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学与茅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2:30:31
如所周知，鲁迅那伟大的思想家的经典名著有一篇是《文学与出汗》，记得是高二语文教科书里的一篇课文。在其中，伟大思想家显示了他深邃的思维能力，用出汗去论证“只有具体的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阶级论。那天才论证连白痴都能懂：不同阶级流出来的汗气味不同，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流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农大众流的是臭汗，所以，“贾府里的焦大，是决不会爱上林妹妹的。”
这论证之雄辩，在于它高度符合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弱智思维方式（鲁迅这辈子说的话大概只有一句有水平：“‘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我和中国的文坛，应该怎样的悲愤的阿！”其实他该为自己诞生在一个弱智之邦狂喜，否则怎么能当上思想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后一段时间，我的攻关难题便是：既然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那么，要林妹妹爱上焦大就更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黄世仁为什么还要强奸白毛女？强奸当然不是爱，但黄世仁既然要干这种事，起码得受了白毛女美貌的吸引吧？这难道不是说，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审美标准也可以是共通的？要突破这个悖论，似乎只能假设，在劳动人民看来，白毛女其实长得很丑，这才打动了黄世仁的淫心，因为他的审美观与劳动人民恰好相反。那为什么还要挑田华去演白毛女呢？大春又为何会爱上一个无盐？
这当然只是一个高中生的思维能力，不过就那点水平，似乎也超过了那位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他无幸看到《白毛女》，本人就生活在“旧”社会中，自己就是万恶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只怕做梦也想不到后世会虚构出那种荒诞戏剧来，还要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都一致认定每个地主都是那个虚构的妖魔。所以，鲁大师缺乏思维能力，恐怕也不完全是智力低下使然。
要到上山下乡进工厂之后，我才悟出，人类当然有阶级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反映了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可惜那对劳苦大众并不利。香汗与臭汗或许确实是不同的阶级性的表现，不幸的是，工农大众流臭汗，是不幸而不是一种光荣，而为伟大领袖盛赞的“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更非圣像头上的光环。那只反映了生产力的落后与分配的不公平，是必须纠正的一种社会弊病。如果“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那种落后现象当成社会进步象征与光明所在，认定“外表脏＝灵魂美”，“能吃苦＝觉悟高”，强迫全国青少年去从事原始农业的强劳动，以此改造自己骯脏的灵魂，把手变成黑的，脚上踩上牛屎，用手上的茧子作为毕业文凭，“野蛮其精神”，那就绝对是毁灭人类已有的文明积累，促使全国倒退回原始社会去。
因此，毛共之反动，恰在于它的“阶级论”。在这点上，它甚至比苏共主子还反动，人家“消除三大差别”的方式，还是试图把工农的文化水平提上去，不是把力图把知识份子统统化为文盲。此所以共产党是反文明的反动势力，而毛共及其徒弟柬埔寨共产党是最反动的。
但这其实只是理性认识，真正有了切肤之痛，还是在出国之后。所以，老跛说我见不得普京的茅房，是受了西洋鬼子的文明优越感的影响，其实也没说错。不过那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毛子的抨击无关，完全是先进文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
这其实都已经在旧作里交待过了，90年代初，我为了孩子的中文教育，趁回国买了本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聊斋》。因为是白话，所以自己也没看，回来后直接就给了孩子。不料他看了半截就没法看下去了，问我：这真是中国的古典名著么？怎么那么恶心？里面的才子都是性骚扰罪犯，见到美人就要动手动脚，甚至逼奸，最理想的爱情生活便是一夫二妻，而官老爷断案似乎就是刑讯的同义语，云云。
我大吃一惊，赶快去看那本我最心爱的名著，发现翻译的教授们统统是文盲，连“先是”是“此前”都不懂，要翻译为“最先是”，而意为“道歉”的“谢”给译成了“感谢”。最糟糕的还是教授们毫无文字修养，竟然把“好作狭邪游”译为“喜欢玩妓女”。孩子看到作者歌颂的风流才子有此爱好，当然要恶心。过后我才悟出来，幸亏教授们没文化，剥去了原著的文字美，这才能让我意识到所谓古典文学之美，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用精美的文字去包装腐恶。因为包装精美，所以读者便忘记了那在正常情况下必然要掩鼻的腐恶，反而沉醉于所谓“诗意”之中。
