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50、60、70、80年代生人看巴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7:42:39
50 巴金先生的五封回信
黄茵（1950年代生人）
巴金先生的辞世，令我想起26年前我父亲跟巴老通信的一段往事。1977年1月，我的外祖父黄谷柳去世之后，我父亲陆续写信通知谷柳的生平好友。整理遗物时，父亲发现了谷柳在朝鲜战地给巴金先生拍的多张照片，这有点超出他的想像，使他又惊又喜。他也是从十年“文革”———早期的狂飙和后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文艺界干部，刚到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主持工作。父亲没想到多年的运动下来，家里还藏有这么珍贵的东西。他喜欢巴金先生的作品，他知道当时情形就像一场大地震过后，幸存者的声音不仅令人兴奋，还意味悠长。而且，对于一个主编来说，仅仅是能使巴金先生的名字在自己的刊物上露面，就让自己在同行中有了几分荣耀，更不用说能够刊出巴金先生的新作了。这心思，恐怕就成了父亲后来一再地给巴金先生写信和约稿的动机吧？
处理完我外祖父的后事，父亲很快就打听到巴金先生的住址，开始迫不及待地给巴金先生写起信来，他还随信寄去了几张谷柳在朝鲜给巴金拍的照片。很快，巴金先生就回信了。
只是过了26年我才知道，就在巴金先生给我父亲回信那几天里，他正在写自己的创作回忆录。而大半个月前，也就是1978年6月3日，他刚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老舍先生的追悼会。而5月23日及24日，他正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5月27日至6月5日，他仍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题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提出“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口号。
我父亲不知道巴金先生的忙碌，他正在为自己认识了巴老而兴奋不已呢。之后他不断给巴金先生写信，向巴金先生约稿，托朋友给巴老捎去广东的土产礼物……
12年后，到了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翻出了这些信，我都替父亲不好意思，他怎么能这样打扰人家啊。巴金先生给我父亲的回信，从1978年开始，到1982年才告终。巴金先生亲笔书写五封，后来我把它们抄录下来，并参照巴金先生年谱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巴金先生真是一个为了情义和礼数，不惜耽误自己的事情的人。我想，作此文，是怀念和追思巴金先生，也是我替父亲向巴金先生表达一份深深的歉意吧！
在写第二封回信时，巴金先生一直在写他的《随想录》。就在这封信寄出的两个月后，巴金先生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巴黎访问，这是他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
就在第三、四封回信发出的半个月后，巴金先生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十天后，巴金先生在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这一年，巴金先生集所作反映朝鲜战地生活的全部短篇小说、通讯、散文，题名为《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第五封回信这一年，79岁的巴金先生笔耕不辍，6月5日，他的《随想录》写完第90篇，这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三天后，《随想录》第三集结稿，题为《真话集》，他为它写了《后记》。一个月后，十卷本《巴金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此书全部稿酬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翻出这些旧信，屈指数去，竟有22年光阴在这指间流逝了，我父亲亦因脑溢血在1990年去世。多年来，偶尔我会想起这些信件，有件事我始终有点困惑——我父亲对巴金先生而言，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巴金先生如此忙碌，怎么会一再地回复他的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有谷柳先生在1952年跟随巴金先生一同入朝慰问志愿军的背景，父亲作为谷柳先生的女婿，他奉上老岳父52年前给巴老拍下的珍贵照片，巴老回信，不会是应酬，该是难忘曾经的战地和战友吧？
如今巴金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了，百年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令人百感纷呈，悲欣交集。
60 谁是我们的敌人
张梅（1960年代生人）
巴金在法国说：“我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于是这个明确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的人，一生坚持信念，一生明辨是非，一生知道何谓善，何谓恶，何谓爱，何谓恨。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这个人纯真，天真甚至单纯。而一个天真又天才的人就具备了大师的品格。
在满世界悼念巴老的人海中，有时会茫然———一个大师，我们年轻时看他的作品：柔弱、多情、热烈；然后这个人，在老年时陷入沉思，陷入忏悔，陷入对真话的追求中。“真话”在他老年时的思想里是那么地重要，创造已经退居二线，重要的是讲真话。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求“真”呢？他要说的真话，是自己认为的真还是世人认为的真呢？
上天很眷念他，给了他以爱，一个他可以义无返顾地爱的女人。这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小说家来说，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一个人，有了明白无误的爱，又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这个人简直是太强大了，太有力了。于是，巴金是强大的，有力的，他的人生，不是惶然的，不是矛盾的，一个有爱有恨的人，是幸福的人。
