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长官：我是蒋匪军

入伍后，第一次拉练到前沿就出了个洋相。当时班长指着海中的岛屿对我说：“看，那就是金门岛。”当我兴奋地贴近炮队镜细细观察这“敌占岛”时，我猛地看到岛中央的一栋建筑物上飘着一面红旗。尽管当时在我大陆的学校和政府部门中非节假日悬挂红旗的并不多，但在我们的心目中，红旗是我们的。因此，我半信半疑地问班长：“金门岛？怎么有红旗呢？”班长笑着说：“看仔细了，特别是那面旗”。我再认真一看，发现红旗的左上角好象缺了一块，这才意识到这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出于好奇，那天我用了不少时间在观察器材上观察这个虽是中国的领土，但目前却无法前往的岛屿。
在这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与这个岛屿一水之隔的福建闽南地区服役，多次与战友对金门岛的军事目标进行观察，核对目标位置；同时也曾利用我军对金门岛的炮击炸点进行夜间交会观察训练。当然，当时对金门岛的炮击早已是使用宣传弹，而非炮战时的杀爆弹了。由于双方都高度戒备，因此，充其量最多是在沿海公路上看到车辆行驶，在海上看到例行运补的军舰。真正的国民党军人却是从未见过，那怕是在望远镜内的身影。以至于到现在，比较明确地近距离接触原国民党军人在记忆中也才只有三次。
第一次接触国民党的军人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是个从空军中退休的文官。当时我从家中休假归队，在中途对面的卧铺上来一对老年夫妇。男的已近七十，女的不到六十。由于我先于他们进入卧铺车厢，因此他们进来时放置行李时听他们交谈，我即判断是来自台湾的客人。因为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的服饰与台湾来的人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加上他们的闽南口音，可以做为佐证。可能是多年部队保密教育的结果，我没有主动与他们搭话。但老先生坐好后，对我一笑，开口的第一句话却使我有些没想到：“先生是军人吧？”，我自信至少在服饰上是没有可以证明我是军人身份的物品，加上不愿意与台湾人谈论过多，便礼貎地答了一句：“不是”。老先生接着说：“那一定是公务员，是当警察之类的公务员。”我看老先生如此肯定，又有比较强烈的交谈欲望，再不回答便不礼貌了。当然也是出于好奇便问：“您为什么这肯定我是军人或是警察？”老先生说：“看得多了。台湾男人几乎都要当兵。”交谈中得知，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退役空军中校，现在北京办公司；一个是海军陆战队少校，还在军队。他坚信，当兵的人如果当的久了，总是有那么一种气质与众不同。上车后看我正襟危坐，又是在当时并不流行的寸发发型，所以他断定我是军人。我知道他这是在恭维我了，但还是认同了望他这一说法。随着火车的前行，我们就这么泛泛地谈着，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回答我出于对国民党军队的好奇提出的问题，以及老先生谈他退休后的田园生活。
第二次接触的国民党军人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党军人了。因为那时民进党已经取代了国民党上台执政了，再称国民党军显然不合时宜，但称其为“国军”也不妥，他们是“国军”，那么我军是什么？因此，我们在军内改用“台军”这一没有任何政党色彩，而只有地方特色的名称来取代原来对国民革命军的称呼，迄今为止我都十分佩服创造这一称呼的人。因为“台军”这一称呼说明了许多问题。起码说明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虽说其军队不归中央政府管辖，但只是一支地方性武装。当然还能说明许多，在此不再赘述。我有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堂弟因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定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联系。因为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军队内部对有亲属在境外的的军官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未经政治部门同意，不得随便接触。这还是指非直系亲属，倘若有直系亲属在境外，那是不能留在军队特别是作战部队任职的。我的堂弟对此规定也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联系了。后来他回来办公司，军队内部的政策也有松动，我们的联系便又多了起来。那次我去看望他，他正好有客人来访，便邀我一起用午餐。他的两个客人都是闽南口音，此时我已不在闽南部队工作，但对闽南人还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此便参加了午宴。