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学经典]春秋讲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6:41:16
在发讲义之前先写个注解，以免误会。
我在所在学校创建了一个国学研讨会，在学期中隔几个星期会有一次讲演。所发的讲义内容便是我的讲稿。
其实严格地说，我的讲义的内容借鉴了很多熊逸先生的《作为观念史的历史：对<春秋·隐公元年>的个案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在天涯的煮酒版应该可以查到。
但是我的讲义和熊逸先生的文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熊逸先生的文章更看重传统文化的思想史的发展，用他的话说，是“解剖蚂蚁”的过程。所以其论证的方式既细且杂。而我的文章原本是讲稿，目的是向对普通大众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所以内容必须相对浅显而生动，观点必须集中而具体，所以虽然用到了熊逸先生文章的很多内容，但总体文章的结构和论证的方式是大不一样的。
平心而论，我是才开始读春秋，所以认识尚很肤浅，这篇讲稿也有些笔记的意思。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春秋讲义之一 -- 春秋大义
从今天开始，我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个《春秋》。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春秋》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汉书》我们知道，是关于汉代的史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艺文志》，里面就谈到了这个“春秋”。说古代的那些帝王，都是有史官的。史官干什么呢？国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叫“君举必书”。作用呢，叫“慎言行，昭法式”。意思就是君主是天下的表率，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给天下起到表率的作用。所以为了让君主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有了史官，把君主一言一行都记载下来，从而一方面督促君主慎言慎行，一方面以君主的表率教化万民。
那么这个史官有两种，一是左史，一是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所以你去看《春秋》记载的一般是大的事件，而《尚书》记载的主要都是帝王和臣下的言谈。
那么后来周朝建立后，分封诸候国。也就是把天下的土地发成大大小小的许多块，分给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儿子，兄弟叔侄什么的，或者是有功的大臣，比如姜子牙就封到齐国，还有就是上一个王朝的君主后代。比如把商纣王的兄弟微子启封到宋国。那么这些被封的人，就称为这个国家的国君，或者诸候。那么每个诸候国也会有自己的史书，这个史书一般的称呼也叫《春秋》。所以《墨子》里有句话，叫“吾见百国《春秋》。”意思是每个诸候国都有这样的一部史书，叫《春秋》。
那么为什么叫《春秋》这个名呢？因为《春秋》作为史书来说，是记录事情的。那么记录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年月日时”。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年跟时。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事件，我们说它是哪一年发生的，我们就有了基本的概念。而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古代是农耕民族，以农耕为主。所以君主为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每一年的开头公布这一年的时令，以便于百姓农耕。确定时令的事情，最早从《尚书·尧典》里面就可以看到。里面写了很大一段描定了尧帝是如何确定这个时令的。主要是看天象，根据天上星星的具体位置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
所以一年四时是记事的根本。而且即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个春夏秋冬也是要标出来。比如《春秋·隐公六年》，它是这么记载的：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
这一年整个秋天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还是标出“秋七月”三个字来。所以你去看《春秋》，每一年都会有春夏秋冬这四个时令，不管有没有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令很重要，而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按这个取的。但一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春夏秋冬》，于是就交错取了“春秋”这两个字，来代表一年春夏秋冬这四个时令。所谓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所以历史上发生的那些大事，也都记载在里面。所以史书一般都称之为《春秋》。这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春秋》，不是一般的《春秋》。首先它是基于鲁史，也就是说它的本来面貌是鲁国的史书。但它又不完全是鲁国的史书，而是经过孔老夫子修改过的鲁国史书。那么这个《春秋》的内容，和原来作为史国史书原本的《春秋》，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孔老夫子要作这样子的修改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修改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四个字：正本清源。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想史学家记载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应该来说是所谓的“秉笔直书”，把事情的真象记载下来，对吧？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历史的作用绝对不是真实地把史实记录下来，所谓的史学永远是政治的附庸。所以有句很有名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看清楚这个，我们就明白了，有时候事实的真相并不是那么重要。换句话说，事实正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所谓的义理正确。