想想那些终日想成为大师而未能得逞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来不知道要恨什么，恨谁，谁是我们的敌人。刚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是尼克松就来了，乒乓外交开始了；刚无限地崇拜苏联老大哥，唱着卡秋莎，决心要当“乡村女教师”时，却目瞪口呆地着看中苏决裂；当我们终于把小资情调从天性中驱赶尽净（天，我小时候的年终鉴定从来都是写着要注意“娇骄”二气，不要有小资情调），满世界又是娇声娇气的MM和男生了。那些韩剧的俊男美女，可是我们从前的教育唾弃的；当我们刚把孔庙推倒的时候，却被告之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我们要爱谁要恨谁呢？也许有人说，你夸大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和纪念巴老没有关系。而我却要说，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难明的年代。在一个是非难明的年代去悼念一个很早就明了是非的人，你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巴金生在1904年，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生在上世纪初，可以数上一大串很响亮的名字，陈寅恪、胡适等等。人们在悼念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如果说是必然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纪念一位公认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问很多很多为什么。如果说纯真是一种力量，巴金的力量就在于他的纯真和单纯。但看看目前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还在恪守着纯真，既然是一种很虚无的东西，那人们的热爱是不是一种时尚？
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警惕时尚。
70 “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
陈华丽（1970年代生人）
他是悬挂在长春藤上坚持到最后的那片叶子。这个秋天，这片维系了太多东西的叶子终于不支坠地。
他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即使，从1999年起，他缠绵病榻，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就连话语也无法正常表达。即使，从1999年起，他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只因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巨匠时代，人们需要他的存在，来维系这个时代仍在继续的幻觉，没有人理会他那西比尔似的慨叹：“长寿是一种惩罚”。他的生命必须要成为一种符号，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在长春藤上，虚构着一个永不凋落的春天。
他的存在是一种太过巨大的象征：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见证人，是20世纪中国的良心，是中国社会命运的见证人，是一个寻梦者，是一个反思者……太多的人间称谓加诸其上，百岁老人的灵魂如何还能够轻盈地飞升？
他年轻的灵魂曾经飞扬过，在那个一如五月花海的时代里，他青春的热血被时代的号角点燃，义无反顾地走出祖传的大宅门，并“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激情与热力以革命的名义喷薄而出，跃然纸上。他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说，我要做鲁迅最忠实的学生。他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花开胜雪，花开似血，他的生命之花绽放之热烈感动了好几代人。的确，当时的巴金没有鲁迅的忧愤与深刻，但从他的作品中破纸而出的那种对于青春冲力的强烈渴望，那种要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人之为人”之本性的呼吁，正好切中了中国近现代启蒙的脉搏，尤其是，当“五四”人物纷纷去世，硕果仅存皤然一老，他便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佳象征。
因为热爱，所以悲悯。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他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在为人类的不幸命运而痛哭。用肖复兴的话来说：“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惋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诚如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堪为中国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他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自1978年底，年至耄耋的巴金以抱病之躯，用7年零9个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写完了150篇共40余万字的《随想录》，“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在彼时的中国，那么多人轻描淡写地把“文革”的责任推给历史，唯独他，一个老人，割裂了自己的伤口来深入地解剖自己，这种解剖，与鲁迅先生的“抉心自食”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因为有了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奠定了新的高度。他的这份真诚与勇气，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能及。
