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坚拒以辱国条约换子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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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被扣苏联:蒋介石坚拒以辱国条约换子回归
本文原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3期,作者:杨天石,原题:苏联放蒋经国回国内幕
蒋经国留苏不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亲,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馀,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校长拉迪克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再拒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
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
周恩来担保蒋经国归来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作了被杀的最坏准备。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
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共产国际委派蒋经国回国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这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和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蒋介石在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