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 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历史的风” 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 捷
　　
　　　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立即出现了一股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他的错误被夸大，许多事实被歪曲，他被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对斯大林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没有发动新的批判，但是也不站出来澄清事实，不对他的功过作出明确评价，总的说来对他的批判只是有所缓和。
　　
　　　80年代中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政策，又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浪潮，而且它的势头比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出现的浪潮更猛更大。自由派人士群起讨伐斯大林，而带头这样做的是文学家和新闻记者。一方面，他们收集过去未能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的反斯大林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专著和文学作品），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将其发表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写了大量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和回忆录，新创作了一批同样性质的小说和其他作品。所有这些新的和旧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材料集中抛出来，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他的思想政治观点、与他有关的大小事件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等，全部被重新翻腾了一遍。对他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种种扭曲性的揣测，把他说成一个权力欲强、好妒忌、爱报复的人，甚至称他为偏执狂和迫害狂。照某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误都是他造成的，而一切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 杀人犯”等等成为称呼他的常用词。总而言之，他完全被妖魔化了。
　　
　　　但是，谎言毕竟不能长久，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俄罗斯的一些正直的和严肃的学者的努力，许多事实得到了澄清。同时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再加上被赫鲁晓夫腰斩的《斯大林全集》出齐，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未发表的文章和谈话被公诸于世，使得某些谎言和神话不攻自破。现在举几个例子。
　　
　　　“改革年代”曾有人指责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并就此大做文章。而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发表的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就专门谈到中央讨论“遗嘱”和他两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不公布“遗嘱”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作出的。而斯大林的这篇演说首次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后收入文集《斯大林论反对派》和《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因此根本不存在“隐瞒遗嘱”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提出基洛夫被刺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 赫鲁晓夫暗示，斯大林是刺杀基洛夫的指使者。二十大后根据赫鲁晓夫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力图找到证据，但是调查报告始终没有发表。“改革年代”又重新进行调查，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某些人所作的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的断言，早已为事实所推翻。显然，那些断定斯大林是凶手的种种高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们的推测和想象而己。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改革”期间曾一度领导过意识形态部门的雅科夫列夫，也不同意斯大林是刺杀基洛夫的指使者的说法，他读了《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后，要求作者对小说中原有的此类描写作较大的修改。
　　
　　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受到批评和抨击最多的问题。确实，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他应对当时破坏法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行为负责任。但是许多批判者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推到斯大林身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他进行单纯的咒骂，这就把事情简单化了。不少人在批判肃反扩大化的同时，把整个30年代说成是“黑暗时代”，完全抹杀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近年来公布的许多材料使得人们对造成这个严重错误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有了进一步了解，澄清了过去被弄乱的事实，说明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些材料还可看出，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发现扩大化的错误后，曾做过纠偏的努力。对30年代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有助于总结历史教训，以免历史悲剧重演。
　　
　　　应当指出，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苏联对内镇压的规模和牺牲者的人数，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在这方面，索尔仁尼琴表现得甚为突出。他把被镇压的人与国内战争的牺牲者以及死于饥荒的人加在一起，得出了苏联从十月革命到1959年共损失的人数是个天文数字。可是“改革年代”由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审查过去各种案件的委员会经过反复核实后得出的数字表明：索尔仁尼琴的肆意夸大是站不住脚的。
　　
　　　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斯大林当然也是有责任的。有人抓住这一点，不仅大讲斯大林对战争毫无准备，而且散布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如何惊慌失措的谎言。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备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只不过是没有来得及完成而己。根据现在公布的苏军大本营日志的记载，在战争爆发后的七八天内，斯大林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每天都要会见二三十人，与他们商讨问题，给他们布置任务，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几乎通宵不眠，而他这时已年过花甲，能做到这样，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啊！同时，人们从各种文件和材料以及将军们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历次战役和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斯大林具体策划和指挥的。赫鲁晓夫散布的所谓“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的”之类的谰言，已经没有市场了。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歪曲事实，指责斯大林讲行自我吹嘘，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许多俄罗斯人也曾经跟着赫鲁晓夫这样说。当然，处在现实政治斗争旋涡中的斯大林，不会有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宁静。他为了贯彻他的政治路线，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很难设想，在一段时间几乎达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能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现在尚未见到斯大林故意搞个人崇拜的文字记载，却发现了他反对宣传他个人的材料，而且话说得很清楚。例如，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名为《斯大林童年的故事》的书。斯大林得知后给该出版社写信，除了指出书中歪曲、夸大和不适当的赞扬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斯大林曾两次反对出版他青年时代的诗，不同意上演颂扬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1943年，他又建议从苏联诗人的诗集中去掉颂扬他的诗。最近，《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传略》的作者之一莫恰洛夫所作的两次审稿会的记录，也很能说明真相。斯大林在1945年召开的第一次审稿会议上谈到出版他的文集问题时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他在翌年召开的第二次审稿会议上指出《斯大林传略》有许多错误，叙述的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斯大林说：“传略中好话很多，抬高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还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他强调：“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现在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传略》校样已经公布，他勾掉了许多溢美之词，对不少不符合实际的提法作了修改。由此可见，把个人崇拜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说成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不符合事实，把问题简单化了。