他曾经是一个最热情的青年，却也是一个最痛苦的老人。虽然，他那一鞭一痕、一字一泪的《随想录》中用血和泪发出的警告，曾经被人看作杞人忧天。但因为他始终表达着良心，他的真实与单纯自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在这个“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丝毫情缘”的时代，直泻千里的热血显得太过幼稚，而不加修饰的热忱更显得浅薄。他用一以贯之的赤忱与真诚，坚持在长春藤上画叶子，坚持告诉我们，当“颠覆”与“解构”成为时尚元素，当所有的文人以参透“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为高妙，当我们以与生活拉开距离、以感慨“生活在别处”为能事，还是有人对生活坚持着最正常、最理性、最健康的热爱。我们对生活可以不这样投入，但我们没有资格嘲笑这种热爱。
老人说：“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一个时代结束了，最后的长春藤叶颓然委地。尽管死亡对于百岁老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而我们必将面对一个再没有长春藤叶的冬季，并应承受无法解脱的自省，以“后现代”对“现代”的名义。
拜伦也曾写道：假若他日相逢，我将何以面汝？以沉默，以眼泪。
70 喧嚣中的孤独
邓小鲲（1970年代生人）“文学”、“真话”、“知识分子”、“良心”……翻开这几天的报纸，关于巴金，关于这位终于得到解脱的老人，无外乎是这么几样标签。因为长寿，故交也都早已凋零，所以在各色纪念的言语里，没有人敢说自己和老人有什么很深的交往，更没有人敢谬托知己。因为，巴金自己早就说过，“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没有知己，又不能自由支配自己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支撑着的生命，晚年的巴金是孤独的，甚至，大约在他的一生中都未曾摆脱孤独。
不知道什么时候，巴金成了一面旗帜。只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旗帜上究竟有些什么？无论怎样的敬仰，世人却也大多脱不开“文坛的符号和象征”、“知识分子的丰碑”一类的赞美。这般的赞美，说的究竟是巴金还是他们自己梦中别的什么人物？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了。巴金怕也只是成了旗帜，永远安安静静、无奈地任由风儿吹扬。
其实，巴金是吃辣椒的，吃辣椒的人通常有革命的冲动。年轻的李芾甘早早便立下了要做大事的志向，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他或许不曾有过“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但是从他给兄弟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巴金当年“川人要出夔门”的宏图。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宏图，在年轻人的眼里，经营杂志、献身社会革命一类的实际工作要比写鸳鸯蝴蝶之类的小说有趣得多，即便是勉强作文也不过是为了宣传追求社会平等的革命。和当时中国其他的革命者一样，出了夔门的李芾甘去了革命者云集的南京和上海。在大有几分香艳联想的吴越之地，我们看不到文学青年惯常的温软细语，只能看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满腔火焰。再后来，怀着一颗拳拳的心，他从府南河漂流到了塞纳河，但远涉重洋可不是为了什么香水的秘方，巴黎是革命者的首都，来到这里所要寻求的是另一种浪漫。
李芾甘在巴黎给自己起了一个“巴金”的名字。巴黎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但是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是独来独往的游侠，为了保持革命的斗志和激情，只能在不断否定外在社会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否定自己。只是在制度的天罗地网之下，无政府主义者最终会发现自己既不见容于敌人，也不为同路人所接纳的内外尴尬，而这尴尬远不是最后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通常还要不停地三省吾身，不停地反省就不大容易留下自己的东西。1966年的8月，巴金烧掉了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大哥的书信。巴金父母早殁，长兄李尧枚于巴金如同父亲，我们无从探知在书信燃烧的火焰面前，那时巴金的心情。但是，我们大约知道，和其他只强调精神、反对偶像崇拜的信仰一样，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身后，空旷如野，只留下了一种名叫“反叛精神”的气味游荡在旷野里。凡宰地、萨珂被美国人电死在了电椅上，巴枯宁被“革命者”剥夺了“革命者”的头衔，克鲁泡特金反而成了真正敌人……
一时无从考证，巴金本名和表字是由族中哪位贤哲起的。但是，出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应该没有疑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难道冥冥中果然有天数么，大概那位贤哲已经预见到族中后辈的命运，一再告诫这位后生不可忘记历史，不要丢掉传统。因为这个名字，也或许是因为辣椒吃得不够多，所以没有听说他有过站在南方常见的池塘边威胁父亲的事情，遭到亲爱的母亲鞭打之后，头也还是在祭桌前磕了下去，自然更没有和历史告别的决绝。纵然和大哥意见不一致，也是一再反复地书信往来。或许是这种书信太多了，耽误了革命者发挥自己的激情，文字本来是革命的宣传和手段，反倒成了巴金的主要成就。女儿画眉，有时候描得过于出彩，别人只记住了眉毛，忘掉了美人。
1934年的时候，茅盾说：“《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不知道他的说法是不是对的。但是多年以后，尽管已经垂垂老矣，巴金依然不停地否定自己，认为自己50％的作品是废品。有人以为这不过故作谦虚。但是，年轻的老人仍然批判自己：“……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这个时候，茅盾已经去世，不知道出生江之尾的他若能听见此话，对共饮一江水的巴金会作出怎样不同的评价。
老兵不会死去，但是也没有人去关心坐在房前晒太阳的老兵究竟在想什么，围坐身边的孩子们多半把他当年的绚烂当作有趣的故事，而到最后，连这点关注恐怕也只会化解为一两个仪式性的符号。相信，当年的李芾甘给自己刺配上“巴金”两个字的时候，应该有“愿把赤旗插满寰球”的气概和激情。但是，待到年华老去，“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80 和巴金说拜拜
唐汉（1980年代生人）
先是宋美龄，现在是巴金，近年来，从历史里活下来的几个人瑞相继离去。
