帝国制度的精致中发掘脆弱，从帝国伦理的华美中洞彻其内容的贫乏，从帝国的煜煜光辉中分清哪一缕是朝阳，哪一缕是夕阳。由于对未来的启示原本就蕴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因而对历史不同的解读视角和解读方法就决定了对未来的不同启示路径。笔者以为，在诸多的视角中，批判的视角；在诸多的方法中，比较的方法尤其是跨国比较的方法，最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认知，从而对我们的未来也最有裨益。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批判》一书，正是以西方的学术分析框架，以全人类的历史视野，对帝国命运所做的深刻言说。
关于帝国的言说，之所以仍然是我们当今知识界的一个沉重话题，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留有太多的帝国残余，还背负着太多的帝国沉积。可以说，走出帝国的传统和遗留仍然是当今国人的最大冲动和渴求。《帝国的终结》一书对帝国命运所做的荡气回肠的分析，不仅厘清了帝国的存在逻辑，也指出了帝国的涅磐之路。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雄心勃勃欲“破茧成蝶”的国人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帝国的稳态结构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2]，我们不能否认帝国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否则我们难以解释帝国制度为何会存续二千年之久。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说帝国制度就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好制度。因为我们看到帝国制度下长期的社会停滞、太多的社会不公和人间惨剧，也看到了帝国可悲的结局。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去解释帝国的悠长历史和生命力呢？
易中天先生在该书中，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易中天先生认为帝国专制之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是一种必然。因为农业生产是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尤其恐惧战乱的破坏，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无疑能结束军事纷争，达致社会安宁。尽管帝国不受约束的权力恣意也让这个农业民族不堪重负，但在武力和权力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农业民族依然更倾向于选择权力。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当农业民族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社会”。[3]其实另一方面，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农民的交际范围。由于交际范围的固定和狭小，产生不了公共事务。没有公共事务就不需要公共参与，从而也不需要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就不会有公共意识，就不会有与公共意识相对立的个人意识，从而也没有自我代表的观念和个人权利观念。所以曹锦清先生也说：“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或说以农业，尤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是一个脱离并凌驾社会之上的专制集权性质的”。[4]
帝国应这样一个农业社会而生，其后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生存和延续。首先，帝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民间财力。帝国很清楚，它的生存基础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孤立立的农民。如果民间资本发展起来，势必会形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异己性力量。而在一个专制集权社会中，任何异己性力量的壮大都是帝国的统治者所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帝国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控制，导致中国的工商业长期停滞，从而确保了其长期存续的经济基础。其次，帝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控制民间思想。易中天先生指出：“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会有存身的余地”。[5]小农经济的帝国，工商业极其不发达，除了仕途外别无施展个人雄心的途径。帝国通过将儒教尊为国教，政权只向儒生开放，从而一举收买了知识分子。帝国还通过它强大的意识形态说服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将帝国的那套“君君，臣臣”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理。从此帝国终于禁绝了民间的自由思想，整个帝国都以儒教的思想为思想。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社会，就不会有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从而也不能超越自己。就像强世功所说的那样，“没有理论（思想）的民族……无法为自己的命运拓展新的空间”。[6]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这样互相利用和强化，通过种种复杂的交涉式互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稳态结构，共同维系了帝国二千年之久。
二、帝国的斜阳
帝国虽然存续了两千年之久，期间却经历了数十个王朝，其中最长的汉王朝也不过426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政权的王朝是不同的。这种作为政权的王朝的更替和帝国的长期存在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易中天先生指出帝国内部其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王朝更替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获得解决。
首先，帝国制度必然导致腐败。因为“作为一种集权制度，帝国规定了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权力来剥夺和占有的基本原则”[7]，所以“权力是它的生命线”[8]。由于权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巨大的资源，可以赎买，所以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的可能。要消除腐败，就必须限制和监督权力，有效的规制权力的行使。帝国无疑不能限制其权力，但又不能有效地监督和规制其权力。易中天先生指出官员代理是帝国集权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这些代理官员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区别于帝王和普通民众的独立的共同利益，使得任何依靠官僚本身对官僚阶层所进行的监督都归于无效。官僚阶层越发膨胀，越发腐败，官逼民反，到了某一时候，一个王朝就一定会被推翻。
