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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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后果 时间：2006/05/29 出处：早报网 上个世纪60-70年代苏联图谋灭亡中国，但最终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６”，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５０年代苏联“图―１６”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１９７２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１００架。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５０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１９６９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７０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７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１０亿吨乃至４０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３０到４０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１）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２）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３）强大军团集结地区；（４）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５）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但是，苏联还是不愿放过中国。只要看一下当时中苏对峙时双方恐怖的兵力部署，你就知道苏联的野心了。
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以苏联的运力，全部兵力到位起码需要80天，这就太慢丧失突然性会被发现，容易被中方先发制人攻击，持久战苏军在远东的库存和运力不足以支撑。苏军重兵囤积的实际用意在于“让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苏联的重点还是在欧洲。
另一资料显示!
70年代的野战陆军集中在三北地区的有北京军区的8个军,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军,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新疆军区的8个师步兵师;另外武汉军区的3个军(不含新第17军),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属于预备队支援力量.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都集中在上述这些军区,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当时还建立了很多的野战独立步兵师,比如发现兰州军区在贺兰山有个步兵第20师,还有就是安徽的步兵第73师，南京的步兵第178师，山西的新第189师等,因为1969年建立了3个军部,不过步兵师新建的却是18个,除了补齐以前有的军部（只有2个步兵师的）空缺的, 独立步兵师估计还是要有一些的.
70年代三北地区的守备师很多都有坦克团,坦克营的,不过装备大都是替换下来的苏式装备.北京军区不仅仅有全军最强大的陆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其中警卫第 3师（原第24军第70师）是全军数得着的装备最好,最全面,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师,曾经是被命名为机械化师，还有警卫第4师（原第63军第 189师）也不差.这才是真正的御林军,担负战时拼死杀出条血路,掩护党中央及其家属冲出北京城延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因为东南沿海一直保全，所以退往四川在重庆建立中枢的可能性不大。从京津延津浦铁路退往山东苏北南京(这条线路好像不一定使用,意义不很大)。媒体经常提及的所谓8341和警卫第1师只是领导的近身保镖而已,没有野战能力,警卫第2师只是负责北京城的内卫,也不具备野战能力.
一旦开战,最先消耗的是内蒙古一线的边防团,内蒙古的武装知识青年,守备师,独立师，以及要抗住苏军攻击第一个浪头的第65军,第69军,第28军,第 24军这些部队,二线部署的全军唯一的2个摩托化军---第38军和第27军,主要担负机动作战掩护撤退的任务和反击预备队(这时就要加入武汉军区的预备队第54军,第43军等了).第63军和第66军也是二线掩护作用，山西的地形不适合苏军的机械化集群，第63军守备山西，防止苏军由晋入陕进入关中，威胁四川和跟苏军的中亚集群在宝鸡会师。第66军负责防备苏军从海上登陆，突破庙岛和长岛的守备防线，直逼塘沽大沽或者在河北其他海岸登陆威胁北京的东翼。
当年苏联用来对付中国的是三个军区加一个太平洋舰队,总共人数不可能少于70万人的。即使是苏军的很多陆军师人员编制少,可是装备并不少,苏军装备最差的架子师的重炮坦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等技术装备的数量也远远多于中国装备最好的师.苏联高素质的人很多,一旦动员,充实起来,整天摆弄机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总要比整天抗锄头的中国民兵更适应现代化战争吧.
