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担保公司的非正常消失

一家担保公司的非正常“消失”
2009-06-13 04:05   刘晓童   21世纪经济报道
1. 赢了官司输了钱
官司打赢了，但钱没了。南通新飞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瞿飞为此郁闷了好几个月。瞿飞另一个身份是南通市崇川区政协委员。
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份，瞿飞先后三次向工商银行 南通分行城南支行申请贷款 ，前两次均为120万元，最后一次为240万元，为新飞纺织提供担保的是南通市青年创业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应青年创业担保的要求，新飞纺织前两次均按照借款金额的20％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2008年1月28日，新飞纺织第三次向工行 申请240万元的贷款，期限6个月。当年1月24日，新飞纺织以33.33％的比例，向青年创业担保提供保证金 80万元，有了这笔资金作为反担保，后者继续为新飞纺织提供保证担保。
瞿飞表示，2008年7月22日，新飞纺织归还了全部240万元贷款本息。但在要求青年创业担保返还80万元保证金之时，对方人去楼空。当年8月，瞿飞一纸诉状将青年创业担保告上法庭。
法院庭审时，被告青年创业担保的法定代表人陆建华并未现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陆建华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最终，瞿飞胜诉了，但他的80万元至今未能追讨回来。
在青年创业担保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本报记者找到了该公司董事长陆建华的手机号码。6月11日晚8时，本报记者拨打了这一号码，对方传来的声音是；“您呼叫的客户已启用短信呼服务，他将会收到您此次呼叫的短信提醒，请您挂机后等待回电”。
6月12日13点许，本报记者再度拨打这一号码，听到的依然是短信呼服务的提示音。“陆建华跑了，青年创业的其他股东还在。”瞿飞表示。
在南通，与瞿飞有同样遭遇的，还大有人在。南通红久时装有限公司负责人翟万国便是一例。但与瞿飞不同的是，翟万国被银行 告了。
2007年5月，翟万国以个人名义向当地工行申请贷款90万元，南通安信担保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翟万国表示，按照工行的要求，他先拿贷款总额的20％汇入工行指定的担保金专用账户，也即安信担保设立在工行的担保金专用账户。
“工行要求见到存款单证才给我发放贷款，并口头说明担保金专用帐户的资金是任何人不好动的，要我们放心，只要我还80％的款，20％的担保金款只要做个手续就行。”6月12日，翟万国告诉本报记者，“账户也是对的，在缴存18万存款的时候，看到的回单上，打的是保证金。”
一年后，按照之前的约定，翟万国归还了72万元的贷款本息。但此后，他收到了来自工行的函件，要求其归还剩下的18万元贷款。原因也很简单，安信担保的保证金专户已无法提供翟万国之前缴存的18万元。当时，“我就回复银行，18万在你们账上，你们随时可以拿走啊。”翟表示。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按照工行的要求，归还18万元。而南通工行也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翟表示，案件至今尚未审理。而此前，翟一直在为他的案子奔波着，希望讨一个说法。
“之前，我报了案，公安局表示，法院已经立案处理。”翟表示。在与司法、银行等部门的接触中，翟获悉，还有不少企业与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工行信贷 部门的人跟我说，总共有140多家企业”；“银行认为他们自己也上了担保公司的当”。
“工行方面曾表示，我们可以只归还2/3的贷款，但要进黑名单。如果进入黑名单，将影响到企业今后的运作，所以，我们还是偿还了全部贷款。”瞿飞表示。
翟万国表示，很多企业都把钱还给了银行，但他不会还，因为他有“被骗”的感觉。
对于瞿飞而言，他与担保公司有过三次合作，前两次均相安无事，而2008年7月，青年创业担保的倒闭，法定代表人逃跑，令他感到意外。
“当时，贷款全部被银行收掉，2008年7月至2009年春节前，是一个融资真空期，企业也受到影响，投入减少。直到2009年1月份之后，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替我们担保，才从工行拿到贷款。”瞿飞告诉记者。
对于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资金链断裂，南通一位大型银行人士指出，原因有三：
第一，这些担保公司在担保业务之外，还有其他经营活动，正是在这些非担保业务中，产生一些经济纠纷，进入诉讼之后，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冻结了担保公司的财产，引发资金链问题。
第二，担保公司的保证金来源并不是自有资金，而与被担保企业达成协议，利用企业缴存的资金；而担保公司自己的资金，被用作其他经营活动，由此，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据说安信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中，不仅有担保，还有房地产开发。资金可能用在房地产开发上，房地产搞亏了。”翟万国表示，但这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第三，2008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一些企业不能按时偿还贷款，为其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履行代偿义务，引发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
在长期研究担保监管问题的张吉光看来，一些担保公司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很多，第一，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大环境和担保公司自身的生存要求。
“赋予担保公司的定位是融资担保，实际上是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想象在2008年，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如何，在额度控制的背景下，有多少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融资，担保公司又有多少业务可做。而担保公司本身又需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担保，还不如从事高利贷，提供调头资金。”张吉光直言。