其次，帝国容纳不了繁荣和富强。国家财富增加，要么导致统治者穷奢极欲，要么导致其好大喜功，大动兵戈。不论是统治者的腐化堕落，还是统治者的侵略扩张，都常常导致王朝的覆灭。民间财富增加也会出现问题。由于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均等，因此富裕的人必然会去兼并贫穷者的土地。当土地集中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问题又会极大地危害王朝的安宁。可见，一个集权型的帝国只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当一个王朝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后，必然会走下坡路，摆脱不了灭亡的宿命。
笔者以为，帝国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帝国对于工商业的抑制，对思想的控制，使得个人的抱负只能通过仕途来得到施展。帝国就是这样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一方面，权力本身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一种权力只能由特定的少数人来占有。其实权力的实效性本身就源于它的垄断性，没有垄断，权力就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力量。因此，对权力的追逐和争夺就成了硬碰硬的力量对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没有双赢共存之道。这样，帝国的社会精英之间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帝国充满了内耗。[9]一个开放的社会则不同，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学术、艺术等各种途径来施展个人抱负。市场虽然有竞争，但更大的机制却是合作。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交换的另一面就是彼此间的依赖和合作。由于市场是开放的，能够共同把蛋糕做大，从而能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包容个人雄心，将其导入一种互益的合作轨道。学术和艺术则更是一种互相启发、互有助益的事业，能使不同的个人智慧和雄心共赢共存，造福社会。与此相反，帝国将它本身必须仰仗的社会精英卡死在权力一条道路上，使其彼此之间始终处于内斗状态，进而也使王朝呈现出不稳定的契机。另一方面，权力又是等级性的。权力必须要附着在一定的中介或组织上并通过该中介或组织来实施，而系统化的权力必然仰赖系统化的中介或组织来实施。帝国就是通过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和其下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来实施其权力的。这种权力的等级性，使得下级的权力对上级的权力既依赖又觊觎。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是争夺的焦点，一旦权力格局发生变动，王朝的更替便有可能发生。
由此可见，帝国的稳态结构还必须通过王朝更替这一手段来维持。换句话说，当颠覆王朝的力量超出帝国的框架时，帝国而不仅仅是王朝的命运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十九世纪中后叶，当一种迥异于中华帝国的西方列强来颠覆大清王朝时，随同大清王朝覆亡的还有古老的帝国制度。
三、帝国的涅磐
近一百余年来的遭遇，终于使国人意识到帝国的制度是我们的民族落后挨打的总根源。然而，我们的国家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制度，至今仍处在从帝国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艰难转型途中。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对于这条充满荆棘的民主共和之路，也提出了极富洞见的观点。易中天先生认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只可能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
首先，只有工商业发达，才会要求有清晰的产权划分。事实上，产权正是商业交易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综观帝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却是公私财产不分，产权不明。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臣民的财产也不是私有，而是家有。国有和家有都是公私不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便从上到下产权不清”。[10]费孝通先生也说我国古代社会“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模棱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11]可见，小农经济的中华帝国，产权不清，群己权界不明，既不能区隔开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能产生清晰的权利义务观念。而一个商业民族则需要明晰产权，界定彼此间的权利义务，由此产生的个人权利意识最终也导致其公共意识的出现。个人意识和公共意识的明确区分从社会中划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而这种划分正是宪政民主的基础。可以说，宪政民主的精髓就是在公共领域实行民主，在私人领域确保自由。可见，发达的工商业是民主宪政赖以存身的基础。
其次，工商业交易容易培养一个民族协商和谈判的契约习惯。交易要想达成，必须是双赢的。换句话说，必须要通过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交易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无疑是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妥协让步并最终实现合作的过程。而所谓民主，不也是个人之间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协商让步，进而实现在公共领域的合作吗？商业民族通过私人领域的契约精神发展出公共领域的契约精神，通过契约的信用来维系整个社会结构。可惜，在小农经济的帝国，人们处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之中，彼此之间的商业交易不发达，没有协商妥协的契约精神。体现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12]故而，要想在古老的帝国内部也结出民主宪政的果实，就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培养他们的契约习惯和契约精神。
