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黄克诚仍坚称自己是革命家 和造反派对打

核心提示：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气极了，有人动手打我，我也和他们对打。但他们到底不能真把我打伤、打死，也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我为难。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作者：黄克诚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我3月10日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那里北边八里庄附近，地名叫唐家庄。我们住处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不知是什么单位的房子。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一间小屋，相互隔离。送我来京的秘书等二人已经返回山西。我就此单独关押，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开始，在我门外放哨的战士还和我说说话。这个战士是冀鲁豫人，我告诉他，我在冀鲁豫打过游击等等，我们不时谈谈天。不久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哨兵大约是受到了告诫，不进屋门，也不和我说话，只从门上的小孔里，时时窥视。
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这时山西那边我的秘书把我订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我的要求寄到这里，家里知我在卫戍区，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书籍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当然是允许读的。有了书报，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虽然房间很小，我仍坚持每天散步、走动的习惯，尽可能保持健康。
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七律　（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
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
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
板床薄褥睡也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
斗居旋转乐洋洋。
这年3月仍然很冷，屋子没有暖气，叫我们自己生炉子。煤的质量不好，里面有许多烧不着的煤矸石，又要我们自己选煤。这对会烧炉子的人不是难事，但我不会生炉子，因我的家乡冬天是不烧煤火的，即使有煤炭我家也烧不起。所以我经常烧得满屋是烟，在乌烟瘴气中过日子。
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
桃花（调寄蝶恋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飙，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
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1967年4、5月间，专案组找我谈话，要我写自传，要从小到老写出一份简要而全面的材料，而且限期两天写完。我说：不行，最少要给我四五天到一个星期，否则我写不出。他们放宽期限。结果我到6月份才写出了一万多字的简历。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
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开斗争会时都是以彭德怀为主，他站在中间，我和谭政站在他的两边，张爱萍、杨勇又站在我们的旁边；还有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余人有时也在场陪斗，廖汉生、苏振华也可能在内，不过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一则不准我们东张西望，二则除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他陪斗人员常有变化。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地方上拉去斗争。北航、北师大等大专院校以及地方上其他机关也来揪斗他。军队开的斗争会，从不动手打人。听说彭总挨过打，那大概是在外单位发生的事。
一连串斗争会开过了。9月，天已届秋，在押的人开始能够出来放风、见面。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彭真、谭政、罗瑞卿、郑天翔、赵凡、林枫、徐冰、叶子龙、吴自立等人都和我关在一个地方，不过放风时大家不准说话，至多彼此看看，用眼色打个招呼而已。有一次我碰见彭总在散步，左右监视比较松懈，忍不住悄悄问他：天气已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彭总说：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又说：别说话了，免得麻烦。我知道彭总的处境比我们这些人都困难得多，他性格又那么刚烈，忍受这些侮辱折磨更加不易。我虽极想多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但怕给他添是非，也只好闭口不问了。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我的专案组为了弄清情况，曾跑到我湖南老家两次。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在1968年1-3月中常常有人来审问，3月里追查得特别紧。他们着重查我的入党问题，逼我承认我是假党员。这真令人哭笑不得。我在党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已经超过40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审查组的理由是：我入党时，能证明我是党员的同志，都在年代久远的残酷斗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不记得他介绍我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因我入党情况较为特殊，是和另一位同志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我入党时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我们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他们忘记了，也不足为怪。但根据这一点判断我为假党员，可就真是不通事理了。专案组不管我说明的情况，在3月对我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这一段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有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个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我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又让我休息了一天。我醒来后，神志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我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因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这封信我请傅崇碧转交。后来知道林彪收到此信。
大约3月17日晚上，他们见我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整整逼了我24个小时，仍无所得。我已精疲力竭，不能保持冷静了。恰在此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骂我：你这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我大怒，火了，破口而出地回骂他：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一下，他们几十个人哄起来：好呵！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我想：他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来对付他们。就说：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回去。
第二天我休息了一整天。第三天他们又来搞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我这时已想好了对策，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别急。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他们又感到出乎意料，就改为追问我：为什么写信给林彪，不经过他们。我说：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搞逼供。
从此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再搞“提审”、“批斗”时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不再来了，对我改用说教、劝供方式。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问我：你听进去了没有？我说：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你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和彭德怀专案组都属“二办”领导。大约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二办”工作的杨成武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没法知道，只知道杨成武也垮了。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
以后就让我写详细的自传。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于是就在这次自传中，写了上次没写的一件事。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生活无着，迫不得已通过同乡介绍到康泽所管的一个单位中当图书管理员的一段经历。其实这段时间很短，我过去也早就和彭德怀、滕代远等谈过。
这一次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他们派了人出去找康泽、郑洞国进行调查。康泽那时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郑洞国则是二师的一个旅长。我在那里的图书室，当过几个月管理员的事，他们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连名字也不记得。调查人员左调查、右调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么来，没有人还记得这件事。但我认为，虽然我过去向彭、滕正式交代过这件事，滕还作过调查；但已年代久远，战争时期也未必有档案留存，现在既写自传，就也应把这一段写明白。
1968年8月，大约是26日左右，我们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个部队驻地的平房里。我只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和我在一起。这里把原有的厕所、洗澡间都封闭了，在室外偏僻处，挖了一个大坑当厕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几度时，也得到外面去上厕所；下雨、下雪都无遮无庇。
此外，在搬家时我写的那首“桃花”词被人发现。看守人员说我讥讽时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于是我所有的笔、墨、纸张均被没收，我为此挨了斗，并且还要写交代。要写就写，我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检讨当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他们也没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这首词和所写的交代的原文却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断绝了音讯。1968年秋冬之际，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联系的老伴唐棣华随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的干校去了。她临走以前给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物，并附一封信请专案组转交给我，说明：孩子们有的去农场劳动，有的下乡插队，她自己马上要去干校，以后不能再给我写信送东西了，让我自己注意保重身体。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竟然没有交给我。长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讯，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由得担起心来。
此外，我在押的时间已久，进行强烈对抗的阶段已经过去。我的情绪似乎也由当时的高度亢奋转为低沉。这时期又作了两首词，无纸笔记录，就记在脑子里。其中有“卧床时听蝉声鸣／彻夜不眠辗转到天明”、“分飞小雏今何在”、“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梦来”等字句，表达了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和殷切的思亲之情。
1970年还是照样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内结冰，手臂疼痛。我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痛处，倒也颇为有效。以后我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后来我解除监护后，见了一些老同志，就向他们推荐我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办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这个自我治疗的习惯。
这个时期，我经常因为监管人员的蛮横态度和无理干涉而和他们争执。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来，吵得管理人员来了好几个。他们对我早就不满了。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气极了，有人动手打我，我也和他们对打。但他们到底不能真把我打伤、打死，也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我为难。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