以后类似的事又发生在《镜花缘》上，后来我就彻底放弃了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的念头。但仍不免不时感受到强烈的“文化休克”。
懒得打字吹轱辘笛，还是引旧作方便：
“最近连日连夜在网上看老电影和样板戏的视频，先后一共重看了《杜鹃山》、《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老电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白毛女》、老电影《白毛女》、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女跳水队员》、《女篮五号》等等，还看了一点旧戏。
这些东西都几十年没看了，乍看之下当真是百感交集。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世上怎么会有这种邪恶政权的邪恶统治？把文学艺术统统变成了宣扬仇恨的邪恶教唆。就连典雅的芭蕾舞艺术都有本事变成暴力与仇恨的赞美诗。雷刚同志的名言是‘豪门不进地狱，穷人难上天堂’，而《白毛女》中大春手持德国造20响，把黄世仁和穆仁智拉下台去，此时大众则苦苦翘首盼望，作久旱盼甘霖状，但等“当当当”三响（不知道为何多打了一枪），大众立即作幸福狂喜状，忍不住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仇杀’成了‘幸福’的同义语，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文化，便在纳粹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也不曾见过。
…………
另一个强烈感觉是，为何土匪痞子流氓竟然能在号称‘五千年礼仪之邦’当国？如网友所说，样板戏乃是毛式革命文艺圣经，而这‘圣经’竟然是用粗话写成的！《红灯记》上，李玉和进了家门，问：‘妈，出事了？’李奶奶沉重地答道：‘门外有狗！’李玉和接着又交待女儿‘留神门户防野狗’。《白毛女》中的伴唱则云‘可恨地主狗汉奸’。《盘石湾》陆长海则唱‘放野狗爬上岸’……等等，等等。离开了用动物名称侮辱‘阶级敌人’，这‘圣经’就没法写出来。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渣阿？
这些感慨当然是在西方生活多年后才会产生的。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国内，感受也未必会这么强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么。在正常环境中生活久了，乍见暴力竟然成了芭蕾舞的主题，充满仇恨怨毒的扭打竟然成了常规舞蹈语言，实在是无从忍受。《红色娘子军》通篇惨不忍睹，只有《白毛女》第一场黄世仁登台前，‘贴窗花’、‘送白面’、‘扎红头绳’等舞蹈还有点人味，舞姿也庶几残留了星点女性的温柔。”（《梦中情人三十载》）
这土匪文化并非文革产物，不信请去看文革前拍的《刘三姐》。我敢断言，任何一个有点文明教养的人都没法容忍刘三姐那种满口污言秽语、满腔怨毒、尖酸刻薄的女流氓。
我从未见过鬼子评论样板戏和其他影视作品，所以这感受绝不是鬼子批判的结果，而是在优越的文化氛围中久受熏陶后，乍见野蛮邪恶反动的文化作品时的天然心理甚至生理反应。如果我不出国，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像不进城打工或上学的农民兄弟不会觉得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有何不妥一般。同理，我反复说过，如果不是习惯了国外平实朴素的文风，那我在观看《大阅兵》时就不会觉得那些浮肿、虚夸、陈腐滥套的解说词无法忍受，也不会察觉中国文人的票友味。
当然，如老跛指出，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他本人激赏我在杂文中写下的民间俗话“抠屁眼儿咂指头”（讽刺某人小气到连抠过屁眼儿后都怕损失什么财富，要拿到嘴里去回收），盛赞我那话是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甚至超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的确，我的杂文和政论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融古今中外、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雅俗表达于一炉，常常使用我当年接受再教育时从贫下中农和老工人们那儿听来的俗话，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止一位网友提到过“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刮筋”，可见这话非常之生动形象。