什么叫事实正确，什么又叫义理正确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小明的爸爸叫大明。但这个大明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比如说是个汉奸，叛变了革命。于是小明很愤恨地说：“你不是我爸爸。”
在这个例子中，大明是小明的爸爸，这个叫事实正确。这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的。但小明说大明不是他爸爸，这个叫义理正确。这个义理正确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它是有政治倾向的。或者说它正不正确看你从哪方面去考虑。
而《春秋》便是这样一本书。它对于事实真相并不是十分关心。它真正关心的，是从这些个事件中反映出的义理是否正确。而义理是否正确，又从个人所处的位置，所思考的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春秋》这本书是除了《易经》之外，解释最为纷杂的一本书了。
我们不妨再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僖公二十八年》，说“天王狩于河阳”。这里“天王”就是当时的周天子。“狩于河阳”，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但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说当时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一战而奠定了他中原霸主的地位。于是晋文公就搞了个践土之盟，大会天下诸候。同时还把周天子请去了。所以并不是周天子主动去巡视考察，而是被动地去赴诸候大会。
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就是说从来只有君主召见臣下，没听说过臣下召见君主的。而晋文公以诸候的地位召见周天子，这就叫乱了尊卑。所以这样子的做法不可以被后世效仿。所以孔子才用了这样一个曲笔，把事情改为周天子主动去地方巡视考察。这就叫“义理正确”。
还有一件事非常有名，发生在宣公二年，说“晋赵盾弑其君”。字面的意思是晋国有个大夫叫赵盾，他以下犯上，把国君给杀掉了。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事实上当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灵公，这可是个大大的昏君。这家伙每天吃饱了饭没事做，就站在城墙上用弹弓拿石子打路上的行人。然后就看路上的行人躲来躲去，这家伙就觉得挺好玩。然后有个厨师，因为煮熊掌没有煮熟，晋灵公就把杀了。那么赵盾是当时的老臣，于是屡次劝谏晋灵公。晋灵公表面上说：“我知道错了，下回不敢这样了。”心里面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家伙讨厌。于是有一次，他买通了一个刺客，要他暗地潜入赵盾家中把赵盾杀掉。那么这个刺客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因为毕竟要刺杀的是朝中最有声望的人物，家里一定是防范森严。结果这个刺客当晚就来到了赵盾的府地。一进大门，发现这大门里根本就没有守卫；进了小门，还是没看到守卫；进了厅堂，仍然是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最后摸到赵盾的屋子，发现赵盾正在吃饭，吃的不过是很简单的鱼肉拌饭而已。这个刺客看了后非常感动，于是推开门对赵盾说：“你真是个仁人君子。国君让我杀你，可我下不了手；可不杀你，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了，这样我又无法复命。”说完，这刺客就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一头撞死了。
那么晋灵公听说了刺客自杀的消息，又羞又怒，于是摆下了鸿门宴，在宫中暗伏武士，却叫赵盾来宫里吃饭。国君请吃饭是不能不去的，但赵盾多了个心眼，带了个贴身的保镖一起去赴宴。结果到了宫中才喝了三杯酒，晋灵公大喊一声：“关门，放狗！”于是从晋灵公身后跳出一条大狼狗来，而赵盾的贴身保镖这个时候也站了出来，于是人狗大战。赵盾趁这个机会就逃了出去。
赵盾刚逃出宫，眼见着宫中埋伏的武士从后面追上来了，形势非常危急。这时武士中有一个人跑得特别快，赶到赵盾身边，一把把赵盾拉到一旁。那边上正停着辆车，于是这个武士就把赵盾扶上身，要他赶快逃命。赵盾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救我。那人说，当初我在桑树下快饿死的时候，是你给了我食物，救了我一命。赵盾还想问他姓名，这人说，你赶快上车跑吧，我叫什么就不必问了。于是赵盾驱车出了国都，众武士也就一哄而散了。
那么这个晋灵公做出这样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心里都很不满。因为赵盾在大臣们心中的声望是很高的。大家都想，今天国君对赵盾做出这样的事，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这时赵盾的侄子赵穿发动群众，一起把晋灵公杀了。然后从外面请回了赵盾，一起拥立了晋灵公的儿子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
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之后，晋国的太史就在史册上写了这几个字：“赵盾弑其君。”而且写的在朝堂上展示。赵盾见了，忙说“冤枉”，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太史就说了两个理由。他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就是你做为卿大夫，逃亡没有逃出国境，也就是说国内的政事还在你的掌握之内。然后你回来了也没有惩治弑君的贼人。你和别人说这事不是你幕后策划的，谁相信呢？
