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南方之殇，中国灾变之始

南方灾变：共和国之殇　　

随着2010年南方旱灾、转基因事件逐渐浮现于公众的视野，南方，这一传统的文化意义和地缘双重重要的地区，正在成为走资派空前的试验场，如同原子弹在西北的实验奠定了共和国的核武安全相反，1992年南方实验以后的中国南方正在走向阶级矛盾、种族安全、自然气候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多重灾变的前线。贵州等地的灾害强化了灾变来临之前的紧迫感。中国南方不仅酝酿着共和国之殇，还意味着将中国引导向最终分裂、崩溃的导火索将在南方出现。　　

一、         自然灾害将激化阶级与民族矛盾　　

我国南方地区气候异常现象，四川先是大旱、然后是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而前年长江中下游城市曾发生连续高温酷暑天气，去年洞庭湖鼠灾，重庆大旱，今年年初又发生了贵州等地的大旱。去年入秋以后，我国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截至目前，中国耕地受旱面积已达5300多万亩，干旱已波及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等15省区，部分省份局部还出现了特大干旱。然而让情况更加严峻的是，专家预计至少在短期内，受灾最为严重的云贵川藏青等地并无明显降水，旱情将持续或发展。其中，云南省遭受了60年一遇的旱灾，程度之重、范围之大均为历史罕见。截至目前，旱灾已造成云南省近600万人、360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3000多万亩秋冬播农作物受灾，全省夏粮将因灾减产一半以上，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根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评选出的2008年十大自然灾害，南方十有其七。其中南方几乎每个省份都无一幸免。　　

2008年的自然灾害中，5.12汶川特大地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灾害性最为严重的地震，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湖南、山西等省（市、区）共有417个县、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受灾，受灾人口4625.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10.6万人，因灾死亡69227人，失踪17923人，受伤37.4万人；倒塌房屋796.7万间，损坏房屋2454.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523.09亿元。　　

　1月10日　至　2月2日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降温幅度之大多年少有、降水之多历史同期罕见、持续时间之长多年未遇、灾害损失之重远超常年。经核定，此次灾害造成21个省（区、市、兵团）受灾，因灾死亡132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1874.2千公顷，绝收面积1690.6千公顷；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其中，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受灾较重。由于灾害发生时恰逢春运高峰时段，灾害的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社会影响之大，均为历史罕见。1月21至28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分别针对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6省（区）的灾情，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月29日　，根据上述6省的灾情发展，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　1月31日　，针对四川省灾情，又再次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2008年第14号强台风“黑格比”（HAGUPIT）于　9月19日　20时在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9月21日　11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9月21日　下午加强为台风，　9月22日　14时加强为强台风。“黑格比”于　9月24日　早上6时45分在广东省电白县陈村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5级（　48m　/s）。台风“黑格比”具有强度强、移动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共造成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省150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7人（含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157.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79.1千公顷；倒塌房屋4.1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33.3亿元。　　

6月上中旬，华南、中南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降雨导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严重洪涝受灾，其中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受灾较重，针对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四省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此次大范围洪涝过程共造成2997.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87人，失踪10人，紧急安置转移254.0万人；农作物受灾1429.9千公顷，绝收207.2千公顷；倒塌房屋12.4万间，损坏房屋36.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36亿元。　　

10月下旬至11月初，长江沿江及其以南地区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4倍，其中贵州东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广西西部、湖南中部和西藏东南部地区雨量为100－200毫米，广西郁江及云南元江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洪水量级达到历史同期最大，南方多条河流11月份集中发生历史同期最大洪水。此次秋涝过程造成云南、重庆、湖南、广西、贵州5省发生严重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421.3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1人，失踪46人，紧急安置转移18.3万人；农作物受灾201.7千公顷，绝收37.6千公顷；倒塌房屋1.4万间，损坏房屋5.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2亿元。其中云南省因洪涝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楚雄、昆明、临沧、红河、大理、普洱、文山、昭通、曲靖、保山、玉溪、德宏、版纳等13个州市245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3人、失踪46人、受伤29人，紧急转移安置灾民6.18万人；农作物受灾118.2千公顷、绝收26.8千公顷；民房倒塌3149户10484间，损坏30507间；死亡大牲畜1430头（只）；灾区电力、交通、水利、通信、卫生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针对云南灾情，　11月2日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后根据灾情发展，于　11月3日　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同日，针对广西灾情，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8月30日　16时30 分，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北纬26.2度，东经101.9度）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又发生余震千余次，最大震级5.6级，给四川省和云南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共造成川滇两省126.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1人，紧急转移安置22.7万人；倒塌房屋2.2万间，损坏房屋64.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36.2亿元。　8月30日　，针对川滇两省的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　　

　9月24日　至25日，四川震区东部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导致四川地震灾区发生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共造成220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0.5万余人，因灾死亡19人，失踪40人；倒塌民房3600余户、1.3万余间，损坏民房2.4万余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其中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等市部分地区活动板房集中安置点一度进水。针对四川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　9月24日　上午10时紧急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下午，根据灾情发展将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　　

10月26至28日，西藏自治区那曲、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等地区出现强降雪过程，造成19县受灾，受灾人口10.27万人，因灾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踪，81人冻伤，其中2人重伤；因灾死亡牲畜8705头（只）；直接经济损失1.54亿元。 　10月31日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并及时调拨了帐篷、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安排灾民的生产生活。　10月31日　，针对西藏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自然灾害的最大威胁在于激化本来已经存在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几个重大核心利益都高密度集中于南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沙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另外，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南方集中了多数的少数民族。　　