其次，“问题的根源还在于，长期以来，担保行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运营模式。”张吉光称，比如，一家担保公司可以跟一家或几家银行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如果能够运作几年，即使在2008年，也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而现实情况是，担保公司没有固定的运营模式和合作伙伴，使得担保公司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容易去追求短期的利益。
而在追求短期利益的过程中，如发放高利贷，一旦借贷人出现资金链断裂，会迅速波及到担保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
2. 青年创业四年变异路
“实际上，还是资金运作上的问题。”6月11日，一位熟悉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知情人士称。
资金实力直接决定了担保能力和偿付能力。这位知情人士说，“担保公司在成立之初，注册资金是否真正到位，是否是其自有资金，这些问题应该由谁来监管，如何才能规范？很多担保公司，在开始建立和实施之时，制度就埋下隐患”。
对于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有过合作关系的企业主都觉得有一些神秘。“据了解，一年当中，安信担保就换了3个老板。”翟万国说。
而令瞿飞感到诧异的是，虽然账面一直呈现亏损，2008年3月份，青年创业担保还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由5010万元增加至9510万元。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青年创业担保成立于2004年3月15日，初始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为南通罗莱化纤有限公司100万元、南通天时利工贸有限公司150万元，自然人王小兵340万元、任林清410万元。
2006年1月份，青年创业担保进行了第一次增资，罗莱化纤、王小兵、任林清分别增资100万、410万和5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10万元。当年11月份，公司再度增资，天时利工贸增资2100万元，祁霞出资300万元，杨立美、陈茂聪和甘正霜三人分别出资200万元，注册资本增加至5010万元。
2008年2月18日，青年创业担保股东会议决定，再度增资4500万元，引入三家新股 东，南通升远轻纺有限公司出资1600万元，南通雅嘉日化有限公司出资1500万元，南通长城实业总公司出资1400万元。至此，青年创业担保的注册资本扩大至9510万元。
在青年创业担保4年的存续期间，曾发生多宗股权转让交易，且均发生在2008年。
2008年1月22日，自然人股东杨立美将手中持有200万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天时利工贸。
2008年2月18日的股东会议上，达成三项股权转让协议。祁霞、甘正霜、罗莱化纤分别将手中的300万、200万和200万股份，共700万元转让给天时利工贸，交易价也为700万元。
最后一笔股权转让发生在自然人股东王小兵与雅嘉日化之间。落款日期为2008年7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王小兵将75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雅嘉日化。至此形成陆建华“出走”前的股权结构——天时利工贸3150万元、雅嘉日化2250万元、升远轻纺1600万元、长城实业1400万元、任林清910万元、陈茂聪200万元。
非常巧合的是，2008年7月22日，新飞纺织归还了工行的240万元贷款本息。接着，瞿飞转而向青年创业担保索要80万元的保证金时，对方人去楼空。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过往股权转让的记录来看，外界无法将青年创业担保与南通雪馥化妆品公司联系在一起。
青年创业担保第一任董事长任林清，为发起设立时的第一大股东。而第二任董事长陆建华，经由2008年3月18日的股东会议选举产生。本报记者通过名索网查询得知，南通雪馥化妆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陆建华，企业住所为上海路富新花园4号606室。但在青年创业担保现有的股权结构中，雪馥并未出资。
实际上，雪馥与青年创业担保的关系深厚。工商资料显示，现任董事王小军的履历表中，1997年5月份至2003年1月份，王曾担任雪馥化妆品公司副总经理。同时，王小军为青年创业担保大股东天时利工贸的法定代表人。而青年创业担保的办公室主任颜玉琴也曾担任雪馥的行政主管。
雪馥与青年创业担保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青年创业担保2007年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雪馥向该公司借款3900万元，期限自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由天时利工贸提供担保保证。
南通多家银行和企业人士均证实，2008年7月初，雪馥资金链断裂，“老板”出走。青年创业担保390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是否追回，大股东天时利工贸是否履行代偿责任，目前不得而知。
另一股东，雅嘉日化也向青年创业担保借款1300万元，期限、担保形式与雪馥完全一致。
“有时候，几个民营企业老总在一起会考虑，既然要找别人做担保，或者进行互保，还不如先把几个人的钱凑起来搞一家担保公司，然后通过担保公司，为自己或股东担保，这种方式，不仅漂亮，还不影响对外的或有负债。”南通一位大行信贷人士直言，“资金也不完全会存在那里，可能通过资金运作拿走了”。
2008年3月份，升远轻纺、雅嘉日化、长城实业三家新股东入股青年创业担保。而从财务报表来看，此时的青年创业担保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利润表现。
2007年度，青年创业担保实现净利润-98.66万元，2006年度为-47.5万元。其主业担保业务在2007年也是入不敷出，当年担保业务收入为239.04万元，而担保业务支出为333.65万元。