所以孔夫子在编写《春秋》时，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了《春秋》之中。这并不是说孔子不知道事情的真象，只是觉得，对于以臣弑君之事，是应该严厉对待的。要知道，在春秋短短的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以下犯上者不计其数。而孔子希望通过《春秋》建立的正是一个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所以孔子虽然很同情赵盾，也认为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但仍要在《春秋》中记上这么一笔“赵盾弑其君”。同时，这也是《春秋》的一个义例，也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意思是越是有才干的人，越是应该站出来维护尊卑礼制。所以就更应该严格地要求。所以“赵盾弑其君”虽然在事实真相上并不正确，但在义理这个层面上却是正确无疑的。
所以孔子希望通过所编写的《春秋》这部书，为后世立下义理正确的榜样。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义理正确的榜样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同时苏轼还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也就是指的这个。而孔子被称为圣人，也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而不是什么《论语》。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为天下立法，这个可不是常人能做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天子的事情。而孔子做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了不得的。所以后人又称孔子为“素王”，也就是有天子之德，而无天子之位。而孔子自己也认为这样的事不该自己来做，这样子有乱尊卑之嫌。所以他自己也说了句话，叫“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春秋》最大的目的就是正名位，辩尊卑，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一句：“克已复礼。”而孔子这样的做法，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是有违尊卑之道的。所以也是要被《春秋》所怪罪的。
那么我们现在对《春秋》这部书应该有了些浅显的了解了，也知道这部书特别麻烦。那么接下来在具体讲这部书的时候，我们就由浅入深地来讲。先尽可能简单地让大家先了解这部书说了些什么内容，从中体现出儒家怎样的思想。然后有机会的话，再和大家讲讲历史上对于《春秋》中某些问题的争辩。
要讲《春秋》正文之前，有一个概念大家要有个印象，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什么叫“微言大义”呢？古人评论《春秋》时有一句话，叫“一字之贬，严于斧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一个字可以看出一篇文章来。
什么是微言大义呢，我们举个例子。前面不是说《春秋》开篇所记载的第一件大事叫“郑伯克段于鄢”。怎么一回事呢？话说郑伯的母亲叫姜氏。郑伯生的时候据说是脚先出来，然后头才出来。小孩子这样子生出来是很危险的，所以姜氏就不是很喜欢他，给他个小名叫“寤生”。后来又生了个小儿子叫段，姜氏就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而且求当时的郑武公立段为君，但武公没有同意，所以寤生就当了君主，为郑庄公。后来姜氏就不爽，但没有办法，就替段向庄公求了个好地方叫鄢，说让段去那个地方治理。庄公就同意了。这个段到了鄢非常不老实，暗养兵士，企图谋反。这个事让当时庄公手下一个大臣叫祭足的发现了，就告诉庄公。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然后因为姜氏暗中帮段造反，所以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认生母。于是后来就有了“黄泉认母”这个典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说郑伯知道亲兄弟有谋反的意向，却不点明，反而姑息养奸，然后乘机除之。所以篇名用了一个“克”字。你看，“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所以孔子用了一个“克”字，定了他千秋的罪状。这个就叫做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第一大义：始隐。
春秋始于平王元年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此时为孝公三十七年。故平王东迁后第一任鲁君为隐公之父惠公。惠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768年到公元前723年。故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那么《春秋》为何始于隐公？
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孔颖达为杜预作疏，解释说，周平王迁居洛邑，因此是“东周之始王”，隐公委位让桓，因此是“让国之贤君”。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平而平王崩，所以说是“其时则相接”。
杜预的说法虽然有些道理，但深考之却有问题。首先正如一开始说的，离平王东迁最近的鲁国国君为惠公，为何春秋不始于惠公？其次，隐公是让国贤君的说法亦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隐公最后并没有真正让国，而是遭人篡杀。而且从隐公元年的记述来看，隐公本就没有被惠公立为太子，真正的太子是桓公。隐公在位只是因桓公年幼，代为摄政而已。所以杜预提出的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
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夫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欧阳修说：“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周之复兴无望，起于平王东迁，然礼乐征伐至诸候出，却在桓王即位之后。而隐公即位之时正是处于平王之未，与桓王几乎同时，此时周朝已经“混于诸候而无王也”。是故《春秋》之始隐，有悯其微之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亦有此意。故“《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
