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古（第四部：发现传奇）

考古中古（第四部：发现传奇）   2010-03-24
发现传奇之失踪的头盖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城里一片混乱。此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哈贝尔，被迫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带走了一箱叫做“龙骨”的药材，实际上，龙骨是远古哺乳动物的化石。后来，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1914年的中国仍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此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在中国龙骨中发现的那颗牙齿。到中国后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便吩咐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个外国人出现在周口店。三个人中，一个是安特生，一个是美国人格兰阶，另外一个是奥地利学者史丹斯基。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肿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时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脉石英碎片。他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率领下，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10月16日，步林风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音：就）齿。这颗人牙使步达生兴奋异常，他给安特生写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达生根据这颗人牙，首次提出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认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大约50万年左右。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
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
下午，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
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1937年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了几万美金，人们对挖掘有了更大的希望。6月底技工们照常把化石进行清理编号包装，然后送到周口店火车站，准备运往北平。7月初的一天，周口店火车站突然打来电话，去北平的火车不通，情况不明。第二天，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我国军队挑衅。恐怕要打仗了。
卢沟桥，位于北平与周口店的正中心。1937年7月7日，炮火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日军突然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刀光血影之中，北京猿人化石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距卢沟桥十余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也同样不平静。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消息传到北平，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到，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设法逃离中国，日军也开始占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装（箱）了以后送到博文的办公室，送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也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当时我的上司对我说，让我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我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是在秦皇岛丢失的，那么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了呢？然而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的这一行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而认为化石是在协和医院那里丢失的。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他们指派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侦探定者凡晴负责搜寻工作，几乎所有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日军的审查和盘问。
日本人的反常行为，似乎更证明了化石已经落到他们手中。于是，人们便把希望留到这场战争的结束。
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在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的踪影。
为此，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李济曾多次在东京追寻化石的下落，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仍然不知下落。
解放后，周口店在暂停了12年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两块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最后被复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头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好的惟一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是遗憾却依旧压在人们的心头。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化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科学价值上，都无法与解放前的发现相比，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人们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对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的追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间的冷战坚冰渐渐消融。
尼克松总统将美方所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绝密的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由于贾纳斯仅仅是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名普通随行人员，所以他当时是无法获悉这一机密的。而尼克松所提供的线索，就是化石有可能在一艘沉船“阿波丸”上面。
70年代，我国政府也曾经对阿波丸号进行过一次不彻底的打捞，结果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所以，化石是否在阿波丸号上面至今还是一个谜。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他的《北京人》一书中，讨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丢失问题。