在他们身后，鲜花和美誉并不是全部。宋美龄去世的时候，一些台湾民进党人把她骂做“旧时代的老母狗”，显得很不厚道。相比之下，不知道是不是批评者勇气不够，巴金离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到那么直率恶俗的言词。但是，在角落里，还是有一些低低的耳语，“文章写得不好”、“不懂，不了解”，诸如此类。
这般耳语并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生厌。但是，在乡愿盛行的年代里，即便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对比巴金的话，我们四下打量，就会发现更多的人，其实习惯的是别人替他思考。巴金一个人站出来，反省己身，但是在他身后我们只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摇旗呐喊，看不到千千万万的跟随者。最近，一位同样重量级的大家在自己回忆录性质的小说里，恨恨地埋怨自己的宝贝女儿因为学农、因为挑粪桶耽误了天生丽质，字里行间满是母爱，让人不忍苛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自称或者被人称做知识分子的人群里，除了巴金，有谁不再怨天尤人？又有谁准备好了自己的末日审判呢？
有了巴金，你和我，还有大家就可以躲在“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后面继续自己的猥琐生活。就像西方的美人，轮廓鲜明，线条诱人，但是这些美人大多皮肤粗糙不可近观，于是从茜茜公主到梦露，在她们的公开照片里，摄影师都会加大灯光的亮度，掩盖些微的瑕疵。而巴金就是知识分子们拍摄众生像的时候紧紧抱住的那盏高光，借着巴金的光芒，大家心安理得，从不用对自己、对别人表示什么愧疚。
有了巴金，知识分子变成了假仁以示人和乡愿的演员。于是我想，巴金早该走了。当然，这不是巴金的错，因为他早就想走，痛苦的这几年，是为他的儿女而活，约略也为“你们”而活着。现在，没有了巴金，我们只能和遮挡阳光的阴凉说再见，只能任由阳光揭露我们的伤痕，只能向我们的遮蔽所——巴金——说拜拜。
宋美龄、巴金从革命时代走来，民族和国家是他们不得不肩负的名词。只是切·格瓦拉被美国人戮尸在丛林里已经很久了，如今的人们更多的为全球化、国际组织、后现代感受之类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词汇而炫目。年轻的我们大概难以理解巴金作品中那种国家、民族和众生的情怀。世界主义美丽动人，好比赛壬的歌声，让人无不倾心。人们为自己乡愁的丧失找到了另一个遮风避雨的妙处，也可以不再为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游离而脸红。因为原本，“工人没有国界”；原本，80多年前，巴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世界语了。
我们正在向巴金的国家、民族情怀说拜拜。苦行僧的生活让人恐惧，在世界主义的大旗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自我，于是，我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感官释放。关于家庭、关于社会的巴金文字免不了说教的影子。“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我们只要文字，不要太多的文学、太多的宣传。宁可相信，这样的拜拜正是巴金的期望。过去，我们要冲出家的牢笼，现在，大概我们还要冲破偶像、大师的牢笼。“打破一切骗人的导师和玄乎的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里，重要的不再是打破别人的脑袋，重要的是要发现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自己的脑袋。
我们要向巴金说拜拜。只是，我们向他挥手，是从此离他更远，还是更近？
黄力同志：
信收到，照片也收到了。谢谢您告诉我谷柳同志的消息，看到照片，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和他在朝鲜过的一段生活，他的面貌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愿他安息！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些在朝鲜生活的照片，但在这次运动中也散失了一些。您寄来的这一张我要好好地保存起来。再一次谢谢您。广州同志过去顶四人帮顶得很好！希望您在工作中、在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好！
巴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
黄力同志：
您来信和托人带的东西都收到了。我给林(双方加土底)同志打过几次电话都未打通。我杂事多，记忆力差，经常想给您写信，拿起笔总有事情或者来客人打岔。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很抱歉。
您好吗？近况如何？念之。请相信：我虽然久无音信，可是我并未忘记过您和广东的许多朋友。请保重。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黄力同志：
信收到。请不要来找我，我最近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一点劲也没有，而且关于我在广东写的那些文章，我现在实在无话可说。我日内寄两本书给你，就是我文集中的两卷散文集，我在广东写的文章大概都在这里面了。还送你一本近作。
十一月全国文联开会我要去北京。因此月内得料理好些事。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黄力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照片也早收到了，十分感谢。
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这里事情太多，办不了，信也回不完，一拖就是一两个月。我最近还去过北京，那是参加上海干部群众赴京代表团瞻仰主席遗容的，虽然只住了一夜，但一来一去，也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你们刊物要文章，我实在交不了卷。我今年五月起到现在只写了四篇文章，几篇发言稿，但已经是精疲力竭，支持不下去了。肖殷同志也来信要过稿，我也无法答应。人毕竟老了，精力不够了，快要成废物了，请原谅。倘使身体好起来，能多写两三篇文章，那就一定投稿。我很希望读到同志们谈创作思想和实践的文章。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
黄力同志：
信和糖都收到，谢谢。以后请不要再带东西来，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但您的关心我十分感谢。
