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界冲突的缘起和结果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双方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1969年中国在中苏边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沙皇掠走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 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

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7300余公里的边界线基本确定下来。

苏俄两次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但都落空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这一次对待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以后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 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

在192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废弃旧约，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1919年、1920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这实际上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中俄界约未纳入废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

民国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但苏联政府却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七百多个中国岛屿划去六百多个，面积达一千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1929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 10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12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二战结束，在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赫鲁晓夫利用中印边界冲突指责中国，挑起事端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援助。但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上发生了根本分歧，造成中苏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应。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恶化，齐米亚宁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

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无理指责。周恩来反驳：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六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是年12月，赫鲁晓夫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

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毛泽东“放空炮”反击，苏联开始增兵边界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要求苏联肯定沙皇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苏联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 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开始改变“一边倒”外交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1968年1月，苏军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对中越边境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

虽然由于美方推迟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传达给了中国。

入侵捷克，使毛泽东对苏联的霸权更警觉

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党内已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他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于是，在对外战略重点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 “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

珍宝岛冲突的爆发不是一次孤立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中苏交战，“给美国出了个好题目”

珍宝岛事件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九大”以后，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作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格局大变动中掌握了主动权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

因此，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

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李丹慧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