当年运送化石的列车是从北平经天津到达秦皇岛的。在秦皇岛和天津线索中断的情况下，化石的下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平。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者周国兴教授又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化石很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那里。如果线索成立，那么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埋藏在这儿的某个角落。
不过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周口店龙骨山时断时续的挖掘，获得了大约3万立方米的堆积物，六个头盖骨，15个下颌骨，153颗牙齿，代表了40多个远古北京人的化石。
但是连年的战火、动荡的局势、杂乱无序的发掘、年轻而又经验不足的发掘者以及北京人化石的遗失，都给以后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今天，随着许多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寻找北京人化石的难度正越来越大。裴文中、杨钟建、贾兰坡等人陆续离开人间后，人们根据他们的遗愿，将他们安葬在龙骨山上。带着生前无尽的遗憾，这些中国古人类学的先驱们在九泉之下，依旧静静地守望着这片50万年前北京猿人生活过的家园。
发现传奇之发现周原
周原，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是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包括今天扶风县和岐山县的二十多个自然村落。考古工作者称这里为：周原遗址。
史书记载，公元前12世纪中叶，周人的首领古公禀父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这里，从此人们称这里为“周原”。周人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并在周原建立了他们早期的都城。
3000多年过去了，以往人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去了解周王朝，直到周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发现了许多墓葬和建筑基址，人们才得以从实物上去印证史书上的记载。
在周原遗址上，自中国的汉朝，也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年开始就有周王朝的青铜器出土。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公元19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周原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件青铜器叫毛公鼎，它就是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之一，现在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鼎内，铸有497字铭文，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铭文的内容是说，国王的大臣毛公为了赞颂国王的美德而铸了这件鼎。
这个村庄叫任家村，在1890年，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
50年以后的公元1940年，还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发现克家族青铜器的任致远的孙子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
1890年和1940年在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只有一少部分收藏在中国，大部分都已流失国外或者下落不明。
在周原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青铜器的出土，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巧合。
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从器底的铭文我们知道了做器人的名字叫周我父。这三件无盖的簋出土后，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23年后的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周原博物馆馆长罗西章先生，61年参加了三件无盖簋的发掘，这次见到这三件簋盖后，他兴奋不已。
周原博物馆馆长、西周青铜器考古专家罗西章：“61年挖出来的这个周我父簋，就是这个样子，再一看铭文，他上面也是周我父做什么什么。我于是就把这三件簋盖背上，乘火车就跑到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去，叫人从仓库里面把周我父簋拿出来，我把盖子一盖，不大不小正好合适，三千年前的东西分离，到现在破镜重圆了。”
1976年12月15日，又一个青铜器窖藏在庄白村被发现了。
由于窖藏坑小，器物多，许多器物都是互相套放的。
窖坑的四角各有一只大铜壶，这种铜壶在周朝时是用来装酒的器皿。大壶里捞出来二十五六件东西，其他的壶里边大小不同的都装了七八件十来件。
从铜壶里捞出来的铜爵和觯都是酒具，区别在于，爵就像今天喝白酒用的小酒盅，而觯却是喝红酒用的高脚杯。
当罗先生清理出一件造型奇妙、酷似一只绵羊的青铜器时，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庄，围观的人突然越来越多。这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铜羊，正式的名称叫折觥。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神奇，但它最终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这个窖藏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1米，深1.12米。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窖藏。
考古工作者将这里命名为：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
庄白一号窖藏的103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微氏家族，其中有74件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涉及微氏家族的七代作器人，同时也涉及自周王朝建立以后、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种器物名叫盘，是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在祭祀礼仪上净手时接水用的器皿。
这件盘上，有微氏家族叫“墙”的这一代人的标记，所以它也被称作墙盘。墙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它上面总共刻铸有284字，分成为前后两段；前一段铭文颂扬了周王朝的七代国王，尤其是最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
墙在第二段铭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
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大，种类也多，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还涉及周王朝各种不同的礼仪。
周王朝的青铜器除了实用性的礼器外，还有成套的乐器。
按照史书中的描述，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在它下面还可以生火。而簋是用来盛放黍------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作“黄米”的一种主食。