对此，当地一家大行信贷人士直言，民营企业自己出资成立一个担保公司，不会让它亏损的，因为它不是公益性；这也表明，有一些民营性质的担保公司，担保并不是它的主业，担保变身民营企业之间相互倒资金的平台。
青年创业担保资产负债表显示，2007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中保证金部分为3844.1万元，而这部分应该是由新飞纺织等被担保企业缴存的。2007年末，未解除担保责任余额为1.73亿元。公司以南通市工商银行 开户的银行存款保证金户3738万元作为担保保证金。
青年创业担保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称，公司担保资金的来源包括，净资产、积累的风险准备金，员工缴纳和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政府及社会团体的扶持资金。
2007年末，青年创业担保的净资产为4865万元，而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为3844万元，共计8709万元，与在保余额1.73亿元比较，放大仅为1∶2。而从瞿飞反映的情况来看，放大倍数一直保持在1∶5，2008年1月后变为1∶3。如果以客户缴存保证金与在余额相比，放大倍数1∶4.5，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由此推断，在可以将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作为担保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青年创业担保可能并未完全将自有资金用于对外担保。
3. 银保合作“盲区”
按照担保贷款的操作流程，银行是根据担保公司在本行担保保证金账户余额的情况，放大一定的倍数核定担保公司可以对外担保的贷款额度，再从担保公司提交的企业中，选择银行认为可以发放担保贷款的客户。
“理论上，担保公司的保证金先到位。我们不会要求企业先打款交付保证金的。”6月11日，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信贷人士称。当地另一家大行信贷人士也告诉记者，担保公司需要拿出贷款额度20％或30％的保证金，存在银行专户，这对银行的作用是控制利息偿付的风险，而非针对本金。
然而，担保公司并不这样理解。
有些运作不规范的担保公司认为，给企业提供担保，却只收取这么一点手续费，于是，转嫁风险。自己不出保证金，让企业自己出，企业相当于只贷到7至8折的资金。
这有点像空手套白狼，也把银行变相地利用了。而担保公司自己的资金，就会拿来做投资或搞一些运作，如提供调头资金。“可别小看这些资金的力量。”上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续称，担保公司运作调头资金，一般会选择自己担保的企业，“如果企业到期偿还贷款有困难，担保公司会主动跟企业说，我们帮你偿还，但会收取较高的利息，这些利息一般不会入账，所以，你看到账面上的担保业务收入很低，账面利润甚至都是亏损的”。
“跟我们有着长期合作的民营担保公司也会收取企业的风险保证金。”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坦言，担保公司收取企业的风险保证金，提供反担保，乃是一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便是规范的担保企业，如果需要实现盈利，必然走薄利多销的模式，那么，要扩大担保资金，就会利用企业缴纳的20％反担保资金，1∶5的放大担保业务量。
实际上，“如果担保公司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资金，可能有一些代为垫付的成分。要不然，既然企业有能力提供反担保资金，何必再找银行融资。”上述大行信贷人士称。
而此番青年创业担保与安信担保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问题，瞿飞和翟万国都将矛头指向当地工行。
“我们不认识担保公司的人，都是银行指定的。相关的担保合同，都是我签好自己的字，交给银行客户经理，其他都没管。因为我们对银行都是放心的，谁知道出这个事情。”瞿飞表示。
“像我们做服装企业的，南通有很多家，而安信担保不仅仅为服装企业提供担保，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很多。正是因为他们担保的企业多，工行的客户经理跟我说了，我才相信了他。”翟万国告诉记者。
现在，瞿飞和翟万国都是希望银行和政府相关部门能替他们考虑。瞿飞表示，银行贷款已经全部偿还了，目前青年创业担保的保证金账户中还有一定的资金，他希望能拿回来一些，80万元来之不易。而翟万国表示，虽然工行已经起诉他，但他认为，自己已经缴纳了20％的保证金，银行拿不到保证金，无法覆盖自己的贷款风险，是银行自身的操作失误，“这个事情本来跟我没关系”。
显然，两位企业负责人的说法中存在法律上的漏洞，借款、担保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行为，他们自身也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在中国，“缺失的不是法律意识，而是公民的风险意识，民事交易、民事行为的风险意识太差。”一位司法界人士直言。
以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三方的合作模式为例，一个担保公司注册资金的规模，业务量有多大，代偿能力有多强，银行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作为被担保的企业，承担何种义务；担保公司对被担保企业有什么样的监管责任，其他与之有关的人，又应该承担何种义务。“订合同的时候，大家都没想这些。”上述司法界人士无奈地表示。
“实际上，只要操作规范，银行跟担保公司合作还是很愉快的。担保公司也愿意跟银行合作，要不然他们也没饭吃。”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人士称。
南通当地银行业人士指出，在银保合作中，如果出现银行一手操作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而值得深究的是，银行基层客户经理为何会热衷于这样的银保合作？
市场营销的压力是原因之一。上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人士称，支行有中小企业贷款的任务，而风控部门可能觉得小企业太小，非常谨慎；此前，一些支行会觉得，通过担保公司转嫁部分信贷风险，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于是大量开展此类业务。