　　　　
　　 为了败坏斯大林的名声，叛逃到西方的奥尔洛夫早在50年代就编造了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的故事。后来西方流传所谓“叶廖明的信”，其中谈到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合作。这封信于80年代也传入苏联国内。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定这封信完全是伪造的。1990年《绝密报》刊登了一个叫马尔蒂诺夫的人向沙皇警察厅长汇报马林诺大斯基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活动的信，又一次提出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问题。大概因为这封信的真实性同样大可怀疑，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理睬。1998年《选择》杂志再次把它抛出，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斯大林的所谓“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只能说明他们在反斯大林方面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为了说明斯大林残暴，有人制造了斯大林杀死他的妻子和粗暴地对待他的母亲的谣言。有一个作家甚至攻击斯大林不关心在战场上被德军俘虏的儿子雅科夫的命运，说他毫无人性。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斯大林的书信和其他材料，说明斯大林对母亲和妻子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斯大林拒绝德国人的建议，不同意用苏军俘获的德军元帅保卢斯交换雅科夫，这恰恰说明了斯大林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说明，过去歪曲了的事实正在得到纠正，颠倒了的是非正在重新颠倒过来，强加在斯大林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正在不断被否定，斯大林的形象正在逐步显露出昔日的光彩。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目前俄罗斯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怀旧情绪，人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大致从1994年起，报刊上肯定斯大林的文章和材料逐步增多。199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前后，许多报刊纷纷发表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气氛相当热烈。现任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加尼切夫认为，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说：“这一点已为20世纪中叶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所承认，承认这一点的还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按照客观真实说话，而是一种政治上、思想上和为人处世上的看风使舵行为。” 1997年底，俄罗斯《明天报》推出了一个纪念斯大林的专号，该报主编、著名作家普罗哈诺夫在前言里写道：“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脑袋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上。请挨近饱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棗脚步声！斯大林来了！”他认为斯大林“大于一般人，大于历史人物，大于时代”。翌年12月，另一位著名作家、俄罗斯联邦作协前任主席邦达列夫，在一次纪念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赞扬斯大林具有“通常所说的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说斯大林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他充分肯定斯大林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中所起的杰出作用，甚至称20世纪是“斯大林的世纪”。
　　
　　 还应该看到，在过去激烈批判斯大林的人当中，有些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这位在青年时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杀斯大林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随着岁月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逐渐改变了态度。他在90年代初完成的小说《诱惑》中涉及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并且写了一个反斯大林的青年小组通过激烈辩论宣判斯大林无罪的故事。他在90年代发表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他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作为一位学者，他在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他称斯大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甚至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曾对斯大林恨之入骨并对斯大林进行了种种无端攻击和贬损的人，看到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的强大国家遭到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思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触动。索尔仁尼琴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已不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来写斯大林。在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斯大林“是永恒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他在小说里多次提到斯大林开始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它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根据他那本小说中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起跑”的冲力在起作用。显然，现在的索尔仁尼琴不仅肯定斯大林，而且对他进行了赞扬。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大概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可能由于看到人心所向，俄罗斯现在的当权者也开始说一些关于斯大林的好话了。例如，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时，叶利钦在他的报告中曾说：“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中，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功绩是伟大的。”尽管他避面而不谈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对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但是毕竟对斯大林作了某些肯定。切尔诺梅尔金则进了一步，他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否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据说现在的当权者谢瓦尔德纳泽成了“斯大林协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庇护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主义者，给哥里的斯大林纪念馆拨款，甚至重新开放了赫鲁晓夫时期关闭的旧纪念馆。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到，这“历史的风”己经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