根据周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也就是国王享用九鼎和八簋；诸侯也就是周王朝的附属国的王，可以享用七鼎六簋；用五鼎四簋的主人是大夫一级的大臣；三鼎二簋是上士的等级；下士则只能用最低的一鼎一簋。
然而，在庄白一号微氏家族的窖藏中，却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八只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却没有出现。
专家认为，从以往周原贵族墓葬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况分析，结合微氏家族这八只簋的形制来看，它们应该是五鼎四簋的两套，从而说明微氏家族应该是属于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
公元1978年5月5日，有“簋王”之称的害夫簋出土了。它不仅形体硕大、造型精美，更重要的是器底铸有124字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第十一位国王周厉王祭祀祖先的祝词。害夫簋是目前所知的极少数明确的周代王器之一。周原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叫盂的青铜器的底部，根据上面的铭文记载，它也是一件王器。
周代的青铜礼器和乐器，通常是摆放在王室或是各个贵族家庭的宗庙及居所中，那么埋藏这些青铜器的窖藏附近可能就有相应的建筑存在。
标尺所在的位置，就是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地点，考古工作者经过对窖藏周围的钻探和试掘，果然就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
他们在遗址内发掘出一排石柱础，柱础之间的距离达到3米远，还出土了大量的周王朝时期的陶器残片，瓦片，红色的烧土块和白色的石灰墙皮。
从公元1976年开始，在周原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的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呈现出来。
凤雏村旁边这组建筑基址经过碳14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中国清朝的皇宫紫禁城，它和北京胡同里的民居四合院一样，在建筑格局上与三千年前周朝的宗庙建筑没有多大差别。
公元1999年，一支联合考古队又在周原遗址的云塘和齐镇之间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建筑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是从周代开始在屋顶用瓦，起先是在草顶上局部铺瓦，随着制瓦工艺和产量的提高，逐渐改为全部铺瓦。
这处建筑基址中其主体建筑的样式和规模，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判断已经初步形成复原的方案。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在主体建筑前清理出一条U字形的路。
这条U字形的路位于建筑基址的正南方，人们从古文献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记述，并且重新解释了它的作用。在这幅考古平面图中，庭院东边是主人行走的路，西边是客人行走的路，两条路的交汇点，正好是大门的位置。
考古工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一直在试图复原地面建筑的样子。
生于1723年的清代大学者戴震，曾经绘制过一幅周代的宗庙图，它与今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因而，考古工作者对于复原地面建筑更是充满了信心。
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经过缜密的研究，终于将这处建筑基址的地面部分复原出来，使这座三千年前的建筑原貌得以再现。
新的考古发掘依然在进行之中，人们期待着新的发现来解开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秘密。
发现传奇之探访水下博物馆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西部，众多的大小沙洲和岛屿呈现出一派迷人的热带海域风光——清澈的水下是一座美妙的海底公园。然而，人们大多还不知道，美丽富饶的西沙海底，还深藏着大量的文物宝藏。
西沙群岛离海南最近，隶属海南省，1998年12月，在海南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上，却来了一群特殊的人。
这些古代沉船遗物，在渔民们眼里司空见惯，随捡随丢，只是受到考古人员的嘱托后，才顺便带回的。
考古队员们雇用了二条渔船，并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将在海上生活一个多月。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第一次远距离出海作业。
十分不走运，考古船出发后不久，天气突变，风大浪高，附近也没有可避风之处，考古船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开进。
这个季节对考古作业十分不利。但在古代，恰恰是航船南下西洋的最佳时节。
到了第二天，风浪仍不见减弱，考古船只好先来到西沙的琛航岛避风。已经有许多渔船先来到了这里。
自人类开始驾舟驶向海洋，就始终伴随着沉船事故，海底堆积着异常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因而国外有专家声称：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在海底，那么，西沙的海底又是个什么情景？
风浪终于减弱，两艘考古船启锚出发了。
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地点是西沙的北礁，其次是华光礁，现在他们先驶往离琛航岛较近的华光礁。
考古船和巨大的暗礁擦肩而过，不难想像，如果是古代帆船，该有多么危险。西沙的水下对古代航船可谓是杀机四伏。
途经“银屿”岛附近时，水下考古队顺带进行了一次水下调查。“银屿”岛是一座沙洲，上面有临时居住捕鱼作业的渔民。
考古队员们不断采集到许多古代沉船遗留的碎瓷片。
不久，考古船到达了华光礁，大船谨慎地找到抛锚地点后，水下考古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
考古队分乘四条小艇，在华光礁礁坪等处展开了探寻。考古队采用的是拖带搜寻法。珊瑚礁海域，海水清澈，在水下一眼就能看出几十米，考古队员只要戴上潜水镜，用肉眼观察就行了。
水下搜寻工作已进行了两天。考古队员开始不断地有了发现－－这些无疑是散落的古代沉船遗物。这是否说明已经接近了古代沉船遗址呢？令人兴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毫无疑问，古代沉船遗址终于找到了。沉船上的瓷器全都倾倒在这里，散落的范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看来，这艘沉船还不小。考古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很快化为深深的遗憾：沉船遗址的中心已被炸开一个大坑，显然这处古代沉船已遭到了严重的盗掘。经过长久的海水浸泡，海生物已将木质船体和船上的部分装载物凝结成块，它也被盗掘者用炸药炸开。
整个古代沉船遗址像一片废墟，但是考古人员仍能采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从遗址表面采集的文物，考古人员判定，这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虽然遗址惨遭破坏，但是所隐藏的历史信息并非荡然无存。
水下考古工作紧张而又严谨地展开了。他们首先必须在遗址上确立一个范围，作为基准，进行测量绘图和摄影。遗址表面的记录工作完成后，他们根据经验和判断，决定在船体附近向下深挖。成堆的完整文物渐渐露出了它动人的面目。记录工作完成以后，一件件文物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海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第一层文物发掘出水后，下面又出现了不同的东西。在西沙华光礁，在这艘南宋沉船遗址中共发掘出各种瓷器一千多件。
