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演讲之一

胡发云：我到这儿来一点儿陌生感都没有啊，一个是很多朋友，相见过的没有见过的，我都觉得像相处了半个世纪一样，第二个呢，全都是一张华人的脸，一张口就是华人的声音，甚至还有几位是我家乡的武汉话，感觉到非常非常地亲近，也非常非常地轻松，所以我想跟主持人说一声，我今天不是演讲，是跟大伙来聊聊天，说一说我们关心的话题，互相之间沟通一下，交流一下，讨论一下，让我们在大陆的人和在海外的人，就一些大家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互相之间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怀怀旧，因为我结识的这一批人，都是差不多的年岁，四十出头，五十大几，六十毛边，这批人和我们国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关系。有时候一看到这批人已经是头发斑白，有的已经是满脸沧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在踏踏实实地或者默默无闻地过自己的日子，有一种温暖感，也有一种沧桑感，有时甚至还有一种伤感。我很多小说里边的人物都和这些人相关。

    十年以前我们做了一台晚会，和这些人也相关。我们当时出了两本回忆录，一本是《我们曾经年轻》，一本是《沧桑人生》。昨天晚上我们在老攀家，他播出当年那台晚会的光碟，我突然发现，上面出现的一些人有些都已经不在了。后来我跟他们说，四个策划，包括我在内，现在还剩下两个。四个主持，已经也走了一个。在合唱团里边的，舞蹈队里边的，也有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我自己觉得我像那个美国黑人歌曲《老黑奴》唱的一样——昔日的朋友，已经风流云散，离开家园到那天上的乐园，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将我呼唤……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去回顾人生，我们去认识历史，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最近几年，我想做的，我想说的，就是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看法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告诉我们的后代，不让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淹没了。当时北奥还有其他的几个城市的主办人跟我说，你讲些什么呢？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或者是已经很完整的话题，我每每去一个地方演讲，对于我来说就是给自己提一个新的课题，我自己本身对它抱有一种新鲜感，并且自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是上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这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还有一个话题，是和我们这一代人相关的——红色音乐和一代人的情绪记忆。结果呢，这两个话题，在几个主办城市都给我弄混合了，我看这两个话题确实有混到一起的理由，所以我就不必拘泥于哪一个话题，可能会说得比较随意一些。同时我还非常希望，大伙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的一些想法、问题、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我觉得作为同代人，作为一起——除了少数台湾来的朋友以外——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度过了或长或短的、非常难忘的一种人生岁月的人，我们应该有很多感受。刚才张雯在那儿唱歌，《祖国颂》（唱……）这个歌是59年出来的。59年我们全国各地饿得嗷嗷叫，还死了人，但是我们的红色歌曲在唱什么呢？江南丰收有大米，江北满仓是小麦。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是这样，给我们营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乌托邦世界，让我们忘掉了我们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沉溺于一种美妙的、童话的世界当中，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是分裂的，一方面我们对历史的回忆，被很多这样的音乐、文学、艺术固定在一些非常美妙的，动人的，甚至带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色彩的梦幻境界，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不同的时代，甚至在整个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当中，经受过无数的苦难，但是我们脑子里边的，那个宏大的观念，永远是这类红色艺术教给我们的，而这样一种做法还在不断地持续下去。我想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就不会再理解父辈祖父辈，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经受苦难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世世代代，千百万年，都是那样在过。但是，一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不从苦难当中去提升民族的精神，去寻求这个民族的出路，去找到一个民族健康发展的规则，而不断地在这苦难当中循环，那就是一种真正的苦难——比我们物质生活的苦难更加深重的精神的苦难。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做一点事情，来建立这个民族的精神史。一个没有精神史的民族，你哪怕有再完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你看不到当中的人，看不到人的心灵的过程，那么这个民族是非常可悲的。今天看我们中华民族，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这样一个历史，总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你看到它的每一个细部，又总是那么令人沮丧，令人痛苦，我们没有看到历史的真相。《如焉》出来以后，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他们说，你写SARS， 03年的春天开始，到03年秋天，连头带尾还不满一年，你写作的时间是三个月，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的背景当中，写进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呢？我说，这些年来看电影看电视剧，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比如说这里出来一个官员，出来一个大学者，或者出来一个商人，我就在想，如果他六十岁，他57年是什么样子？他66年是什么样子？他76年是什么样子，89年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人从中国这样的社会过来，他不可能是在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一个人，那么他这些年的精神变化的轨迹在哪里？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你是一个锐意改革的市长或者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你改革的动因发源于什么地方？我们所有的作品，看不到这一点。你文革的时候打过老师吗？你文革的时候是被同学欺负过吗？你文革的时候检举揭发过自己的父母亲吗？你上山下乡的时候你偷鸡摸狗过吗？你后来回城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呢还是有过一些难言的苦衷？那么这些我觉得都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它的印迹。除非说每一个人都是才华绝顶的表演艺术家，他会把自己的往昔掩盖得任何痕迹都看不见。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作品，你看不到这些人的来路。