春秋讲义之二 -- 嫡庶
上一讲主要和大家简单地讲了一下《春秋》这本书是本怎样的书。比如我们知道了，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是经书。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记录史实，而是为了以事说理。而古人所谓的“秉笔直书”，直书的并不是真实的史实，而是正确的义理。所以我们说对于《春秋》这本书来说，事实正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义理正确的重要性。我们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天王狩于河阳”，一是“赵盾弑其君”。宋时的理学大师程颐曾经打了个比方，说其它五本经书和春秋的关系，就好像是法律条文和案例的关系。法律条文是死的，只是结合具体的案例，才能看出这些条文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认为与其和大家空谈大道理，不如和大家讲讲具体的事例这样子来得深切明白。当然这些讲得不是很深入，也不能一下子讲得太深入。比如我一开始就和你讲春秋的所谓的三科九旨，什么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什么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什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根据具体的事例我们具体地分析。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地大家来讲这个《春秋》。讲的时候当然要结合古人注解的一些观点，不过呢，尽量不搞得太复杂。免得把大家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有的地方会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学史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知识，这个也会具体地，尽可能明白地跟大家讲清楚。
那么这个《春秋》一开始记录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春秋一开始是从鲁隐公记起的。全书的第一章就是《隐公元年》。至于《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我上一讲也和大家简单地讲了这个，所谓的春秋第一大义，始隐问题。什么意思呢？大体的意思是说，春秋，也就是东周的前半段，应该是从平王东迁开始的。但是平王东迁后的第一任鲁国国君并不是鲁隐公，而是鲁惠公。鲁隐公即位是在平王四十九年。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春秋开始了四十九年之后，鲁隐公才即位，《春秋》这本书才开始记载。正是因为《春秋》这本书漏掉了这一开始的四十九年，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始隐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上一讲提出了一个比较正统的解释，也就是那句很有名的话：“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候之命而亡，春秋自隐公而始。”大体的意思是说，虽然春秋始于平王东迁，但平王毕竟是复兴之王，一开始大家在他的身上还是寄于厚望的。因为夏朝就有一个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襄公四年·左氏传》中被提及。大概的意思是夏朝有个君主叫太康，这个太康成天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结果宫里发生了内乱，好像是说发生了一起几兄弟争夺王位的事件。于是宫廷大乱。这个事件让当时另外一个部族有穷氏知道了，于是率兵入侵，夺取了太康的王位。这就是太康失国的故事。那么这个太康有个孙子叫少康，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又把夏王朝的王位夺了过来，恢复了夏王朝，而且还把政事治理得相当好，这就是所谓的少康中兴。
这个故事和周平王的这个时候的情况很像。一开始也是周幽王荒淫无道，烽火戏诸候，结果把犬戎引了进来，把周朝的国都镐京攻破，也是差点把周王朝灭了。周平王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重新恢复了周王朝。所以大家也希望他也是一个中兴之主，能把周王朝治理好。可是周平王却没有那样的政治才能，周王朝在他的治理下日益衰落。到了周平王的未年，大家就完全看不到周朝复兴的希望了。而这个时候，鲁隐公正好即位了。所以孔子作《春秋》，始于鲁隐公，是深感周之复兴无望，天下已经没有周天子这个王了。这也是孟子所说的“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
那么关于始隐问题，我们上一节还讲了条理由。什么理由呢？鲁隐公他即任鲁国君主的位置，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隐公不是嫡子。什么是嫡子呢？上一讲我们讲过，这里再重复一下。古人的婚姻制度，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夫多妻制，严格地来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只有一个，妾可以很多。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妻呢？因为妻的儿子是嫡子，妾的儿子是庶子。嫡子有继承权，而庶子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古人看嫡庶看得很严重，分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有关继承权，可不能马虎。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华夏民族是称之为礼仪之邦。而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有三个最大的禁忌，也就是所谓的“尊卑之防”、“夷夏之防”和“嫡庶之防”。这里说的什么“之防”，就是要区分清楚，不能马虎。所以今天的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嫡庶，我们着重来讲的也就是区分嫡庶继承权的这么一套制度。非常麻烦，我们慢慢来讲。