出水的瓷器有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种瓷器的重复率很高，这就可以确定，沉船是一艘远洋货船，它所装载的货物全是销往海外的民间日常生活用瓷。
海上生活异常艰辛、枯燥，不过，考古队员能享受到一个特权，就是天天吃海鲜，当然这需要自己动手。夜间支上灯光，更是频频上鱼，有时用抄网就能捞上鱼来。
有时考古队员来到岛屿沙滩上，一会就能摸到一顿美味海鲜。
华光礁的水下考古，有了可喜的收获，现在下一个考古目标就是西沙的北礁，这也是是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目标地。
北礁到了，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这正是导致危难所在。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水底突出的一些礁石，由于这里水下复杂险恶的暗礁给中外航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国政府于1980年专门修建了这座航标灯塔，然而，不幸的古代沉船仍然长眠在海底。
搜寻工作开始了。在这里还不能完全使用拖带搜索，因为这里的水下许多地方起伏很大，礁块犬牙交错、沟谷纵横、地势险恶，考古队员必须背上氧气装备下潜搜寻。下到较深处，他们都要携带绳索用来和水面进行信号联络。
在这处暗礁，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散落的铅块，这有可能是中国古代销往海外的货物。从来自1694年印尼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贸易清单上，就可以看到这种货物的记录。
这些铁皮显然是近代轮船的残骸。
令人惊讶的是，在北礁的礁盘上古代瓷器碎片几乎随处可见，古船遇难后，海浪已将船上的货物打散，甚至连常来这里的渔民都认为，北礁是古代沉船的坟场。在散落的碎瓷片中，考古队员仍能采集到许多不同时时代的完整文物。海底的大量所见，让人想起了国际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的话“古代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写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
与华光礁的发现不同的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画有图案的明代青花瓷器。从北礁采集的大量瓷器中，有来自景德镇，也有来自浙江的产品，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福建不同地区的古窑，而且从采集的地点看，也不只是一二艘沉船的货物。
一名队员发现礁石上有一个弧形的突起物，当他剖开表面的海生物时，惊喜地发现，这是一根大象牙。
不久，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条，而是古船锚的一个组成构件，称为“碇”。在西沙北礁，考古队员竟然连续发现了四根锚碇石，这些用花岗岩打制而成的锚碇石，全部是来自福建。
历时39天的西沙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仅仅是个开始，在这片辽阔的水域下，众多的沉船遗址构成了一座宏大的水下博物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去探索、发现。
发现传奇之亚洲腹地的金字塔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它以弱小的势力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并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了顶峰。
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仿佛被一笔勾销，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神秘的黑水城
上个世纪初、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来自境外的骆驼队出现在我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领头的是一名俄罗斯海军中校，叫科兹洛夫。
科兹洛夫此次中国之行，真实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个传说。19世纪末曾到过中国的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曾在他的一本传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黑水城的地方藏有许多珍宝。
黑水城──一座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它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中。
传说西夏末年有一个名为黑将军的西夏守将曾在这里与敌军交战，寡不敌众，被久困城中。绝望中，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尔后将府库所藏八十车财宝深埋井中后，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围。
这里现在被称作怪树林，据说当年突围出城的黑将军就是在这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最终全军覆没……百姓们传说，这片怪树林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不散的阴魂和身躯演变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怪树林的传说连同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他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归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
据说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被诱惑了的达西王爷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科兹洛夫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后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据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就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这些文物科兹洛夫当时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后，他离开了黑水城。当这批文物被运到俄罗斯，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1909年6月，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兹洛夫，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挖掘。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
正是这座后来被科兹洛夫称之为“伟大的塔”的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的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从而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后，挖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几乎是见塔就挖。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旅游局局长纳森：“黑城周围就这一带，他应该是挖掉了三十多座塔。他把黑城周围70——80%的塔几乎是都毁了。”
从1909年6月12日开始，经过9天的掠夺式挖掘后，科兹洛夫怀着从没有过的满足感，最后，驭着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为丰厚的文物、文献悄悄地离开了黑水城。