大半年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前些时候右背上又生囊肿，因感染化脓，相当狼狈，现已痊愈，但写字仍困难，无法给您写长信，请原谅。倘使您要看我写的什么书，请来信，只要手边有，就给您寄去。
祝好
巴金（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黄茵（1950年代生人）
巴金先生的辞世，令我想起26年前我父亲跟巴老通信的一段往事。1977年1月，我的外祖父黄谷柳去世之后，我父亲陆续写信通知谷柳的生平好友。整理遗物时，父亲发现了谷柳在朝鲜战地给巴金先生拍的多张照片，这有点超出他的想像，使他又惊又喜。他也是从十年“文革”———早期的狂飙和后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文艺界干部，刚到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主持工作。父亲没想到多年的运动下来，家里还藏有这么珍贵的东西。他喜欢巴金先生的作品，他知道当时情形就像一场大地震过后，幸存者的声音不仅令人兴奋，还意味悠长。而且，对于一个主编来说，仅仅是能使巴金先生的名字在自己的刊物上露面，就让自己在同行中有了几分荣耀，更不用说能够刊出巴金先生的新作了。这心思，恐怕就成了父亲后来一再地给巴金先生写信和约稿的动机吧？
处理完我外祖父的后事，父亲很快就打听到巴金先生的住址，开始迫不及待地给巴金先生写起信来，他还随信寄去了几张谷柳在朝鲜给巴金拍的照片。很快，巴金先生就回信了。
只是过了26年我才知道，就在巴金先生给我父亲回信那几天里，他正在写自己的创作回忆录。而大半个月前，也就是1978年6月3日，他刚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老舍先生的追悼会。而5月23日及24日，他正在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5月27日至6月5日，他仍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题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提出“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口号。
我父亲不知道巴金先生的忙碌，他正在为自己认识了巴老而兴奋不已呢。之后他不断给巴金先生写信，向巴金先生约稿，托朋友给巴老捎去广东的土产礼物……
12年后，到了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翻出了这些信，我都替父亲不好意思，他怎么能这样打扰人家啊。巴金先生给我父亲的回信，从1978年开始，到1982年才告终。巴金先生亲笔书写五封，后来我把它们抄录下来，并参照巴金先生年谱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巴金先生真是一个为了情义和礼数，不惜耽误自己的事情的人。我想，作此文，是怀念和追思巴金先生，也是我替父亲向巴金先生表达一份深深的歉意吧！
在写第二封回信时，巴金先生一直在写他的《随想录》。就在这封信寄出的两个月后，巴金先生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巴黎访问，这是他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
就在第三、四封回信发出的半个月后，巴金先生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十天后，巴金先生在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这一年，巴金先生集所作反映朝鲜战地生活的全部短篇小说、通讯、散文，题名为《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第五封回信这一年，79岁的巴金先生笔耕不辍，6月5日，他的《随想录》写完第90篇，这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三天后，《随想录》第三集结稿，题为《真话集》，他为它写了《后记》。一个月后，十卷本《巴金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此书全部稿酬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翻出这些旧信，屈指数去，竟有22年光阴在这指间流逝了，我父亲亦因脑溢血在1990年去世。多年来，偶尔我会想起这些信件，有件事我始终有点困惑——我父亲对巴金先生而言，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巴金先生如此忙碌，怎么会一再地回复他的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有谷柳先生在1952年跟随巴金先生一同入朝慰问志愿军的背景，父亲作为谷柳先生的女婿，他奉上老岳父52年前给巴老拍下的珍贵照片，巴老回信，不会是应酬，该是难忘曾经的战地和战友吧？
如今巴金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了，百年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令人百感纷呈，悲欣交集。
60 谁是我们的敌人
张梅（1960年代生人）
巴金在法国说：“我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于是这个明确了谁是自己的敌人的人，一生坚持信念，一生明辨是非，一生知道何谓善，何谓恶，何谓爱，何谓恨。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这个人纯真，天真甚至单纯。而一个天真又天才的人就具备了大师的品格。
在满世界悼念巴老的人海中，有时会茫然———一个大师，我们年轻时看他的作品：柔弱、多情、热烈；然后这个人，在老年时陷入沉思，陷入忏悔，陷入对真话的追求中。“真话”在他老年时的思想里是那么地重要，创造已经退居二线，重要的是讲真话。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求“真”呢？他要说的真话，是自己认为的真还是世人认为的真呢？
上天很眷念他，给了他以爱，一个他可以义无返顾地爱的女人。这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小说家来说，是上天最大的恩赐。一个人，有了明白无误的爱，又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这个人简直是太强大了，太有力了。于是，巴金是强大的，有力的，他的人生，不是惶然的，不是矛盾的，一个有爱有恨的人，是幸福的人。