他们不知道的是，再教育并非这些俗话（倒不一定是烂话，我使用过的烂话似乎只有“抠屁眼儿咂指头”那句）的唯一来源。一个重要来源是“新”中国的“新文艺”。我党在当国后，出于对工农大众落后野蛮的“阶级性”的宗教崇拜，要求“大写工农兵”，令作家们上山下乡深入生活，把工农兵的好话烂话一股脑儿抄下来，写在“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从小酷爱文学，于是这些烂话好话便深深印在了脑海里。至今我尚能记得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烂话，例如：“妇道人家，跳起脚，撒不得三尺高的尿。”
怎么样，老跛，这话是不是比那“咂指头”更生动，更形象，更幽默，更雄辩，更一针见血地证明了女性的天然劣等与男性的天然优越？是不是比“咂指头”更伟大的对中华文化宝库的贡献？与先贤相比，我算什么涅？这种文学宝库，我看与茅房也差不多了，装的都是好货。
这不是原谅自己。我的意思是，我在杂文乃至政论中使用这些烂话，如同我使用伟大思想家鲁师爷的刻毒神功一般，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销我贩卖的封资修黑货。我明知道这些玩意不好，但我知道国人喜欢它们，适当使用能提升我的文章的可读性与普及性。我早就反复坦白过这一点了。没说的是，国人之所以有这种pathetic or even perverse taste，乃是原来的文化传统就不好，待共党来后，便将全民化成了“拜丑教”与“拜邪教”的虔诚信徒。说到底，毛共“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颠倒”的正解是pervert，不是invert。
这不是说西方没有烂话脏话丑话下流话。但这儿有两个区别：第一是人家没有“麻子上台——群众观点”，“驼子跌跤——两头落空”，以及金庸自以为风趣机智的“钉鞋踏烂泥，翻转石榴皮”之类挖苦残疾人的烂话。第二个最关键的区别是人家的态度不同。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当然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脏话，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认为那非常粗鲁，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稍微正式一点场合都不会有人用，更不会有哪个政论作家或专栏作家使用，遑论是政客们。只有在中国那种the Land of Perverts，才会有伟大领袖在最高权力机构召开的大会上说“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也才会有李肇星那种丝毫不知文明礼貌、遑论外交家风度的尖嘴利牙的粗鄙蠢货。最令人丧气的还是，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与丘吉尔、罗斯福完全不同，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其个人魅力与煽惑力恰在于他驾驭民间传统烂话的语言才能，而李外长之所以在国内深具民望，恰是因为他的粗鄙恶俗蠢笨。就连老芦，也不得不为这背时国情用败絮包装金玉，恰与《聊斋》倒了过来，那也算一种pervert吧。
这论证之雄辩，在于它高度符合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弱智思维方式（鲁迅这辈子说的话大概只有一句有水平：“‘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我和中国的文坛，应该怎样的悲愤的阿！”其实他该为自己诞生在一个弱智之邦狂喜，否则怎么能当上思想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后一段时间，我的攻关难题便是：既然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那么，要林妹妹爱上焦大就更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黄世仁为什么还要强奸白毛女？强奸当然不是爱，但黄世仁既然要干这种事，起码得受了白毛女美貌的吸引吧？这难道不是说，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审美标准也可以是共通的？要突破这个悖论，似乎只能假设，在劳动人民看来，白毛女其实长得很丑，这才打动了黄世仁的淫心，因为他的审美观与劳动人民恰好相反。那为什么还要挑田华去演白毛女呢？大春又为何会爱上一个无盐？
这当然只是一个高中生的思维能力，不过就那点水平，似乎也超过了那位伟大的思想家。当然，他无幸看到《白毛女》，本人就生活在“旧”社会中，自己就是万恶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只怕做梦也想不到后世会虚构出那种荒诞戏剧来，还要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都一致认定每个地主都是那个虚构的妖魔。所以，鲁大师缺乏思维能力，恐怕也不完全是智力低下使然。
要到上山下乡进工厂之后，我才悟出，人类当然有阶级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反映了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可惜那对劳苦大众并不利。香汗与臭汗或许确实是不同的阶级性的表现，不幸的是，工农大众流臭汗，是不幸而不是一种光荣，而为伟大领袖盛赞的“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更非圣像头上的光环。那只反映了生产力的落后与分配的不公平，是必须纠正的一种社会弊病。如果“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那种落后现象当成社会进步象征与光明所在，认定“外表脏＝灵魂美”，“能吃苦＝觉悟高”，强迫全国青少年去从事原始农业的强劳动，以此改造自己骯脏的灵魂，把手变成黑的，脚上踩上牛屎，用手上的茧子作为毕业文凭，“野蛮其精神”，那就绝对是毁灭人类已有的文明积累，促使全国倒退回原始社会去。