在这里鲁隐公是庶子，因为他不是夫人所生，所以按理来说他是没有继承权的。那么隐公有一个弟弟，也就是后来他的继任，鲁桓公。这个鲁桓公到底是嫡子还是庶子，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几千年，还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下来会慢慢分析。而正是因为鲁桓公的身份很特殊，就直接导致了所谓的“隐桓之乱”。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可能会在下一讲再讲。大概的内容呢，是说这个鲁隐公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继承这个君位，但因为桓公当时年纪太小，怕坐不稳国君这个位置，下面的大臣们不听他的，于是代为摄政。想着等到桓公长大后再把国君的位置让还给桓公。但这个桓公后来听信了奸臣的挑拔，以为隐公想一直霸着国君这个位置，于是就和奸臣合谋，一起把隐公给杀掉了，弑君夺位。这个就是所谓的“隐桓之乱”，乱的根源，在于嫡庶没有分清楚。
那么西周为什么亡国，周幽王为什么被杀，和这个嫡庶也有关系。我们只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候，遂亡周国。但是烽火戏的是诸候，而周幽王并不是被诸候杀死的。西周的灭亡也不是诸候入侵，直接原因是犬戎入侵，诸候的责任只是没有及时发兵来救罢了。那么犬戎为什么入侵呢？和这个嫡庶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周幽王宠幸褒姒。但褒姒并不是王后。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妻，只是妾。周幽王当时已经是有王后了，是申国国君的女儿，申王后。而且这个王后还为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叫宜臼。那么礼法规定，只有王后生的儿子，才是嫡子。而只有嫡子，才能被立为太子，才有继承天子的权力。但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那么这个褒姒就希望伯服被立为太子，于是想尽办法去挑拨原太子宜臼和周幽王的关系。终于这个太子就被周幽王给废掉了。那么太子被废，申王后也被废，褒姒就成了王后。这时候申国国君就不干了，于是就从西边请来了犬戎，一起发兵攻打周朝的国都镐京。周幽王听到这个消息，忙去点烽火召集诸候，结果鬼都没有看到，谁也不来上当了。要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候不是只戏了一次。《史记》的说法是“数举烽火”，玩弄诸候感情玩弄了很多次，一直玩弄到没人信烽火这个玩意了，周幽王才罢手。这时真有外敌入侵了，再想着去举烽火招兵，肯定不灵了。于是镐京被攻破，犬戎大闹京城，烧杀抢虐。申候这才发现不妙，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和后来三国时候袁绍把董卓召进来有点像。这时候申候又马上集结诸候，请来了卫国、郑国还有秦国的军队，这才把犬戎从镐京赶了出去。然后又立了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周天子，这就是周平王。然后这个周平王一看镐京被犬戎折腾得不像样子了，住不下去了，于是想着周成王在在东边还建了个都城叫洛邑，于是和大臣一起就东迁到洛邑这个地方。于是东周，也就是春秋，就从平王东迁这个时候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灭亡，东周或者说春秋的开始，正是起源于废嫡立庶。而《春秋》这本书一开始记载的鲁隐公，最后也有隐桓之乱，原因也在于嫡庶没有分清楚。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嫡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嫡庶制度，首先就要从女人说起。虽说中国古代历来是重男轻女的，但是史学家从来没有低估过女人对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力。司马迁的《史记》有一篇文章叫《外戚世家》，里面有一句话：“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襃姒。”说夏朝大禹为什么能继承舜的位置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娶了一房好老婆，也就是上面说的涂山氏。那夏朝灭亡是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一个女人，叫末喜。然后说商朝兴起是因为商汤娶了有娀氏，而商灭亡呢是因为纣王宠幸妲已。周朝兴起是因为姜原和太任这两个女人，一个生了周朝的始祖弃，一个生了周文王，那么西周灭亡也是因为周幽王宠幸褒姒。
把历史的罪过归结到女人身上这种观念虽然是不对的，但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在《尚书·牧誓》里就可以找到。《尚书·牧誓》这篇文章记载的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之前，为鼓舞将士们的士气，说的一段话。一开始当然要说纣王如何如何地坏，第一句话就是：“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母鸡早上打鸣的话，这个家就要倒霉了。意思是纣王什么都听妲已的，这个王朝就要衰败了。第一句话就是先说女人坏事。当然这里还有个话题叫“女子不得干政”，这个我们到后面有具体的事例再讲。
所以说女人对于历史的发展是很有影响力的。而《春秋》一开始有个隐公即位的问题，就与三个女人有关。她们分别是孟子、声子和仲子。
首先说一下这三个女人名字的含义。比如说孟子，这个和我们说的孔子、孟子那个孟子不一样。表达孟子的子，对于男的来说，是男人的尊称，而对于这个女的孟子来说，是她的姓。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姓子。我们平常说姓氏、姓氏，其实在先秦姓和氏是分开的。所谓姓别血缘，氏别尊卑。所以男子比较看重氏。比如孔子，我们说他姓孔名丘字仲尼。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孔子的孔，是他的氏。孔子真正的姓，是姓子，和前面说的那个孟子同姓。因为都是宋国人。而宋国是原来商朝的后裔。商纣王的弟子微子启就被封在宋国。所以宋国是子姓，而这三个女人，孟子、声子和仲子，一般认为也都是宋国人，子姓。那么女子比较看重姓，所以在称呼上是要把姓带上的，放在字的后面。为什么女子重姓呢？因为古代，女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生小孩。而古人又讲究同姓不婚，所以女子的姓一定要搞清楚才好。那么到了秦始皇灭了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于是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大家都是老百姓，没有所谓的贵族了。原来没有氏的老百姓呢，或以地名为氏，或以国家为氏，或以姓为氏。然后大家都统一起来，以氏代姓，这样姓和氏就合二为一了。