除了易中天先生所说的两个理由以外，笔者以为工商业经济在客观上还有利于形成一个公平稳定的法律秩序。正如马克思·韦伯所分析的那样，一个稳定公开的法律秩序便于经营者来进行行为预期，来进行利润计算。倘若法律随时变化，不能严格执行，那么经营者就不愿做出长期投资，从而影响工商业的发展。[13]其实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有效的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没有清晰且得到严格保护的产权，私人财产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交易没有发生的前提。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一种自愿缔结契约的制度安排，没有一种能保证契约得到执行的制度设计，交易同样无法进行。可见，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作基础。事实上，民主宪政也无非是一个交涉协商的框架，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一个自由、公正的交涉平台。然而帝国的小农经济要求的却是人情交涉而不是规则交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是攀关系，讲交情”[14]。可“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15]与西方国家的法治秩序不同，帝国是一种“关系秩序”本位的社会。季卫东先生认为，“关系秩序不仅仅是区别于法律秩序与之并立的非正式的民间秩序，而且被编织到法律秩序当中成为正式的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16]能否实现从人情交涉向规则交涉的转变是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换句话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关键是要在交涉程序中排除人情关系因素。工商业文明作为一种基于计算和理性的文明，正是一种瓦解人情关系的力量。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人们的交涉程序就不能实现理性化、规则化，社会的法治化理想也就无以实现。
曹锦清先生曾说：“倘若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制的政体”。[17]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宪政必须要以工商业文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产生出民主宪政制度。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核心困难之所在。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我们扎实的推进市场化进程，还需要我们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当自由成为一种习惯，当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方可以说我们的国家真正的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制度变迁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只要我们坚守正确的方向，不断的试错和总结，这个过程或许漫长，却一定会离目标越来越近。
注释：
[1] 本文所谓帝国，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到公元1911年10月10日大清王朝灭亡之间的中国。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封建时期，而易中天先生认为封建时期是指从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易中天先生将帝国的政治制度归结为三个方面：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参见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4-24页，第125页。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页。
[3]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38页。
[4]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68页。
[5]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07页。
[6]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第4页。
[7]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27页。
[8]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29页。
[9]帝国的官僚阶层既勾结又斗争。他们既有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又有作为他们一个个孤零零个体的利益。
[10]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53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第38页。
[12]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94页。
[13]参见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3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第34页。
[1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96页。
[16]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0页。
[17]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第768页。
由 juror 发表于  January 22,2007 23:49 引用 (0) | 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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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回光反照-共和国.比帝国还帝国.隆裕太后还能和平终结爱新觉罗家帝国.共和国呢?还不如帝国!
老看老想 ()   发表于   )   发表于   2007-01-27 00:10:47[)   发表于   2007-01-27 00:10:47[回复]
《帝国的惆怅》还能够在网上看到全本
《帝国的终结》我找了下没有见到，也许是书还比较新吧
大陆禁书吧，你禁得了书，你禁得了思想么！
)   发表于   2007-01-25 00:29:47[回复]
易中天先生以前写过一本书－《帝国的惆怅》
也很值得一读
)   发表于   2007-01-25 00:16:41[回复]
可以看出易中天先生一直是关注着国计民生的。
我也是很困惑，到底在中国是怎么了？人不能说不聪明，人不能说不勤劳，为什么我们就发展出了那么多关于权势的一套，这一套花样如此之繁多，生命力惊人的旺盛。举国上下趋之若鹜。
都2007年了，在这华夏大地之上，民主在哪里，法制在哪里，人权在哪里。如果说是制度使然，为什么这个制度一开始能够生存，为什么这个制度能够长存。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我们的文化病了吗
)   发表于   2007-01-25 00:15:15[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