因此，毛共之反动，恰在于它的“阶级论”。在这点上，它甚至比苏共主子还反动，人家“消除三大差别”的方式，还是试图把工农的文化水平提上去，不是把力图把知识份子统统化为文盲。此所以共产党是反文明的反动势力，而毛共及其徒弟柬埔寨共产党是最反动的。
但这其实只是理性认识，真正有了切肤之痛，还是在出国之后。所以，老跛说我见不得普京的茅房，是受了西洋鬼子的文明优越感的影响，其实也没说错。不过那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毛子的抨击无关，完全是先进文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
这其实都已经在旧作里交待过了，90年代初，我为了孩子的中文教育，趁回国买了本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聊斋》。因为是白话，所以自己也没看，回来后直接就给了孩子。不料他看了半截就没法看下去了，问我：这真是中国的古典名著么？怎么那么恶心？里面的才子都是性骚扰罪犯，见到美人就要动手动脚，甚至逼奸，最理想的爱情生活便是一夫二妻，而官老爷断案似乎就是刑讯的同义语，云云。
我大吃一惊，赶快去看那本我最心爱的名著，发现翻译的教授们统统是文盲，连“先是”是“此前”都不懂，要翻译为“最先是”，而意为“道歉”的“谢”给译成了“感谢”。最糟糕的还是教授们毫无文字修养，竟然把“好作狭邪游”译为“喜欢玩妓女”。孩子看到作者歌颂的风流才子有此爱好，当然要恶心。过后我才悟出来，幸亏教授们没文化，剥去了原著的文字美，这才能让我意识到所谓古典文学之美，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用精美的文字去包装腐恶。因为包装精美，所以读者便忘记了那在正常情况下必然要掩鼻的腐恶，反而沉醉于所谓“诗意”之中。
以后类似的事又发生在《镜花缘》上，后来我就彻底放弃了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的念头。但仍不免不时感受到强烈的“文化休克”。
懒得打字吹轱辘笛，还是引旧作方便：
“最近连日连夜在网上看老电影和样板戏的视频，先后一共重看了《杜鹃山》、《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老电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白毛女》、老电影《白毛女》、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女跳水队员》、《女篮五号》等等，还看了一点旧戏。
这些东西都几十年没看了，乍看之下当真是百感交集。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世上怎么会有这种邪恶政权的邪恶统治？把文学艺术统统变成了宣扬仇恨的邪恶教唆。就连典雅的芭蕾舞艺术都有本事变成暴力与仇恨的赞美诗。雷刚同志的名言是‘豪门不进地狱，穷人难上天堂’，而《白毛女》中大春手持德国造20响，把黄世仁和穆仁智拉下台去，此时大众则苦苦翘首盼望，作久旱盼甘霖状，但等“当当当”三响（不知道为何多打了一枪），大众立即作幸福狂喜状，忍不住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仇杀’成了‘幸福’的同义语，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文化，便在纳粹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也不曾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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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强烈感觉是，为何土匪痞子流氓竟然能在号称‘五千年礼仪之邦’当国？如网友所说，样板戏乃是毛式革命文艺圣经，而这‘圣经’竟然是用粗话写成的！《红灯记》上，李玉和进了家门，问：‘妈，出事了？’李奶奶沉重地答道：‘门外有狗！’李玉和接着又交待女儿‘留神门户防野狗’。《白毛女》中的伴唱则云‘可恨地主狗汉奸’。《盘石湾》陆长海则唱‘放野狗爬上岸’……等等，等等。离开了用动物名称侮辱‘阶级敌人’，这‘圣经’就没法写出来。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渣阿？
这些感慨当然是在西方生活多年后才会产生的。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国内，感受也未必会这么强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么。在正常环境中生活久了，乍见暴力竟然成了芭蕾舞的主题，充满仇恨怨毒的扭打竟然成了常规舞蹈语言，实在是无从忍受。《红色娘子军》通篇惨不忍睹，只有《白毛女》第一场黄世仁登台前，‘贴窗花’、‘送白面’、‘扎红头绳’等舞蹈还有点人味，舞姿也庶几残留了星点女性的温柔。”（《梦中情人三十载》）