那么孟子的那个孟字，实际上是她的字。我们知道，古人小时候称名，长大了就要称字。名是贱称，而字才尊称。所以古人一般称字不称名。那么女子取字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可以是排行来，这里的孟子和仲子就是这种情况。古人排行伯仲叔季，老大称伯，也可以称孟。我们以后会说到鲁国有所谓的三桓，这三个大夫，掌握了鲁国的朝政。哪三个大夫呢？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个孟叔季，也就是按排行来的。第二种情况，可以以自己的国名为字，比如齐国有齐姜。还可以以夫家的国名为字，比如晋国姑娘嫁到秦国去，可以称为秦姬。四种情况是以夫家之氏冠于姓上，如乐祁；还有再嫁而改称的，如秦穆公以女嫁晋怀公，称之为怀赢， 后又改嫁晋文公，于是改为辰赢。然后周王之女称为“王姬”。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女子的谥号冠于姓上。比如文中的声子，“声”就是谥号。那么我们上一讲也讲了，关于能不能给女子取谥号，这个学术界上是有争论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女子必须从夫谥。丈夫是什么谥号，妻子就跟着是什么谥号，这个叫女子无外行，所以随夫谥。但春秋给女子起特别的谥号的例子很多，而孔子也没有一一批评，所以说女子起另外的谥号，应该也是合乎礼节的。
所以这三个女人的称呼，孟子、声子、仲子，其中子是她们的姓，应该都是宋国人，而孟、声、仲就是她们的字。
把这个说清楚了，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前面说《春秋》一开始有个隐公即位的问题，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首先隐公即位为什么存在问题。我们先看《春秋》经文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其实是没有写完整的。我们知道，史书的笔法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什么事情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都是有规范的。所以《礼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意思就是你要去了解所谓的春秋大义，你就把相同的事情去比较，看记载的笔法有什么区别。一旦这个笔法有区别，就说明记载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一句话应该怎么记载呢？
这句话是隐公元年，也就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而每个国君即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举行即位礼，然后大臣祝贺，这才正儿八经地即位了。所以正常的笔法应该是这样的。每个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一开始就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后面有“公即位”三个字。《春秋》这本书一共记载了十二位鲁国国君，一开始写了“公即位”这三个字的，有八位。那么还有四位国君，隐公、庄公、闵公和僖公，在经文里就没有写“公即位”这三个字。这都是有特殊的原因的。我们这里就先来说说鲁隐公为什么没有写“公即位”这三个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春秋三传》的传文对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左传》的解释很简单，说“不书即位，摄也”。意思就是鲁隐公根本就没有即位，只是暂时摄政而已。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事情，说鲁隐公认为鲁国这个国君位置不是属于他的，而应该属于他的弟弟桓公的。这个时候只是代理朝政，等弟弟长大了再把国君之位还给他。所以隐公第一年根本没有举行所谓的即位礼。那么当时的鲁国史官也就没有在鲁史上写下“公即位”这三个字。所以《左传》的意思是，这三个字鲁史根本就没有写，不是孔子笔削的结果。
我们再看《公羊传》的解释，很长的一段：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对经文的解释基本上都是采用的问答的形式。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问：为什么《春秋》里不提隐公即位？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君位让给桓公。
问：隐公为什么想这样做？
答：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可话虽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并不明显，国人也都弄不清楚。隐公年长而贤能，鲁国大夫们便拥立了他。隐公很想让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推辞君位而不受，又担心无法控制局面而无法使桓公上台；可如果这个时候就让桓公即位，又担心他年纪太小，众大夫不能辅佐他。所以隐公的即位其实是为了将来能让桓公即位而考虑的。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
问：桓公凭什么就身份尊贵？
答：因为桓公的母亲身份尊贵。
问：母亲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答：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而尊贵。