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来自黑水城的文物当年在俄罗斯存放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人识别西夏文，俄国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转机出现在1909年，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学习对照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两次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就在那次参观展出的人群中，一位美国人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水城的文物掠夺，情况如何他们秘而不宣。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
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的科兹洛夫相比，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的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
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
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同一条街上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
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
在前后4次累积约一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截止到目前，已编辑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的仍在整理、编辑之中。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这一信息当年并未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老百姓所说的昊王坟的“昊”字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昊”。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归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陵区内开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当看到那一块块残碑上的文字时，钟侃震惊了，这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出于慎重，当年宁夏考古工作队迅速组织人马开赴陵区，对这片陵墓群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在战士们曾挖出残碑的周围，他们很快寻找到了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拼对，一个由16个字组成的残碑，最终成为揭开这片陵墓群神秘面纱的物证，通过分析、考证，最终确认这片陵墓群就是早已消失在中国历史中西夏王朝的陵园。这是1972年的8月，此时距西夏王朝的灭亡已过去了整整743年。
据《宁夏嘉靖新志》记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作……。但在之后的整个挖掘考察过程中，却揭示出了与宋陵越来越不相同的内容，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汉字，细看一个不认识。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此类石雕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并不清楚它们最初的作用与功能。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是承载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
大概涉足过西夏王陵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和平时见到的坟丘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实不然，根据专家考证，它原本的形制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个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般墓穴应当是在封土的正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西夏王陵内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格，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离陵园的中轴线，位于陵城的西北角。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家们有多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国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崇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中间乃“神灵”之位，人应当有所避讳。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不能占据正中，因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但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目前意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的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这座陪葬墓上。
七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型。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编号为3号陵的陵城东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王陵，墓葬的归属大都各有所主，但西夏陵却不然。
随着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发掘的深入，明显感觉到王陵的被损程度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专家分析，不管是从时间、地域，还是历史条件上都极有可能是蒙古大军所为。
史料记载，六征西夏的蒙古铁骑曾三次到达贺兰山下，西夏王陵是途经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必经之地。另外成吉思汗死于征讨西夏的战争期间，这也可能是给西夏王陵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重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藏等省区的黄河九曲之地。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属游牧民族。公元629年以后，党项族所属的八个部落先后接受招安，归顺了大唐王朝，受封于今天四川西部的松潘一带。
唐朝初年，西藏吐蕃王朝进入了强盛的松赞干布时代，松赞干布完成了青藏高原各部落的统一后，开始了强有力的军事扩张。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基地。最后在唐朝的准许和安排下，终于落脚在了陕北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
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改变，使他们由游牧文化逐渐过渡到了农牧并重的文化。
唐朝末年，随着大唐帝国国运的山河日下，雄踞在横山以北夏州、党项族中的拓跋氏凭着部落实力的日益强大，发展成为在陕北地区拥有地方武装的党项羌酋。
