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在史策上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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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在史策上直书
中国历史是干部的教科书晋卿赵盾弑其君晋灵公，后受到孔子称赞:“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周匡王六年(前607年)，晋灵公无道，欲害正卿赵盾，盾族人赵穿杀灵公于桃园。虽然杀死晋灵公的不是赵盾本人，但董狐认为赵盾是幕后谋划人，责在赵盾，遂书曰:“赵盾弑其君”。董狐之笔遂名传于世。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遵循“正一代之得失”的治学修史宗旨，对于他认为是利于当世者，倍加讴歌称道；对祸国殃民者则严厉鞭挞。例如，《后汉书·酷吏传》记载洛阳令董宣执法不阿，面责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纵奴杀人，终不向公主叩头赔礼一事，写得生动有色，跃然纸上:“(湖阳公)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筮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疆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而对外戚梁冀肆虐擅权，范晔特别记下质帝“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皇帝的性命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臣民。可见东汉时期的外戚揽权严重到何等使人可恨可怕的程度。这些记载无疑倾注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
北魏史官崔浩于太武帝(拓跋焘)神鹿二年(公元428年)，与其弟崔览及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人，奉诏修国史，最后由崔浩定编成《国书》30卷，因为“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史通·古今正史》)，而触怒太武帝，遂获罪被杀，并诛三族，受牵连而死者，多达128人。
许多史学名著的问世都说明:“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历史现象难以断绝，特别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良史，秉笔直书者，修史者之名誉，乃胜过生命也。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如刘知几所言，历代封建王朝设局修史，总是希望“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多方迫害“良史”，但正直的史家或据史实录，或采取迂回坚韧的斗争方式“张俨发愤，私存默记之文”，以兹避祸，幸获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