想想那些终日想成为大师而未能得逞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来不知道要恨什么，恨谁，谁是我们的敌人。刚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是尼克松就来了，乒乓外交开始了；刚无限地崇拜苏联老大哥，唱着卡秋莎，决心要当“乡村女教师”时，却目瞪口呆地着看中苏决裂；当我们终于把小资情调从天性中驱赶尽净（天，我小时候的年终鉴定从来都是写着要注意“娇骄”二气，不要有小资情调），满世界又是娇声娇气的MM和男生了。那些韩剧的俊男美女，可是我们从前的教育唾弃的；当我们刚把孔庙推倒的时候，却被告之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我们要爱谁要恨谁呢？也许有人说，你夸大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和纪念巴老没有关系。而我却要说，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是非难明的年代。在一个是非难明的年代去悼念一个很早就明了是非的人，你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巴金生在1904年，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生在上世纪初，可以数上一大串很响亮的名字，陈寅恪、胡适等等。人们在悼念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如果说是必然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纪念一位公认的伟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问很多很多为什么。如果说纯真是一种力量，巴金的力量就在于他的纯真和单纯。但看看目前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还在恪守着纯真，既然是一种很虚无的东西，那人们的热爱是不是一种时尚？
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警惕时尚。
70 “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
陈华丽（1970年代生人）
他是悬挂在长春藤上坚持到最后的那片叶子。这个秋天，这片维系了太多东西的叶子终于不支坠地。
他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象征。即使，从1999年起，他缠绵病榻，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就连话语也无法正常表达。即使，从1999年起，他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只因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巨匠时代，人们需要他的存在，来维系这个时代仍在继续的幻觉，没有人理会他那西比尔似的慨叹：“长寿是一种惩罚”。他的生命必须要成为一种符号，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在长春藤上，虚构着一个永不凋落的春天。
他的存在是一种太过巨大的象征：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见证人，是20世纪中国的良心，是中国社会命运的见证人，是一个寻梦者，是一个反思者……太多的人间称谓加诸其上，百岁老人的灵魂如何还能够轻盈地飞升？
他年轻的灵魂曾经飞扬过，在那个一如五月花海的时代里，他青春的热血被时代的号角点燃，义无反顾地走出祖传的大宅门，并“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激情与热力以革命的名义喷薄而出，跃然纸上。他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说，我要做鲁迅最忠实的学生。他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花开胜雪，花开似血，他的生命之花绽放之热烈感动了好几代人。的确，当时的巴金没有鲁迅的忧愤与深刻，但从他的作品中破纸而出的那种对于青春冲力的强烈渴望，那种要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人之为人”之本性的呼吁，正好切中了中国近现代启蒙的脉搏，尤其是，当“五四”人物纷纷去世，硕果仅存皤然一老，他便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佳象征。
因为热爱，所以悲悯。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他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在为人类的不幸命运而痛哭。用肖复兴的话来说：“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惋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诚如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堪为中国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他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自1978年底，年至耄耋的巴金以抱病之躯，用7年零9个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写完了150篇共40余万字的《随想录》，“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在彼时的中国，那么多人轻描淡写地把“文革”的责任推给历史，唯独他，一个老人，割裂了自己的伤口来深入地解剖自己，这种解剖，与鲁迅先生的“抉心自食”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因为有了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奠定了新的高度。他的这份真诚与勇气，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能及。