公元881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在配合李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中作战有功，被赐姓李，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公元982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朝潘镇势力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着手削潘。时任夏州第九任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人李继捧被迫入宋献出五州，并被宋朝赐“赵”姓。
就在李继捧入宋献地之时，他19岁的堂弟李继迁却逃出已归顺北宋的银州城，叛宋自立，拉开了与北宋王朝的战争序幕。
李继迁，迅速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夏州以北近200公里的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市。历史上的灵州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对李继迁来讲，占据灵州就可以西打吐番，北牵回鹘，然后向南发展，图谋中原。更重要的是能以这里为跳板，向河西发展，达到占据河西走廊的目的。
公元1000年2月，李继迁在距灵州以东不远的浦洛河截获宋军运往灵州粮草四十万担，切断了灵州的生命线，随即重兵包围了灵州。
当年灵州之战，宋朝的六万援军还在行军途中，灵州就早已失陷在党项人的久困之下。
占据灵州后，李继迁很快建都于此，号西平府，而后发兵河西走廊，凉州失陷。
公元1004年,李继迁在凉州之战中，身受箭伤。为保住十多年来东征西杀得到的血本之地，李继迁临终前曾叮嘱其子李德明卧薪尝胆，上表宋朝请求归附。这一年李德明送走了父亲李继迁，却迎来了儿子——李元昊的出世。
李继迁死后不久，李德明便与北宋王朝签订了以称臣为主要内容的《景德和约》，以此换得了宋朝取消党项人在宋朝境内买粮受限的规定，同时解除了党项人控制下的盐州所产青、白盐输入宋境的禁令。
“景德合约”后，出现了西夏少有的安定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为西夏随后的建国奠定了基础。当年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的李德明，又接受了辽国契丹人的册封。他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发展，始终为建立王国暗中实施着全面的准备。
公元1020年，有着战略眼光的李德明，又以一个美丽的传说为由，将都城由灵州迁往新建的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市。
在李德明迁都的同时，李元昊已奉父命将整个河西走廊纳入了党项人的版图，西夏王朝初具规模。
遗憾的是就在李德明大业将成的时候，却于公元1032年病死于兴庆府，西夏的帝王宝座与他失之交臂，28岁的李元昊继承了父位。
应当说李元昊在建国前推行的所有措施，留给今天的恐怕也只有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法律形式创制和推行的西夏文字，这对中国历史文化至今都是一个贡献。
由于以往发现的西夏文主要用于记录佛经，因此有人怀疑西夏文只是一种宗教文字，根本没有实用性。
其实不然，这两份至今珍藏于俄罗斯的西夏世俗文书推翻了以上的假设，这份是民间契约。
而这一份而是一位名为马仁勇的黑水守将请求调回原籍的报告。这些世俗文书准确地反映出了西夏时期的社会状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西夏文还是中古时期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文字，从创制到消失经历500多年。
公元1038年李元昊圆了几代党项人的梦想，在兴庆府登上国王宝座，立国号为大夏，并且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因为元昊建立的大夏国在中原以西，西夏的名称也由此而得。此时它的疆域已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西夏王朝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
西夏的建国过程也就是其势力范围不断向西扩展的过程，建都兴庆府正是西夏政治、军事实力向西扩张的重要标志。
当年建国后的李元昊为得到北宋王朝的认可，依然采取了战争的手段。
公元1041年，李元昊在距天都山不远的好水川摆兵布阵，和宋军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史称好水之战。
这场战争又是以西夏军队大获全胜画上了句号。
好水之战结束后，指挥这一战役的韩琦和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都被贬官降职。
好水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典型战例，至今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堂上。
好水川之战后的第三年，公元1044年西夏又与辽王朝就辽境内党项民族的归属之争引发了河曲之战。此战元昊采取了坚壁清野，制造赤地，断绝辽军粮草的战法，又大败辽军。也正是这一仗，奠定了西夏与宋与辽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年李元昊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并没有疏忽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他在宜农宜牧的条件下开始了精细的农业管理。在宁夏地区不仅充分利用历史上留下的汉延渠、唐徕渠，还新开挖了昊王渠。
西夏王朝在近200年的历史中历经十世，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五代帝王李仁孝，西夏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中国中古时期惟一原本保存完好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第一本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都是在这一时期修订完成的。
西夏后期，随着王朝内部出现分裂，和党项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这个统治了中国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王朝开始走向了它的衰败。是战争将它最终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0年的冬天，在中国宁夏贺兰山北段的这条山沟里，一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塔被炸倒在了盗宝罪犯的脚下。
废墟下若个件珍贵的西夏文物得以幸存。经考古人员清理，一套用西夏文印制的九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有价值的西夏文物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
其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文中不该出现的倒字和边缘不齐、线条不正等现象引起了宁夏考古所研究员牛达生的注意，因为这是雕版印刷品不可能出现的错误。他的这一发现为活字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就在贺兰山方塔被炸的前后，甘肃武威缠山村的村民们在修复祁连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也发现了一批被压在地砖下的西夏文经书。
当时村民们见上面的字一个不认识，怕招来灾祸，于是就一本本的投向了火焰。仅剩的几本还是被一位老者藏在石缝里才得以幸存，其中一本有幸转到了武威文化馆原馆长孙寿岺的手中。
孙寿岺见到这本名为《维摩诘所说经》藏本后，惊异地发现此经是古泥活字印本。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1917年出土于宁夏灵武县的西夏文献中，有一幅珍贵的刻本西夏译经图。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并有西夏文题款，标明图中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此图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