    80年代的时候，我们商界是有一句名言叫“英雄不问来路”，因为商界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非常可疑，他们大概共同发明了这么一个口号——你不要问这个老板他原来是怎么发家的。这里总有不太光彩或难以启齿的地方。在现在，实际上我们的商界，我们的政界，我们的学界，也都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英雄不问来路。我常常想，那些中央的政治局的委员们文革时在干嘛呀？你们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掌声）一位学者呢，在80年代清污的时候你在干嘛？是在被批呢还是在官方的报纸上发表批判的文章？还有六*四以后，你是在被清算呢还是你在清算别人呢？所以这一类的话题，常常像魔鬼一样，在我的脑子里面蹦来蹦去，让我在看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觉得他背后是否还有一个另外一张令人恐怖的面孔。我后来写了一批这样的小说，《隐匿者》〉，《葛麻的1976—1978》，包括《如焉》，也把这种对历史的追问都放进去了。我后来说，没有历史的人是可疑的。我说我们中国的文学，很少关注到一个人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近六十年，是只写他眼下的辉煌，而不写他往日的不堪。我说在原来的老京剧里，一个人上台，还要自报个家门：祖上怎么怎么样，自己怎么怎么样，家里住在什么地方，他让你知道“我是个有来路的人”。我们现在任何的一个人，大人物小人物上台，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有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新上任的官员，介绍他的简历，这是一个非常难堪的没有办法逃避的事情。我发现，有的人，1973年入党，73年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在工厂，或者我们在挨批，当时他是怎么入的党啊，你是在批判我们的时候入的党吗？或者是1972年进入县革委会大批判小组，你当时是批谁呢？是批刘少奇还是批毛泽东呢？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只有我这样爱钻牛角尖的人去想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填履历填惯了。

    这些蛛丝马迹的东西，它都说明这些人是有历史的。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个历史？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做对，但是你必须要诚实，要面对自己曾经经过的这样一些历史岁月。我前不久在武大给他们讲文革，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说，胡老师，你说到我们要面对历史，要非常认真地反省这段历史，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在文革当中表现怎么样？我当时就非常高兴，我说我如果是一个扫地的女工，你跟我说这样的话，我说去你一边去，我不跟你说。我说但是我现在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在台上跟你们说，你们要去正视这段历史，所有的人要正视自己在历史上的表现，那我就必须接受你们的质疑。你们有任何问题，那怕是会让我难堪的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然后我就原原本本地把我在文革当中各个阶段的经历、想法、思想变化的过程都告诉他们。我说我希望你们今天跟我提了这个问题以后，你们明天上课的时候，把同样的问题跟你们的导师提出来，跟你们的校长提出来：校长，你文革的时候在干什么？当他能够勇敢真实地回答你们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教育才能够真正起作用了，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如果说，你们面对是一批模模糊糊的，永远搞不清楚来路的人，而有一天当你发现他原来是另外的一类人，就像小红帽发现跟自己睡觉的那个老太太，屁股后面有个狼尾巴一样。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了。

    如果说，最近几年，我自己愿意做一点什么事情，我就想在我的文字当中，首先求真。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虚美。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几岁，我不知道从哪本书上看到了一句话，我一直把它记在我的日记本上——“我是一个为了真可以连美都不要的人。”很可能，在求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血腥，有很多阴暗，有很多残酷，但是你只有面对这些东西，才能够最后找到一种美，找到了在真实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善。这就是我在写我的一批中篇和《如焉》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做到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