这里比较重要的是提到了隐公和桓公的地位，或者说身份。公羊学认为桓公的身份比隐公高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别又不是很明显，是很细微的差别。第三点：为什么说桓公身份尊贵呢？因为桓公母亲的身份尊贵。最后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国传统观念两千多年的论题：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是《公羊传》的解释。我们先放在这这里，再看看《穀梁传》的解释，也是很长的一段：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榖梁传》同样是采取问答的形式，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问：为什么不记载鲁隐公即位的事？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
问：那《春秋》是怎样成全隐公心愿的？
答：《春秋》这是表明了隐公并没有要做国君的打算。
问：那隐公为什么不打算做国君？
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答：隐公这样是不对的。
问：《春秋》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又为什么要成全他？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问：为什么要贬斥桓公？
答：因为，隐公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把隐公谋杀了，这件事显示了桓公之恶。而隐公有让出君位之心，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
答：因为《春秋》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申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隐公早就知道父亲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了。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隐公作为儿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所谓的小道。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榖梁传》的意思是，经文不书即位的源头在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身上。是鲁惠公希望他的小儿子桓公继承君位。但他只是有这个打算，可能没有真正付诸实际。那么后来鲁隐公继承了君位，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决心把鲁国国君的位置让给他的弟弟桓公。同时《榖梁传》还指出，惠公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样的想法是不合正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君位继承制度，应该是哥哥优先。同时隐公让位于弟弟桓公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父亲和天子都已经将国君的位置交到你的手上了。所以最后说隐公没有合乎大道。而且里面说了两个《春秋》的义例，一是“《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一是“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这两点我们以后有具体的事例再展开来讲。
关于《榖梁传》的这个说法，我们在下一节讲隐桓之乱的时候会具体分析。这里大概说一下《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都认为经文没有写“公即位”，是孔子笔削的结果，这个和《左传》就有了区别。原因呢，是为了成全隐公让位桓公的心愿。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公羊传》认为隐公将国君让与桓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桓公的身份比隐公身价高贵，为什么高贵呢？因为桓公的母亲的身份比隐公母亲身份要高贵。那《榖梁传》认为隐公将国君让与桓公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国君的位置，就应该传给哥哥。
我们先把《榖梁传》放一放，先来看看《公羊传》的那个解释。为什么说桓公的母亲的身份高贵呢？那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左传》一开始的那一段叙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这一段叙述，并没有直接解释经文，是所谓的先经以始事。在经文之前先说一段以前发生的史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鲁隐公只是摄位，而不是即位。而也只有通过《左传》的这么一段叙述，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公羊传》说桓公的母亲的身份比较高贵。
这一段说了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三种身份。孟子为元妃，声子为继室，仲子为夫人。
仲子为夫人虽未在此处言明，只说了个“有文在其手”的预言。但左传所载预言绝大多应验为事实。其次在《隐二年经》明言：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隐三年传》又言：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所以《左传》的看法，隐公三年死的所谓的“君氏”，是隐公的母亲声子。那么隐公二年死的夫人子氏，就只能是桓公的母亲仲子了。所以仲子最终的身份是“夫人”。
所以要搞清楚这三个女人的身份问题，就要先理解这三个称谓：元妃、继室和夫人。
先说元妃。
孔颖达疏载《释诂》云：“元，始也。妃，匹也。”又言：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又言：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意。
孔颖达的意思是，所谓的元妃，是娶的第一任夫人。而妃这个词只有匹配的意思，是没有嫡庶尊卑之分的。
但刘文淇在《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中反驳了这一说法，他举了北魏大学者张普惠的一个例子。张普惠这个人很有学问，“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所以他的论断在当时是很有权威的。当时太妃死了，大臣们商量着给她立碑，标题想写“康王元妃之碑”。大臣中有个叫元澄的拿不准主意，就去问张普惠，张说：“细查朝廷典章，只有‘王妃’之称，并无‘元’字。想当初《春秋》鲁惠公的夫人孟子称元妃，是为了和继室声子相对以示区别。如今烈懿太妃追随先王而去，更无声子、仲子之嫌，我认为没必要用‘元’字来区分名份。”