文献记述：西夏时期僧人非常之多，在佛教最兴盛时，西夏法律还曾限制过老百姓出家，但其统治者却始终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广建寺院佛塔。近千年过去了，宁夏境内至今仍有大小佛塔400百多座，被称为佛塔的博物馆。一些古塔，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准确的始建年记载，致使一些西夏时期的佛塔始终被披着元或明、清的外衣。
应当说，现存于在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只有一座是历史上就有定论的。它就是始建于西夏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承天寺塔，又名“西塔”。
传说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死后，他的私生子谅祚刚满周岁便登了基。元昊的地下夫人没藏氏为保儿子“圣寿无疆”，役使兵民数万，用了五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在兴庆府建造了承天寺塔。
当年承天寺塔与位于河西走廊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都是西夏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
至今供奉在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市，古称甘州大佛寺内的卧佛，恐怕是我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卧佛。历史上有关大佛寺的卧佛的建造有两种说法，但都与西夏有关。
位于银川市城北三十里，贺兰县境内有一座许多年一直呈倒塌状的藏传秘宗喇嘛斜塔名为潘昶塔，人们一直戏称此塔为比萨斜塔。
1990年6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对这座建造风格独特的佛塔进行维修时，意外地发现塔内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残经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见的早期佛教绘画等珍贵文物。
这的确是意外中的意外，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座残塔会藏有如此多的西夏文物，应该说它是继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另外根据塔中文献提供的线索，此塔并不是人们一直称呼的潘昶塔，而叫宏佛塔，始建于西夏。
在黄河中上游青铜峡水利枢纽附近峡口地带的黄河岸边，有这样一组奇特的佛塔建筑群，人们称之为一百零八塔。随着文物考古部门1987年对它的发掘清理发现，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藏传佛教不仅在元代以前就传入西夏，而且已形成了很强盛的规模。可以说，西夏是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桥梁。大概正是西夏这个桥梁作用，才为后来元代统治者与吐蕃接触，达成西藏统一谈判，提供了融洽的政治气氛和宗教亲和力。
横穿宁夏川区南北延绵200多公里的贺兰山，在西夏是党项人心中的神山。整个山脉分布着三十七个沟口，每条沟里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长廊,山内岩石上壁画、岩画以及寺庙遗址随处可见。
贺兰山的岩画应当称得上全国之最，很多伸向沟内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类留下的刻痕。一幅幅构图简单的岩画，既有原始宗教含义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图腾，但让人难以解释的是岩画中那些带有宗教含义的西夏文题记，这是否可理解为尽管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但来自原始社会氏族阶段的党项人对自然崇拜、性崇拜的观念依然强烈而深刻。
贺吉德：“在这个贺兰山岩画图案上面，有很多西夏的文字，这五个字能、昌、盛、正、法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西夏字的“佛”字，在这个沟口里面内外都发现了西夏的文化遗址，那么党项人呢，肯定是在这个贺兰口曾经频繁地活动过。”
1986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在市内繁华地段、新华东街重修百货大楼的施工中，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七尊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破土而出。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真是天意，因为铜像和打桩机锤打的距离几乎是擦边而过，稍偏毫分，这些铜像都将毁于一旦。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均出自于西夏。
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宝贵遗产和西夏人联想起来。然而在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经过三个月对洞窟的考察，发现在这里的500多个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达80多座。
西夏在此统治时期，从没中断过对洞窟的开凿。这期间不仅政府出资操办，一部分党项人也加入到出资行列，他们就是迄今仍然留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画像。
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现得极有特色。这些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中记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今天，这已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灭亡以后，他们的后裔又通过佛教信仰延缓了党项民族消亡的时间。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八达岭上的一座重要隘口，在隘口过街塔云台门洞的石壁上刻有六种文字的佛经，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
1879年英国学者伟列见到它时，说是女真小字。之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却又小心翼翼地猜测可能是西夏文。当时国内学者的推测也是无花八门，直到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根据黑水文献中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破译西夏文字后，这桩笔墨官司才算了结。
居庸关过街塔修建时，西夏王朝已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可它的文字为什么会在它消失后出现在这里呢？这是当时关注西夏历史的学者们对西夏后裔的去向产生最初兴趣的初衷。
史料记载：公元11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越过漠北在图谋中原的征途中，矛头首先指向了途经之地的西夏王朝。从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攻入西夏境内开始，共耗时22年先后六征西夏。
1225年，西征胜利归来的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十万，先破黑水城，后占沙洲，一路席卷河西走廊，尔后兵锋直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但就在这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因病魂断六盘山。
成吉思汗之死招致了蒙古大军更为残酷的杀戮，血腥的屠城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西夏军民“免者百无一二，尸骨蔽野”，兴庆府变成一座死城。