由于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政治斗争，支左和农业水利生产，国防施工等等，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基本上技能都处于业余状态，官兵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很低。在70~80年代，苏联军队的训练水平战斗能力普遍高于我军。我们也就是步兵的基本素质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业务兵种都不行。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参战炮兵的基础训练水平明显不如苏军炮兵。苏联的编制体制一直属于临战状态，很精干，效率很高。
在华北方面苏军肯定会以在蒙古驻扎的齐装满员的第39合成机械化集团（2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基本都是A类，有的是B类）为主，投入1个坦克集团军， 2-3个合成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其他支援力量，组成蒙古方面军突击北京。以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战术和先进合理的武器人员配备，3-4天前锋兵临北京城下，不是不可能的。
苏军如果进攻中国不会仅仅从蒙古一路进攻的，在东北苏军肯定会使用当年消灭关东军的战术，围歼中国东北重兵集团，占领整个东北，从蒙古派一个次要集群，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赤峰，中国无险可守，苏军占领赤峰，锦州，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络，为苏军远东集团和蒙古集团进行的满洲战役和北京战役做好准备。
中国也很清楚，北京城根本就守不住（现代的情况跟明朝不太一样了），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浪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苏军在亚洲地区的主要针对对象就当时而言是中国、日本及美军驻亚部份军队，但其最大最直接的针对对象是中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事过境迁，如今距当时已有二十余年了，现在透露出这些情况当不算严重泄密了。就当时而言，苏军对我威胁之大绝非空谈，但也不是能够一口吃掉它想要的。必竟军事斗争是相互的，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当时苏军的驻防情况吧。
陆军为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中型坦克14300辆，人数约63万人；其中远东军区辖摩步师18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后贝加尔军区辖摩步师7个、坦克师3个；驻蒙军辖摩步师1个、坦克师2个；西伯利亚军区辖摩步师5个；中亚军区辖摩步师8个、坦克师1个；土耳其斯坦军区辖摩步师5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
空军拥有各型飞机约2500架、其中作战机约2000架、人数约10.2万人；(第1独立远东空军集团军、第23空军集团军、新西伯利亚空军集团军、阿拉木图空军集团军、第6空军集团军、第8独立重型轰炸航空兵军、2个运输航空兵师)。
防空军拥有作战机11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2500部、雷达1100部、人数约14.9万人；(第11独立防空集团军、第14独立防空集团军、塔什干独立防空集团军)。
海军拥有各型舰艇610艘、排水量122万吨，其中主要作战舰艇172艘(63万)、潜射弹道导弹342枚、海军飞机406架，海军人数约13万人；
战略火箭军拥有洲际导弹492枚、中程导弹165枚，上述导弹由洲际导弹基地14个、中程导弹基地21个组成，人数约12万人；(远东区基地13个、后贝区基地7个、中亚区基地6个、西伯利亚区基地9个)。
驻亚洲军力的总部、院校人数约4.5万人。总计前苏军当时驻亚洲部队总兵力约118万人，占当时苏军总兵力的27%左右。上述前苏军兵力就是中国当时要面对的绝对主要威胁。
谈了前苏军驻亚洲部队的兵力情况，我再谈谈当时与我国接触的前苏军几个军区情况。
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驻蒙古军(总部乌兰巴托)、太平洋舰队(总部海参崴)。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非常明显的进攻布置。
就当时而言。西北方向我军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口袋设伏、边境游击，并于兰州一线作最终阻挡(口袋底)；东北方向是利用山林地层层阻击，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并用，底线在山海关一带；最危险的还是在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苏军的驻蒙部队其实就是一个坦克集团军的架子，它的战时任务就是直插北京。总之，当时苏军对我之威胁确实非常巨大!!!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６”，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５０年代苏联“图―１６”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１９６８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１９７２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１００架。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５０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１９６９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７０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７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６０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１０亿吨乃至４０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３０到４０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１）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２）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３）强大军团集结地区；（４）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５）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但是，苏联还是不愿放过中国。只要看一下当时中苏对峙时双方恐怖的兵力部署，你就知道苏联的野心了。
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以苏联的运力，全部兵力到位起码需要80天，这就太慢丧失突然性会被发现，容易被中方先发制人攻击，持久战苏军在远东的库存和运力不足以支撑。苏军重兵囤积的实际用意在于“让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苏联的重点还是在欧洲。
另一资料显示!
70年代的野战陆军集中在三北地区的有北京军区的8个军,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军,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新疆军区的8个师步兵师;另外武汉军区的3个军(不含新第17军),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属于预备队支援力量.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都集中在上述这些军区,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当时还建立了很多的野战独立步兵师,比如发现兰州军区在贺兰山有个步兵第20师,还有就是安徽的步兵第73师，南京的步兵第178师，山西的新第189师等,因为1969年建立了3个军部,不过步兵师新建的却是18个,除了补齐以前有的军部（只有2个步兵师的）空缺的, 独立步兵师估计还是要有一些的.
70年代三北地区的守备师很多都有坦克团,坦克营的,不过装备大都是替换下来的苏式装备.北京军区不仅仅有全军最强大的陆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其中警卫第 3师（原第24军第70师）是全军数得着的装备最好,最全面,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师,曾经是被命名为机械化师，还有警卫第4师（原第63军第 189师）也不差.这才是真正的御林军,担负战时拼死杀出条血路,掩护党中央及其家属冲出北京城延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因为东南沿海一直保全，所以退往四川在重庆建立中枢的可能性不大。从京津延津浦铁路退往山东苏北南京(这条线路好像不一定使用,意义不很大)。媒体经常提及的所谓8341和警卫第1师只是领导的近身保镖而已,没有野战能力,警卫第2师只是负责北京城的内卫,也不具备野战能力.
