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资低是相对优势吗？

　2002年6月21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短文，问中国人工资低是竞争优势吗。全国有20多家网站和报纸转载了此文。对文章中的观点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其中一条反对意见是：这种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都不懂，还在写文章。2003年，我们的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又换了一个说法：中国人工资低是我们的相对优势。相对优势原理是大卫·李嘉图发现和总结出来的。所谓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大概是指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为了替中国人工资低现象讨一个公正的说法，笔者冒昧再问：中国人工资低是相对优势吗？ 一、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 为了理解相对优势的含义，我们假定美国和中国只生产电视机和小麦两种物品。美国制造一台电视机需要100工时，中国需要120工时；美国生产一吨小麦需要5工时，中国需要8工时。如下表： 生产电视机和小麦的劳动成本 单位：工时 美 国 中 国 制造一台电视机所需的劳动 生产一吨小麦所需的劳动 100 5 120 8 美国在两种物品上的生产效率都比中国高。那么，美国为什么还愿意从中国进口电视机呢？答案就在于相对优势。与美国相比，在中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相对成本低于生产一吨小麦的成本。相对成本是这样进行比较的：在中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15倍（120/8）；在美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工时是生产一吨小麦的20倍（100/5）；既然中国生产电视机的相对成本低，分工生产电视机就有相对优势了。 发挥相对优势，怎么又会使交易双方都获得好处呢？ 假定美国和中国封闭生产，花费12万工时制造电视机、花费12万工时种小麦，各花费24万工时，共计48万工时。按照前面设定的效率，美国生产1200（12万/100）台电视机和24000（12万/5）吨小麦；中国生产1000（12万/120）台电视机和15000（12万/8）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是2200台电视机和39000吨小麦。现在发挥相对优势。美国用20万工时生产小麦，用余下的4万工时生产电视机，现在，美国就生产出了40000（20万/5）吨小麦和400（4万/100）台电视机；中国用22万工时生产电视机，用余下的2万生产小麦，现在，中国就生产出了1833（22万/120）台电视机和2500（2万/8）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是2233台电视机和42500吨小麦。如下表： 同样的劳动通过发挥相对优势所提高的产出量美 国中 国总产出量为生产小麦付出的劳动（万工时）为生产电视机付出的劳动（万工时）为生产小麦付出的劳动（万工时） 为生产电视机付出的劳动（万工时） 小麦（吨）电视机（台）12201241221222390004250022002233 同样多的投入（48万工时），充分发挥相对优势，人类社会增加了33台电视机和3500吨小麦。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 理解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需要把握三个重点： 1、相对优势的比较方法。首先，强势与弱势之间的比较，生产率（工时定额）是唯一标准；其次，寻找相对优势，是强势与弱势自己与自己比较，各找各的相对优势；再次，在前面两次比较的基础之上，进行选择。 2、相对优势的研究范畴。相对优势是生产力范畴，反映的是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是个分工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是从全球角度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只是一种理想。这样认识不准确。相对优势原理不仅全球适用，国内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全都适用。比方说，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改换成为浙江和四川的关系，或者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改换成为总经理与打字员的关系，结果是一样的。 3、相对优势的社会效果。相对优势所带来的社会增加值，分配比例是不确定的。在一般正常情况下，相对优势所带来的社会增加值不会为强者所独享，因为弱者没有得的好处，就违背了双方获益的交易规则，弱者必然退出分工即交易。但是，社会增加值是五五分成、是四六分成、是三七分成、是二八分成，还是一九分成，则是不确定的。日常生活中此种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比方，中国现在生产的电视机，核心技术还控制在美国人手里，交易规则就不可能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这种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告诉我们，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证明分工协作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作为思想理论武器，所要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是重商主义、是贸易保护主义、是闭关锁国思想，或者是“大而全”、“小而全”思想，与劳动工资所要讨论的问题，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同时，竞争优势是指同类产品或服务在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是事物（人）相互排斥性派生出来的问题；而相对优势原理研究的恰恰是非同类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事物（人）相互依存性派生出来的问题。两个问题没有替换关系。 二、亚当•斯密怎么看待劳动工资低现象 我们大概没有估计到，亚当•斯密的看法与目前中国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腾飞、要富强，提升竞争优势恰恰不能推行低工资制度，而是应当实行高工资制度。有人恐怕又会反驳，亚当•斯密是英国人，英国当时最富裕，当然有条件实行高工资制度，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贫穷，怎么可能搞什么高工资制度啊！？ 错！错！错！ 我们翻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亚当•斯密认为：“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纽约地方，普通劳动者一日的工资为美币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币二先令；造船木匠为美币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币六便士的糖酒一品税，全部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泥水匠及建筑木匠为美币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帮工为美币五先令，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都在伦敦价格之上。