但利益驱动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基层银行的业务人员是否与担保公司有利益往来，当地银行人士称，这并非没有先例。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称，从银行内控角度看，如果做到前、中、后台分离，银保合作中即便有“猫腻”，也没有生存空间。如南通当地一家股份制银行规定，如果担保公司要动用保证金专户资金，则需要三级审批，并非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决定。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在担保公司的准入环节，银行需要设立严格的条件，将风险消灭在源头上。
在南通，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人缘“并不好。记者采访的一些银行均未与他们发生业务关系。
“我们选择担保公司，一是选择规模最大的；二是看政府背景，因为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信用度较高，运作规范。”前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称。在该行的合作伙伴中，有一家民营担保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个多亿，而且有专业人员运作。
同时，“我们控制其担保比例，1∶3至1∶5，还看担保是否分散，如果过于集中，代偿能力就下降了；而大量都是单笔为两三百万的担保，对流动性的影响就比较低。”上述南通大行人士续称。
4. 担保体系建设再上路
在采访中，围绕担保体系建设的相关问题，比如，哪一类机构更能发挥融资担保的功能，监管机制如何建立健全，多位业内人士提出各自的观点。
南通某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表示，担保公司应以政府出资设立，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运作起来规范，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如果是社会资本，股东会要求回报，很容易发生变异。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针对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未来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张吉光表示，因为运营模式的缺失，担保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就不清晰，于是出现种种弊端。如主业不突出，追求短期效益，以及缺乏跟企业和银行相对成熟的合作模式，一些民营担保公司表现尤为突出。
不过，担保公司成败并非其完全由其企业性质决定，一些民营担保公司似乎依然有其生存空间。如前所述，目前，南通多家民营担保公司运营良好。
“这些担保公司依靠的是业务量，薄利多销，因为信誉比较好，这两年做出了名声，业务量很大。”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信贷人士称，“担保公司的信誉是赔钱赔出来的，一两年前的形势不好，他们还是照赔，但维护了自身的信誉，银行也愿意继续合作”。
担保机构的产权属性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类似于青年创业担保等事件所引发的影响，一些银行及相关部门人士均指出一个重要问题——监管缺失。
“我觉得，像担保公司这种机构也应该属于金融企业，作为金融业的一分子，应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上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称，“尤其对大额资金的变动，包括资本金的使用，需要严密监控，否则就会产生随意挪用，很难说是否会发生抽逃、外借，搞一些短期、非正常的投资”。
准入监管成为受访人士谈得最多的问题。
“不管是民营的，还是政府背景的，股权结构、营运模式都只是自身的问题，重要的是外部的问题，第一个是准入门槛的问题，同时，还有运行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机制。”张吉光说。
张吉光提出，针对担保机构应该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监督体系。
第一，审批环节的准入监督。“我们觉得，因为担保公司做了很多业务，从性质上，跟银行业没有区别。所以，必须由一个专业机构来进行统一的监管。”张表示，希望银监会 承担这一职责，明确准入的一些标准，审批可以放在地方，但标准必须明确、清晰，且“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起点，门槛低会出问题”。
第二，是工商的监督，包括工商的登记、年检。目前对于担保公司的运行，并没有赋予银监会一定的监管职责。那么，如果建立这套机制，必须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责，以一定的频率，对担保机构进行检查；针对脱离主业、违规经营的，年检方面，需要进行规范、处罚。
第三，银行层面，在业务合作中的监督。对担保公司的合作，要有一个准入门槛，像对企业授信一样，有一个审查、评级，设想可以将担保公司的诚信状况，纳入到征信系统中。
第四，对股东的监督，特别是民营股东。“我们建议，希望各地银监局、银监分局可以发挥职责，因为他们比较专业。银监会已经有一套监督银行控股股东的办法，这些好的机制、办法，可以用到对担保公司的监管上。”张表示，最后是行业自律，“这是辅助的，但也是必要的”。
4月底，《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中指出，“同意建立由银监会牵头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目的是“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监督管理 ，防范化解融资担保风险，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主要职责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研究制订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的政策措施，拟订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督管理制度，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地方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业务进行监管和风险处置，办理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