他曾经是一个最热情的青年，却也是一个最痛苦的老人。虽然，他那一鞭一痕、一字一泪的《随想录》中用血和泪发出的警告，曾经被人看作杞人忧天。但因为他始终表达着良心，他的真实与单纯自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在这个“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丝毫情缘”的时代，直泻千里的热血显得太过幼稚，而不加修饰的热忱更显得浅薄。他用一以贯之的赤忱与真诚，坚持在长春藤上画叶子，坚持告诉我们，当“颠覆”与“解构”成为时尚元素，当所有的文人以参透“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为高妙，当我们以与生活拉开距离、以感慨“生活在别处”为能事，还是有人对生活坚持着最正常、最理性、最健康的热爱。我们对生活可以不这样投入，但我们没有资格嘲笑这种热爱。
老人说：“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一个时代结束了，最后的长春藤叶颓然委地。尽管死亡对于百岁老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而我们必将面对一个再没有长春藤叶的冬季，并应承受无法解脱的自省，以“后现代”对“现代”的名义。
拜伦也曾写道：假若他日相逢，我将何以面汝？以沉默，以眼泪。
70 喧嚣中的孤独
邓小鲲（1970年代生人）“文学”、“真话”、“知识分子”、“良心”……翻开这几天的报纸，关于巴金，关于这位终于得到解脱的老人，无外乎是这么几样标签。因为长寿，故交也都早已凋零，所以在各色纪念的言语里，没有人敢说自己和老人有什么很深的交往，更没有人敢谬托知己。因为，巴金自己早就说过，“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没有知己，又不能自由支配自己依靠现代医疗设备支撑着的生命，晚年的巴金是孤独的，甚至，大约在他的一生中都未曾摆脱孤独。
不知道什么时候，巴金成了一面旗帜。只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旗帜上究竟有些什么？无论怎样的敬仰，世人却也大多脱不开“文坛的符号和象征”、“知识分子的丰碑”一类的赞美。这般的赞美，说的究竟是巴金还是他们自己梦中别的什么人物？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了。巴金怕也只是成了旗帜，永远安安静静、无奈地任由风儿吹扬。
其实，巴金是吃辣椒的，吃辣椒的人通常有革命的冲动。年轻的李芾甘早早便立下了要做大事的志向，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他或许不曾有过“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但是从他给兄弟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巴金当年“川人要出夔门”的宏图。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宏图，在年轻人的眼里，经营杂志、献身社会革命一类的实际工作要比写鸳鸯蝴蝶之类的小说有趣得多，即便是勉强作文也不过是为了宣传追求社会平等的革命。和当时中国其他的革命者一样，出了夔门的李芾甘去了革命者云集的南京和上海。在大有几分香艳联想的吴越之地，我们看不到文学青年惯常的温软细语，只能看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满腔火焰。再后来，怀着一颗拳拳的心，他从府南河漂流到了塞纳河，但远涉重洋可不是为了什么香水的秘方，巴黎是革命者的首都，来到这里所要寻求的是另一种浪漫。
李芾甘在巴黎给自己起了一个“巴金”的名字。巴黎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但是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是独来独往的游侠，为了保持革命的斗志和激情，只能在不断否定外在社会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否定自己。只是在制度的天罗地网之下，无政府主义者最终会发现自己既不见容于敌人，也不为同路人所接纳的内外尴尬，而这尴尬远不是最后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通常还要不停地三省吾身，不停地反省就不大容易留下自己的东西。1966年的8月，巴金烧掉了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大哥的书信。巴金父母早殁，长兄李尧枚于巴金如同父亲，我们无从探知在书信燃烧的火焰面前，那时巴金的心情。但是，我们大约知道，和其他只强调精神、反对偶像崇拜的信仰一样，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身后，空旷如野，只留下了一种名叫“反叛精神”的气味游荡在旷野里。凡宰地、萨珂被美国人电死在了电椅上，巴枯宁被“革命者”剥夺了“革命者”的头衔，克鲁泡特金反而成了真正敌人……
一时无从考证，巴金本名和表字是由族中哪位贤哲起的。但是，出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应该没有疑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难道冥冥中果然有天数么，大概那位贤哲已经预见到族中后辈的命运，一再告诫这位后生不可忘记历史，不要丢掉传统。因为这个名字，也或许是因为辣椒吃得不够多，所以没有听说他有过站在南方常见的池塘边威胁父亲的事情，遭到亲爱的母亲鞭打之后，头也还是在祭桌前磕了下去，自然更没有和历史告别的决绝。纵然和大哥意见不一致，也是一再反复地书信往来。或许是这种书信太多了，耽误了革命者发挥自己的激情，文字本来是革命的宣传和手段，反倒成了巴金的主要成就。女儿画眉，有时候描得过于出彩，别人只记住了眉毛，忘掉了美人。
1934年的时候，茅盾说：“《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不知道他的说法是不是对的。但是多年以后，尽管已经垂垂老矣，巴金依然不停地否定自己，认为自己50％的作品是废品。有人以为这不过故作谦虚。但是，年轻的老人仍然批判自己：“……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这个时候，茅盾已经去世，不知道出生江之尾的他若能听见此话，对共饮一江水的巴金会作出怎样不同的评价。
老兵不会死去，但是也没有人去关心坐在房前晒太阳的老兵究竟在想什么，围坐身边的孩子们多半把他当年的绚烂当作有趣的故事，而到最后，连这点关注恐怕也只会化解为一两个仪式性的符号。相信，当年的李芾甘给自己刺配上“巴金”两个字的时候，应该有“愿把赤旗插满寰球”的气概和激情。但是，待到年华老去，“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80 和巴金说拜拜
唐汉（1980年代生人）
先是宋美龄，现在是巴金，近年来，从历史里活下来的几个人瑞相继离去。
在他们身后，鲜花和美誉并不是全部。宋美龄去世的时候，一些台湾民进党人把她骂做“旧时代的老母狗”，显得很不厚道。相比之下，不知道是不是批评者勇气不够，巴金离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到那么直率恶俗的言词。但是，在角落里，还是有一些低低的耳语，“文章写得不好”、“不懂，不了解”，诸如此类。