这土匪文化并非文革产物，不信请去看文革前拍的《刘三姐》。我敢断言，任何一个有点文明教养的人都没法容忍刘三姐那种满口污言秽语、满腔怨毒、尖酸刻薄的女流氓。
我从未见过鬼子评论样板戏和其他影视作品，所以这感受绝不是鬼子批判的结果，而是在优越的文化氛围中久受熏陶后，乍见野蛮邪恶反动的文化作品时的天然心理甚至生理反应。如果我不出国，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像不进城打工或上学的农民兄弟不会觉得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有何不妥一般。同理，我反复说过，如果不是习惯了国外平实朴素的文风，那我在观看《大阅兵》时就不会觉得那些浮肿、虚夸、陈腐滥套的解说词无法忍受，也不会察觉中国文人的票友味。
当然，如老跛指出，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他本人激赏我在杂文中写下的民间俗话“抠屁眼儿咂指头”（讽刺某人小气到连抠过屁眼儿后都怕损失什么财富，要拿到嘴里去回收），盛赞我那话是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甚至超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的确，我的杂文和政论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融古今中外、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雅俗表达于一炉，常常使用我当年接受再教育时从贫下中农和老工人们那儿听来的俗话，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止一位网友提到过“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刮筋”，可见这话非常之生动形象。
他们不知道的是，再教育并非这些俗话（倒不一定是烂话，我使用过的烂话似乎只有“抠屁眼儿咂指头”那句）的唯一来源。一个重要来源是“新”中国的“新文艺”。我党在当国后，出于对工农大众落后野蛮的“阶级性”的宗教崇拜，要求“大写工农兵”，令作家们上山下乡深入生活，把工农兵的好话烂话一股脑儿抄下来，写在“文学作品”里。因为我从小酷爱文学，于是这些烂话好话便深深印在了脑海里。至今我尚能记得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烂话，例如：“妇道人家，跳起脚，撒不得三尺高的尿。”
怎么样，老跛，这话是不是比那“咂指头”更生动，更形象，更幽默，更雄辩，更一针见血地证明了女性的天然劣等与男性的天然优越？是不是比“咂指头”更伟大的对中华文化宝库的贡献？与先贤相比，我算什么涅？这种文学宝库，我看与茅房也差不多了，装的都是好货。
这不是原谅自己。我的意思是，我在杂文乃至政论中使用这些烂话，如同我使用伟大思想家鲁师爷的刻毒神功一般，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销我贩卖的封资修黑货。我明知道这些玩意不好，但我知道国人喜欢它们，适当使用能提升我的文章的可读性与普及性。我早就反复坦白过这一点了。没说的是，国人之所以有这种pathetic or even perverse taste，乃是原来的文化传统就不好，待共党来后，便将全民化成了“拜丑教”与“拜邪教”的虔诚信徒。说到底，毛共“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颠倒”的正解是pervert，不是invert。
这不是说西方没有烂话脏话丑话下流话。但这儿有两个区别：第一是人家没有“麻子上台——群众观点”，“驼子跌跤——两头落空”，以及金庸自以为风趣机智的“钉鞋踏烂泥，翻转石榴皮”之类挖苦残疾人的烂话。第二个最关键的区别是人家的态度不同。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当然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脏话，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认为那非常粗鲁，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稍微正式一点场合都不会有人用，更不会有哪个政论作家或专栏作家使用，遑论是政客们。只有在中国那种the Land of Perverts，才会有伟大领袖在最高权力机构召开的大会上说“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也才会有李肇星那种丝毫不知文明礼貌、遑论外交家风度的尖嘴利牙的粗鄙蠢货。最令人丧气的还是，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与丘吉尔、罗斯福完全不同，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其个人魅力与煽惑力恰在于他驾驭民间传统烂话的语言才能，而李外长之所以在国内深具民望，恰是因为他的粗鄙恶俗蠢笨。就连老芦，也不得不为这背时国情用败絮包装金玉，恰与《聊斋》倒了过来，那也算一种perve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