一旦开战,最先消耗的是内蒙古一线的边防团,内蒙古的武装知识青年,守备师,独立师，以及要抗住苏军攻击第一个浪头的第65军,第69军,第28军,第 24军这些部队,二线部署的全军唯一的2个摩托化军---第38军和第27军,主要担负机动作战掩护撤退的任务和反击预备队(这时就要加入武汉军区的预备队第54军,第43军等了).第63军和第66军也是二线掩护作用，山西的地形不适合苏军的机械化集群，第63军守备山西，防止苏军由晋入陕进入关中，威胁四川和跟苏军的中亚集群在宝鸡会师。第66军负责防备苏军从海上登陆，突破庙岛和长岛的守备防线，直逼塘沽大沽或者在河北其他海岸登陆威胁北京的东翼。
当年苏联用来对付中国的是三个军区加一个太平洋舰队,总共人数不可能少于70万人的。即使是苏军的很多陆军师人员编制少,可是装备并不少,苏军装备最差的架子师的重炮坦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等技术装备的数量也远远多于中国装备最好的师.苏联高素质的人很多,一旦动员,充实起来,整天摆弄机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总要比整天抗锄头的中国民兵更适应现代化战争吧.
由于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政治斗争，支左和农业水利生产，国防施工等等，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基本上技能都处于业余状态，官兵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很低。在70~80年代，苏联军队的训练水平战斗能力普遍高于我军。我们也就是步兵的基本素质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业务兵种都不行。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参战炮兵的基础训练水平明显不如苏军炮兵。苏联的编制体制一直属于临战状态，很精干，效率很高。
在华北方面苏军肯定会以在蒙古驻扎的齐装满员的第39合成机械化集团（2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基本都是A类，有的是B类）为主，投入1个坦克集团军， 2-3个合成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其他支援力量，组成蒙古方面军突击北京。以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战术和先进合理的武器人员配备，3-4天前锋兵临北京城下，不是不可能的。
苏军如果进攻中国不会仅仅从蒙古一路进攻的，在东北苏军肯定会使用当年消灭关东军的战术，围歼中国东北重兵集团，占领整个东北，从蒙古派一个次要集群，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赤峰，中国无险可守，苏军占领赤峰，锦州，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络，为苏军远东集团和蒙古集团进行的满洲战役和北京战役做好准备。
中国也很清楚，北京城根本就守不住（现代的情况跟明朝不太一样了），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浪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苏军在亚洲地区的主要针对对象就当时而言是中国、日本及美军驻亚部份军队，但其最大最直接的针对对象是中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事过境迁，如今距当时已有二十余年了，现在透露出这些情况当不算严重泄密了。就当时而言，苏军对我威胁之大绝非空谈，但也不是能够一口吃掉它想要的。必竟军事斗争是相互的，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当时苏军的驻防情况吧。
陆军为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中型坦克14300辆，人数约63万人；其中远东军区辖摩步师18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后贝加尔军区辖摩步师7个、坦克师3个；驻蒙军辖摩步师1个、坦克师2个；西伯利亚军区辖摩步师5个；中亚军区辖摩步师8个、坦克师1个；土耳其斯坦军区辖摩步师5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
空军拥有各型飞机约2500架、其中作战机约2000架、人数约10.2万人；(第1独立远东空军集团军、第23空军集团军、新西伯利亚空军集团军、阿拉木图空军集团军、第6空军集团军、第8独立重型轰炸航空兵军、2个运输航空兵师)。
防空军拥有作战机11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2500部、雷达1100部、人数约14.9万人；(第11独立防空集团军、第14独立防空集团军、塔什干独立防空集团军)。
海军拥有各型舰艇610艘、排水量122万吨，其中主要作战舰艇172艘(63万)、潜射弹道导弹342枚、海军飞机406架，海军人数约13万人；
战略火箭军拥有洲际导弹492枚、中程导弹165枚，上述导弹由洲际导弹基地14个、中程导弹基地21个组成，人数约12万人；(远东区基地13个、后贝区基地7个、中亚区基地6个、西伯利亚区基地9个)。
驻亚洲军力的总部、院校人数约4.5万人。总计前苏军当时驻亚洲部队总兵力约118万人，占当时苏军总兵力的27%左右。上述前苏军兵力就是中国当时要面对的绝对主要威胁。
谈了前苏军驻亚洲部队的兵力情况，我再谈谈当时与我国接触的前苏军几个军区情况。
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驻蒙古军(总部乌兰巴托)、太平洋舰队(总部海参崴)。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非常明显的进攻布置。
就当时而言。西北方向我军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口袋设伏、边境游击，并于兰州一线作最终阻挡(口袋底)；东北方向是利用山林地层层阻击，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并用，底线在山海关一带；最危险的还是在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苏军的驻蒙部队其实就是一个坦克集团军的架子，它的战时任务就是直插北京。总之，当时苏军对我之威胁确实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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