当年蒙夏之战究竟惨烈到什么程度，通过宁夏海原县临羌寨这座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填尸坑可略见一斑，历史上，这里曾是蒙夏之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1976年9月，西夏学者史金波、白滨在甘肃酒泉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碑中篆刻的内容记录着当年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被任命为肃州长官，并世袭“大达鲁花赤”官职的经过和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的记载。
正是这块碑也为西夏后裔的去向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在酒泉唐兀碑发现后不久，又一块记录着西夏人历史的唐兀碑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市被发现。
碑中内容将一支西夏后裔的迁徙图清清楚楚地勾画了出来，它记载了周围杨氏家族的祖先唐兀台和他的儿子闾马跟随蒙古大军，从西夏故地一路征战来到这里并接受册封的经历，碑文中“世居宁夏路贺兰山”的刻痕至今清晰可见。
以杨十八郎村为中心，周围十多个自然村的杨氏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通过这块唐兀碑了解到了他们的祖源。杨氏村民们把这块碑看成他们的根。
1975年9月，史金波、白滨听说在河北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当白滨站在八棱经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时，他愣了。上面确凿无误是西夏文。
白滨用了九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惊人信息。同年12月白滨又和史金波重返保定寻找经幢出土的地点。在保定北郊韩庄村他们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原寺庙遗址，当地人称之为“西寺”，经幢正是出土于这里。
经幢上的题记告诉学者，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它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150年。
1980年史金波同西夏学者吴峰云来到了安徽合肥，就元代唐兀人余阙的后裔进行调查。
史料记载余阙祖籍系西夏时的甘肃凉州，其父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调查中，史金波、吴峰云根据《庐州府志》上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找到了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还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和桐城市洪涛山分别发现了《余氏宗谱》。根据宗谱的确切记载：余氏家族是经过七百多年传承至今的西夏后裔。
史金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都是还说的是西夏的事情。”
从近年来西夏学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历史上因亡国被充入蒙古军户的西夏人除河南、安徽的杨氏、余氏家族外，还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但大都已被汉化。党项这个词对他们只是一种陌生的称谓。
文献记载，党项族在唐代自松潘一带向北迁徙时，有一部分仍留在了当地，被称为“弭药人”。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后裔仍生活在这里。有专家认为：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很可能受着魂牵梦扰的故乡召唤，从战火中逃了出来，横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这个今天被称为木雅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木雅人同属藏族，居住在一条被称为木雅河的两岸。由石头构筑的村庄与随处可见的石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木雅人居住的环境和衣着服饰，粗看和藏族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处处都与藏族存在着差异。尤其是流传于木雅人之中，被当地藏族称为“鬼话”的木雅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种语言的渊源，这是否与西夏语有关，同样是专家在研究的课题。
城内有座安确寺，寺里的喇嘛是清一色的木雅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虽略知一二，但也说不太清楚。
据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党项人连同那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发现传奇之灵魂的居所
在湖北省随县，有一座名为擂鼓墩的岗丘，那是春秋时期兵家战事的遗存。1978年，当地人准备铲平岗丘修建厂房。不曾想，炸药竟掀出几块大青石板，一座古墓被揭露出来，几万人前来围观，现场随即被保护，考古者赶来。经勘查，这里封存着的是一座大型墓葬，时间为战国晚期，墓主的身份十分显赫。令人沮丧的是，人们在墓室中部发现了盗洞，也就是说，古墓曾被盗窃过。经过艰苦的发掘工作，万众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当考古着打开巨大的墓椁木，人们吃惊地看到，墓室中竟存满了水。那么水里会有什么呢？为保护现场，当随县警力用到极限时，军队不得不出动了。
由于墓室在早年渗入了大量的雨水，使人们无法知晓水下的情况，考古着随即采用抽水机抽出积水。几口黑色的棺材付出水面，围观的人群再次蜂拥而至。棺材被逐一开启，露出黑色的人骨，考古着认为，十几具棺材里骨架是作为陪葬的宫女，她们是如何被陪葬的呢？重型吊车居然没能吊起大墓的主棺，因为它巨大的体量足有15顿重。奇怪的是，主棺是倾斜摆放的，其中一角插在木质椁板里。当时在下葬的时候，现场曾出现了什么突发的事件呢？在大墓中，人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兵器，其中一件的铭文记录了使用者的名称――曾侯乙。也就是说，曾侯乙是墓主人。古文献记录了在今随县这个地方的战国时期，有一个名为“曾”的国家，有考古者推断，曾侯乙就是当时曾国的君王。
当墓室中的水渐渐下降的时候，一座令人震惊的器物暴露出来，那是一套巨大的曾侯乙编钟。这座编钟保存得很完整，是中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者。来自物理学、光学、铸造学与音乐方面的专家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编钟进行研究。曾侯乙编钟所体现出的7音节使人们联想到12音律的起源，相关学者迅即展开争论，一场12音律的起源地在哪里成为争论的焦点。曾侯乙编钟与曾侯乙漆木盒上的星象图会说明什么呢？在曾侯乙墓中，人们又发现了大量造型奇怪的器物，它们类似现代人使用的电线圈，但究竟是干什么用的至今是个谜。
一件名为尊盘的青铜器再次震惊了中外学者。这件尊盘由千百条小龙舌盘绕组成，它们是镂空的，呈浮游状，彼此交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件工艺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青铜器物，是古人在2400年前一次性铸造出来的!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从曾侯乙的棺木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灵魂守护者的形象，在棺材的一侧，开有一方小门，那是曾侯乙灵魂进出的通道。作为一国君王，曾侯乙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曾开出一长串陪葬的清单，目的是在另一个世界达到永生。当2400年后，曾侯乙编钟重新奏响的时候，创造出伟大器物的工匠们和今天人仿佛进行了一次千古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