这般耳语并不讨人喜欢，甚至令人生厌。但是，在乡愿盛行的年代里，即便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对比巴金的话，我们四下打量，就会发现更多的人，其实习惯的是别人替他思考。巴金一个人站出来，反省己身，但是在他身后我们只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摇旗呐喊，看不到千千万万的跟随者。最近，一位同样重量级的大家在自己回忆录性质的小说里，恨恨地埋怨自己的宝贝女儿因为学农、因为挑粪桶耽误了天生丽质，字里行间满是母爱，让人不忍苛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自称或者被人称做知识分子的人群里，除了巴金，有谁不再怨天尤人？又有谁准备好了自己的末日审判呢？
有了巴金，你和我，还有大家就可以躲在“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后面继续自己的猥琐生活。就像西方的美人，轮廓鲜明，线条诱人，但是这些美人大多皮肤粗糙不可近观，于是从茜茜公主到梦露，在她们的公开照片里，摄影师都会加大灯光的亮度，掩盖些微的瑕疵。而巴金就是知识分子们拍摄众生像的时候紧紧抱住的那盏高光，借着巴金的光芒，大家心安理得，从不用对自己、对别人表示什么愧疚。
有了巴金，知识分子变成了假仁以示人和乡愿的演员。于是我想，巴金早该走了。当然，这不是巴金的错，因为他早就想走，痛苦的这几年，是为他的儿女而活，约略也为“你们”而活着。现在，没有了巴金，我们只能和遮挡阳光的阴凉说再见，只能任由阳光揭露我们的伤痕，只能向我们的遮蔽所——巴金——说拜拜。
宋美龄、巴金从革命时代走来，民族和国家是他们不得不肩负的名词。只是切·格瓦拉被美国人戮尸在丛林里已经很久了，如今的人们更多的为全球化、国际组织、后现代感受之类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词汇而炫目。年轻的我们大概难以理解巴金作品中那种国家、民族和众生的情怀。世界主义美丽动人，好比赛壬的歌声，让人无不倾心。人们为自己乡愁的丧失找到了另一个遮风避雨的妙处，也可以不再为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游离而脸红。因为原本，“工人没有国界”；原本，80多年前，巴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世界语了。
我们正在向巴金的国家、民族情怀说拜拜。苦行僧的生活让人恐惧，在世界主义的大旗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自我，于是，我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感官释放。关于家庭、关于社会的巴金文字免不了说教的影子。“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我们只要文字，不要太多的文学、太多的宣传。宁可相信，这样的拜拜正是巴金的期望。过去，我们要冲出家的牢笼，现在，大概我们还要冲破偶像、大师的牢笼。“打破一切骗人的导师和玄乎的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里，重要的不再是打破别人的脑袋，重要的是要发现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自己的脑袋。
我们要向巴金说拜拜。只是，我们向他挥手，是从此离他更远，还是更近？
黄力同志：
信收到，照片也收到了。谢谢您告诉我谷柳同志的消息，看到照片，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和他在朝鲜过的一段生活，他的面貌仿佛还在我的眼前。愿他安息！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些在朝鲜生活的照片，但在这次运动中也散失了一些。您寄来的这一张我要好好地保存起来。再一次谢谢您。广州同志过去顶四人帮顶得很好！希望您在工作中、在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别的话以后再谈。
祝好！
巴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
黄力同志：
您来信和托人带的东西都收到了。我给林(双方加土底)同志打过几次电话都未打通。我杂事多，记忆力差，经常想给您写信，拿起笔总有事情或者来客人打岔。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很抱歉。
您好吗？近况如何？念之。请相信：我虽然久无音信，可是我并未忘记过您和广东的许多朋友。请保重。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黄力同志：
信收到。请不要来找我，我最近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一点劲也没有，而且关于我在广东写的那些文章，我现在实在无话可说。我日内寄两本书给你，就是我文集中的两卷散文集，我在广东写的文章大概都在这里面了。还送你一本近作。
十一月全国文联开会我要去北京。因此月内得料理好些事。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黄力同志：
两封信都收到，照片也早收到了，十分感谢。
没有早写回信，只是因为这里事情太多，办不了，信也回不完，一拖就是一两个月。我最近还去过北京，那是参加上海干部群众赴京代表团瞻仰主席遗容的，虽然只住了一夜，但一来一去，也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你们刊物要文章，我实在交不了卷。我今年五月起到现在只写了四篇文章，几篇发言稿，但已经是精疲力竭，支持不下去了。肖殷同志也来信要过稿，我也无法答应。人毕竟老了，精力不够了，快要成废物了，请原谅。倘使身体好起来，能多写两三篇文章，那就一定投稿。我很希望读到同志们谈创作思想和实践的文章。
祝好！
巴金（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
黄力同志：
信和糖都收到，谢谢。以后请不要再带东西来，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但您的关心我十分感谢。
大半年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前些时候右背上又生囊肿，因感染化脓，相当狼狈，现已痊愈，但写字仍困难，无法给您写长信，请原谅。倘使您要看我写的什么书，请来信，只要手边有，就给您寄去。
祝好
巴金（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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