闲聊中两人都说自己当过兵，我便随口问道，在哪个部队，驻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只要当过兵的人，听到对方说当过兵，都会习惯地问在哪个部队？我一直以为这两人都是我堂弟在闽南地区的客户，但此时其中一人说出的部队番号及驻地让我大感意外。他说当兵在金门，是184师。凭着多年前当参谋时对台湾军队各师番号及驻地的背记，我脱口说到，是驻在金门小见的184轻装师吧。说完其实我就后悔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去炫耀自己了解的并已经过期的情报。这位先生吃惊地问：您也知道184师当时驻小见。此时，我堂弟得意地指着穿便衣的我说，我哥也是当兵的，现在还在部队，军衔是××。没想到，这话一说完，两位客人立即端杯站了起来说，长官好。我们在部队很难见到这样军衔的长官，更不要说同桌吃饭。长官，我们敬杯酒。我赶忙进行宣传说要感谢改革开放，要不你们也不能来大陆做生意，我们也不可能在同桌吃饭。两人频频点头说，是，是，是，那时你们叫我们蒋匪军，我们叫你们共匪……，说着又赶忙改口，对不起！对不起！是共军。对于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长期接受的宣传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我表示了宽容。毕竟他也自称了蒋匪军了。
第三次接触的“蒋匪军”，是在一次抗洪救灾现场。那是一次多年未遇的洪灾，我奉命与政委率队前往一处临江的开发区救灾。当时洪水已快接近大堤顶部，我与政委站在堤坝上指挥着部队垒沙袋，堵管涌。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抗灾指挥部曾一度下令弃守，我们带着部队撤离大坝进入一家台资企业，这是一家高新科技的大规模企业。我们的车全部都停在那里，后勤也都在那里。企业的领导也正组织员工搬运一些器材物资往楼层高处搬。看到我们可能要撤离，企业里人心惶惶。尽管堤坝没有垮，但由于该企业地势较低，厂区内已经四处积水。此时，来了一名企业中层领导模样的人，找我和政委，邀请到会议室坐一下，我和政委去了。见会议室内坐了不少人，大多数是该企业的领导，内有一位开发区的领导。这位领导提出，能不能帮助这家企业搬运一下物资器材，以减少由于洪灾可能带来的损失。我们二话不说答应了。立即组织官兵帮助搬运物资器材。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一位中年人，手持对讲机，不断发出指令，指挥员工在厂区内排水，搬运物资，同时也不断与我们的基层指挥员协调人力，可以看出办事十分干练。战士们干活效率就是高，只要任务明确指挥得当，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当物资抢运的差不多时，抗灾指挥部又下达了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堤坝的指令，因为开发区内许多企业生产的都是高新科技产品，且厂区地势都较低，一旦垮坝，损失不可估量。于是我们又率队赶赴大坝，由于靠近开发区的这条江是是直接入海的，只要不是天文大潮，坚持到海水退潮，危急的情况就可能解除。待到洪水退了，我们重新回到这家台资企业野餐，并准备撤离。这时那位在厂里手持对讲机组织抢险的中年人，来到了车队旁，非常规范地向我和政委敬了个礼，也就是这个军礼，让我判断出他是一名曾经的军人，而且是国民党军人。因为我军在敬礼礼毕时，手是自然放下的。而这位中年人在敬礼礼毕时则是有些象美军的动作。这个中年人说：“十分感谢贵部的帮助，我们董事长想请二位长官吃个便餐。”我和政委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让其向董事长转达。这位中年人说：“我已经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不管怎样，十分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帮助，我们才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员工才不会惊慌失措，顺利地将低处的器材抢救出来。我会向董事长转达二位的意思，并向董事长建议安排专门时间上贵部慰劳。”说着又敬了个礼，“谢谢二位长官。”为了缓和气氛，我问了一句：“先生在企业高就何职？”他说：“保卫课长（台湾人就是喜欢将科长叫为课长）”。我开了个玩笑说，“课长的军事素质不错啊，当了不短时间的兵吧？”这位保卫课长笑着说：“报告长官，是当了比较长的兵，但我是蒋匪军。”听我这话，我和政委都会心地笑了。这之后，这位课长，代表他们的企业一直将我们送上车，送出了厂区。
事后这家台资企业确有打算到我部慰问，但鉴于这家企业的背景，以及我们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我们是不便于让他们进入部队的。最后由开发区管委会代送来数万元的慰问金，当然我们将这笔钱在报告上级后全部分拨给参加救灾的连队，以充实连队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