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国教授治校：蔡元培绝不做政府任命校长 - Qzone日志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最早向蔡元培建言教授治校的是北大教授沈尹默。“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沈尹默力主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
　　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蔡元培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北大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当时，年仅20多岁的青年才俊胡适，便为文科评议员。
　　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而担任各教授会主任的则为一时之贤德，如经济门教授会主任即为马寅初，他后来先后出任北大和浙大校长。
　　当时，北大共成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教授会对学科内部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这些教授会相当于学门一级的评议会,为贯彻教授治校打好了基础。
　　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此前，北大开教务会议时，有讲英文的旧习。蔡元培规定开教务会议时一律用中文。开始时，外国教授表示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外国教授无以对答。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中文，不再用英文。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两递辞呈：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实行教授治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学生不执行学校规定的情形，蔡元培也绝不会姑息。
　　1922年10月，由于北洋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各大学财政状况大多不理想，而讲义印刷需要费用，以北大为例，此项开支便“岁达一万余元”。为此，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此举未能得到学生理解，迅速升级为学生抵制学校决定的“讲义风波”。数百学生集合示威，要求学校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一改往日的温良，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见此纷纷后退。后来，蔡元培还对那些来势汹汹的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历来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更受不了官僚、政府对北大办学的横加干涉。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5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各方广泛的“挽蔡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说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不过，在各方的极力“慰留”下，蔡元培还是再度出任北大校长。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次日在《晨报》上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曾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7月，蔡元培偕家人赴欧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26年归国。
　　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独立，脱离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对教育的百般干扰，甚至不惜辞职以抗争。为此，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校时间少而离校时间多，但北大校务却并没有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很过人都把这归因于蔡元培在北大确定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等制度和政策。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 民主堡垒
　　文：萧且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才得以复员北上，迁回原址。
　　西南联大，一所办学不到10年的大学，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教授治校”，功不可没。
　　“我的表，你戴着”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1931年起，梅贻琦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直到1962年于台湾逝世，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梅贻琦又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向来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 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同时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
　　在西南联大，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随即他解释道：“‘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他那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地讲授他的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西南联大在反对行政干涉和党化教育方面，尤为难能可贵。
　　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 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
　　1938年3月，国民党颁发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的最高准绳，把各级教育纳入“最高准绳体系。”
　　同年秋，教育部又明文规定“党义（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对此，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吴有训曾非常不满地说：“三民主义”被蒋介石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
　　据说当时西南联大开党义课时，讲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教学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不但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就连为获得成绩的读书报告，很多学生也懒得交。学校也采取敷衍态度，交不交作业都给学生及格以上的分数。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又规定说：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