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禁止状态了。…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下层人们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怎么样啊？我们总不至于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也不懂这种常识性的经济学概念吧？1776年，正是我们为之骄傲的“国有乾隆，谷不生虫”（《还珠格格》台词）的乾隆盛世，可是，亚当•斯密却提醒我们，国家强盛的物质分配办法，是把增进的国民财富更多地回报给价值的直接创造者，而不是价值创造的条件所有者。如果乾隆皇帝听不懂这些话，情有可原，200多年了，我们还听不懂，恐怕说不过去了吧。 三、怎么正确对待和逐步改变中国人工资低的现状 中国人工资低，中国人不值钱，中国人贫穷落后，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可是，为了招商引资（为了钱），不讲同情心，不讲民族尊严，把劳动者的无助与无奈（不值钱）当作“优势”到处吆喝叫卖，这恐怕不是一个经济学常识问题，而是一个做人的道德底线问题。鼓吹、坚持并不断发挥中国人工资低的“优势”，不但掩盖了我们的投资效率太低的体制弊端，而且是中国目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直接动因，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应当怎么办？ 首先，正视国内需求不足与劳动者贫困化趋势的内在联系。国内需求不足是上下都达成的共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需求不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这个论断，既揭示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也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实际。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就到国外寻找市场：传统资本主义是通过炮舰政策，让产品走向世界；我们是通过劳动者勒紧裤腰带的政策，让产品走向世界。两种政策虽然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只强调和维护物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忽视或不怎么关心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说来，两种政策都不可取。可取的政策是从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人手。 当前急需做的是按照现行游戏规则落实劳动者应当获得的收入。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也好，内资也罢，同国际游戏规则接轨，首要的是同保护劳动者基本利益的游戏规则接轨。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刚刚从农民转变过来的无产阶级，俗称打工仔、打工妹，不用说什么社会劳动福利保障，就是按合同应得的工资，不但不能按时足额地发放，还会因为所谓各种“违纪”，工资拿不到，反而连“保证金”也搭上了。这种状况不根治，需求不足怎么可能扭转？其次，矫正中国人工资低是我们优势的舆论导向。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作为劳动价值论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心灵是相通的。他们的教诲是：劳动力工资低，谈不上相对优势，也没有竞争优势，相反，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落后和衰败的象征。科教兴国，没有问题；提高劳动力回报兴国，也应当没有问题。如果中国人值钱了，劳动力工资提高了，表面看，企业少了一些利润，国家少了一些税款，可是，企业却因此换来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国家却因此换来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难道不是一种长远发挥作用的竞争力？如果中国人值钱了，劳动力工资提高了，表面看，贸易出口减少了，很自然外汇储备也减少了，但同时也减少了贸易摩擦，减轻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特别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多了，需求上去了，总供给和总需求朝着均衡方向发展，这难道不又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吗？作为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调控者，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科学决策的答案恐怕只能有一个。 再次，开放政策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开放的基本目标是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技术和人才进进出出的大门敞开了，能不能引进并发挥作用，决定于改革深化的程度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开放政策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选择。孤立地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开放政策需要一个新的平台，要以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主，也就是以引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网络生产为主。政策做出这种调整，那些不愿享受国民待遇、专门吃政策“优惠饭”、把我们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当“猪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游击队”，或许抽走资金，可是，引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网络生产，这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治本之道。话又说回来，投资“游击队”的能耐和水平也面临生死决策，正能力，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早就超过他们了，负能力，又是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对象；而已经适应经济全球化网络生产的跨国公司，恰恰不在乎那些小恩小惠，也不会像投资“游击队”那样，恨不得从打工仔和打工妹的骨头里扎出油来，他们主要在乎的是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开，结局的公正。这不正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吗？ 办法不只这些，要害是把立场和观念转变过来。 中国人工资低，是需要凭借我们双手变革的悲苦历史，而不是可以利用、挖掘和发挥的什么“优势”。这就是本文所要讨的说法。 （作者：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经济学教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