南方从2008年出现的旱灾问题的21世纪含义在于它具有李自成模式的意义。明朝崇祯年间，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崇祯二年，陕西的灾情严重，其中描述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贪官在救灾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乘机盘剥百姓，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从而将政府推向毁灭。　　

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正是这场灾害，将清朝彻底推向灭亡。而无法解决频繁的自然灾害，甚至政府官员人为地推动灾害向无法解决的方向发展，将使政府信誉扫地，走向彻底崩溃。　　

二、         转基因主粮推广首先威胁南方人种、南方人的生命安全与族群安全，将群众置身于死地　　

2009年我们最为惊讶的消息，莫过于南方的几个省份推广种植转基因主粮。

今日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了很多庞大的利益团体，最为重要的是利益部门化早已到达部委一层，形成了一个个尾大不掉的利益小团体，这些利益小团体不仅妨碍着向公平方向的“继续深化改革”，而且这种私利目前已经发展到直接威胁国家生存的地步。

目前个别部门对转基因的解释大家都看到了，不仅是自箍耳光，而且很有躲猫猫的感觉，越描越黑。历代的宦官群体有一个集体共识：越是打着文治武功、利国利民旗号的私利最容易实现。

时代虽然变化了，但是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现在的人们能够经常见得到的最不要脸的事情。打着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旗号而实质上在为少数人谋福利。

为了完成美国主子和平演变中国、瓦解中国的计划，汉奸买办精英集团制订了一个危险的计划:推广转基因主粮.这个计划本身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甩包袱”，但是客观上将使中国彻底崩溃瓦解动乱，成为中国彻底崩溃瓦解的导火索。2010年成为了美国对于中国，将形成不战而胜的局面。

转基因主粮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同时精英为了尽快达到这一世纪战略目标，已经加快了步伐，比如在广西、湖北等省份推广，甚至以官员的名义推广。在山东一些地方，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准备试种。无疑，转基因主粮，将成为21世纪美国征服中国、腐败精英集团控制中国社会的“基因核武器”。

转基因卖国集团已经丧失作为人的基本特性，连最基础的生物本性：爱护本族的动物本能都已经忘记了。一位网友这样评价道：无条件引入转基因是加入WTO的条件之一，猪拍的板，然后他儿子在中金与高盛沟搭，是金融买办。猪猢蚊都是灯的心腹，同道中人，所以这些年转基因在国内大行其道国内主粮早就转基因化了，先上车后买票，补个通知而已。百年以后，再无中华！

人民权力已经退回到了“防御”底线。人民权力如同大树的根部，如果根部已上已经全部发展为资本化、官僚化，为资本而生产，为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服务，那么人民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是意味着空洞化？假定人民权力是一个橘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腐烂了，那么它华丽的外壳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转基因问题的运作完全是非法的，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反共产党存在合法性基础，反中国的立国之本的反社会制度罪，他们不仅已经危害到制度的生存基础，而且还直接危害国家整体安全。转基因主粮推广程序上的运作，使人民大众怀疑政权的基本属性，这是实实在在的危害，必然发酵成一场更大的社会动乱。

三、南方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　　

中国内地多个地区近年来接连多宗爆发流血冲突及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贵州瓮安、广东惠州、广西钦州发生骚乱。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海南的三亚游、广西的胶农事件、贵州的瓮安、习水、襄市的高莺莺、杭州的飞车、陕西的周虎、阜阳的白宫、山西大同矿难、血窑、新县的三等功、三鹿，以及全国数不清的钉子户，直到北国的林松龄事件等等。各种矛盾汇聚在一起，大有吞噬中国的意味。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内地民怨已到达“满地都是干柴”的地步，一有火种随时会爆发。即使在稍微好一点的重庆，也发生了罢运事件，而南方之所以成为阶级矛盾尖锐的重灾区，正是因为其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各种矛盾高度汇聚、酝酿。　　

官员的教育读本上絮絮叨叨地说，政府绝不能随便把枪口对准人民。不能用专政手段对付群众，这曾是瓮安事件带给社会的血的教训之一。民与企纠纷，民与官对立，甚至民与警冲突，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枪杆子说话，后患无穷。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慎用乃至不用警力、慎用乃至不用警械、慎用乃至不用强制措施，应该成为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原则。　　

但是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生了质变，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绝对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赤裸裸的阶级矛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行政权一家独大，而地方政府演变成了资本权贵利益打手，人民的压迫空前深重。在行政权力尚无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政府都有着足够的动力利用手中制定游戏规则，籍以裁判的权力，让天平上的砝码偏向于自己。在社会矛盾中政府采取“以暴制暴”和邓玉娇事件中群众不惜“与汝偕亡”以及大众对杨佳的同情，实际上也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这种报复手段的原始性、野蛮性和非法性。而当人们在心理上逐渐认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暴力方式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社会很容易因此滑入弱肉强食的混乱的丛林状态，所谓文明、法制、理性都将沦落为只会服从于权力的婢女（《从血泪拆迁看政府是如何沦为资本利益的打手》）。　　

如果做不到站在人民的利益上反对资本，那么至少要节制资本，如果连节制资本都做不到，而是放纵资本，“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等各类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放纵资本的压迫，那么我们早就只能引狼入室，自取灭亡。　　

如果做不到毛泽东，那么请至少做到孙中山。如果连孙中山都做不到，那么只能走蒋介石与袁世凯的自我灭亡之路了。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理论评述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