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中国目前存在五种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3:01:28
在“走读”中观察真实中国，香港资深媒体人杨锦麟根据其第一手所见所闻，得出今日中国存在五种危机的结论，但他也强调，虽然有危机，希望仍存，然而历史留给执政者（改革）的时间并不多。
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杨锦麟在通商中国昨天首次推出的“透视中国”系列论坛上首个开讲，该论坛的协办机构是厦门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出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锦麟，2003年主持凤凰电视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而广受欢迎，去年，他放下报纸，转而主持《走读大中华》节目，通过在两岸三地特别是在大陆进行实地采访，陆续制作了72个节目，向观众推介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中国”，其中，弱视群体是杨锦麟关注的焦点之一。
杨锦麟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他的一些结论，正是源于他在走读中国时获得的观感。
在昨天题为“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论坛中，他列举中国存在的五种危机是：执政党的危机；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或板块化）的危机；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他认为，至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致命和根本的缺陷，包括奥巴马（美国总统）也要推行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执政党正在向一般的政党转变并逐步地世俗化，但是，它面对党内利益集团的萌生和坐大，以及更多人对它的执政能力及执政基础合法性认同的问题。
在社会分配制度危机方面，他认为，社会财富正在迅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
杨锦麟也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渺茫”，“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农民工地位，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这一代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在，即使是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改变就业的命运。”
善治善政更显迫切
对于社会张力和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杨锦麟说，新的动向显示，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民众对公力救助心存疑惑，要依赖自力救助。不过，尽管2009年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社会大局依然稳定。
而人文伦理道德危机方面，杨锦麟认为，违背社会公德和政府诚信的事件屡见不鲜，见死不救折射了社会的冷漠。
杨锦麟说，必须承认，近代100年来，很少有一个国家和政党能够在60年时间里解决多数人的贫穷问题，但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仍然没有摆脱真正意义的贫困，所幸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温顺善良的，只要解决温饱别无所求，这为中国整体的整治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不过，因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出往返城市以及年轻化，民智和资讯已打开。
最后，他说，任何人或任何政治集团主政，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善治与善政，更显得迫切和必要。他强调，中国内忧多于外患，民生问题多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头脑是清醒冷静的，问题是：历史还会给中国的执政者预留多少时间？
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杨锦麟在通商中国昨天首次推出的“透视中国”系列论坛上首个开讲，该论坛的协办机构是厦门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出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锦麟，2003年主持凤凰电视台《有报天天读》节目而广受欢迎，去年，他放下报纸，转而主持《走读大中华》节目，通过在两岸三地特别是在大陆进行实地采访，陆续制作了72个节目，向观众推介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中国”，其中，弱视群体是杨锦麟关注的焦点之一。
杨锦麟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他的一些结论，正是源于他在走读中国时获得的观感。
在昨天题为“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论坛中，他列举中国存在的五种危机是：执政党的危机；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或板块化）的危机；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他认为，至今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致命和根本的缺陷，包括奥巴马（美国总统）也要推行改革，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执政党正在向一般的政党转变并逐步地世俗化，但是，它面对党内利益集团的萌生和坐大，以及更多人对它的执政能力及执政基础合法性认同的问题。
在社会分配制度危机方面，他认为，社会财富正在迅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来源呈现不公平和不合法，以北京为例，凭劳动致富者仅30％左右。
杨锦麟也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渺茫”，“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农民工地位，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这一代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在，即使是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改变就业的命运。”
善治善政更显迫切
对于社会张力和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杨锦麟说，新的动向显示，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民众对公力救助心存疑惑，要依赖自力救助。不过，尽管2009年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社会大局依然稳定。
而人文伦理道德危机方面，杨锦麟认为，违背社会公德和政府诚信的事件屡见不鲜，见死不救折射了社会的冷漠。
杨锦麟说，必须承认，近代100年来，很少有一个国家和政党能够在60年时间里解决多数人的贫穷问题，但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仍然没有摆脱真正意义的贫困，所幸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温顺善良的，只要解决温饱别无所求，这为中国整体的整治提供了先天的有利条件，不过，因人口流动，农民工进出往返城市以及年轻化，民智和资讯已打开。
最后，他说，任何人或任何政治集团主政，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善治与善政，更显得迫切和必要。他强调，中国内忧多于外患，民生问题多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头脑是清醒冷静的，问题是：历史还会给中国的执政者预留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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