刘文淇为了进一步说明妃为嫡夫人之意，引了《礼记·曲礼》的话：“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天子的后，还是诸侯的夫人，都只是唯一的，也就是所谓的正妻，或者叫嫡妻。只有她生出的儿子才是嫡子，才有继承权。
所以这里所谓“惠公元妃孟子”，就是指孟子是惠公的第一任夫人，也就是嫡夫人。可惜的是，这位孟子夫人没有生出儿子就死了，于是便有了“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这一句。
其实要说这个元配夫人孟子要能生下儿子来，那就省了很多麻烦事了。因为有夫人生下的嫡子的话，这个继承权会清楚明白得多。前面《公羊传》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叫“立适以长不以贤”。这个“适”又通嫡，也就是说国君立继承人的话，立的就是夫人生下嫡子中的老大。谁年龄大就立谁。所以如果元配夫人能生下儿子的话，就看谁先出生就好了。当然你说要生出双胞胎来怎么办。据我了解，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元妃孟子要真能生下儿子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隐桓之乱了，鲁国也就不会发生弑君的惨剧了。所以立嫡立长历来是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种继承方式。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问题。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来说一说古代的婚姻制度。
我们知道，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所谓的礼仪，也就是事事讲规矩，所谓无有规矩，不成方圆。而中国这个礼仪是分得相当细的。所以有句古话，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就是说大大小小的礼节数不胜数。那么礼节中相当重要一条，就是婚礼。《礼记》上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冠礼表示人成年了，于是一个人就要受礼仪的约束了，这是礼的开始。而婚姻是礼的本源。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礼，最开始是源于男女有别。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所以礼是这么个顺序。所以古时对夫妇这个婚姻之礼看得比较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意思就是说，礼制上，最为小心谨慎的也就是这个婚姻制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古时的婚姻制度有个什么样的规定。
首先第一点， 这个婚姻制度规定了，什么地位的人能娶什么样的老婆。什么意思呢？比如天子，一说天子是富有四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子娶老婆也是有硬指标的。《礼记》上就规定了，说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总共一百二十一个；接下来，诸侯可以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娶三女，士一娶二女，老百姓呢，只能一夫一妇相匹配，此所谓匹夫匹妇。顾炎武有句名言，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只能娶一个女人，但国家的兴亡你也有责任，否则国家一亡，女人都被掳走了，你连一个女人也弄不着了。
那么这一套制度，是要严格执行的，出一点错就会被圣人骂。所以《金史》里有篇文章叫《后妃传》，里面写了一句话：“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
鲁成风始两袝什么意思呢？所谓祔，就是供牌位。你大老婆死了，可以供；小老婆继位，又死了，却不能供了，庙无两祔嘛。鲁成风把两个都供上了，所以挨骂了。那么宋国三媵呢？关于这个媵，我们后面讲继室的时候会具体讲，通俗地说，就是小老婆。所谓三媵，就是娶三个小老婆。这是天子之礼，也就是前面说的“一后三夫人”。宋国是周天子的一个诸侯，只能娶二个小老婆，他给自己多弄了一个名额，也挨骂了。管仲三归呢，所谓三归，是指诸侯娶妻，三国九女，是从三个国家娶九个老婆。这叫三归。那对于大夫呢，不能搞跨国婚姻，只能在一个国家里娶三个老婆。而管仲作为大夫，也像诸候一样搞三国九女，搞三归，于是也被圣人骂了。
那我们现在主要来说一说诸候的婚姻，什么叫三国九女呢？
孔颖达在注解《左传》的时候解释说，以前诸侯婚娶，要有来自三个同姓之国的女子，即嫡夫人、左媵、右媵，也就是前面说的一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这还没有完，还有她们各自的侄女和妹妹，一起九个人。这就是所谓的“诸侯一娶，三国九女”。我们民歌里面也唱，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嫁过来。”原来不但要带上妹妹，还要带上侄女。一起嫁过来。这是为什么呢？女人多是为了多生儿子。要知道古时女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生儿子，而一个男人特别是君王的儿子越多越好。那为什么要同姓呢？这是因为同姓都是“骨肉至亲”，“所以阴讼息”。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亲戚，女人间的争吵就会少些。
那么一下子娶回来这么多女人，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尊卑，因为尊卑直接影响到了继承权。而为了避免这些女人为了自己儿子的继承权搞内讧，就必须要制订一个非常详尽的尊卑制度出来。其实儒家所谓的礼，就是这样一套尊卑制度。而所谓的“非礼”，就是指所谓的“尊卑不分”。
那么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嫡庶之别，嫡夫人只有一个，她的儿子为嫡子，其他的女人为妾，她们的儿子为庶子。只有嫡子有继承权，同时只有嫡长子能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立適以长不以贤”。
那么这里有两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一是嫡子还未继承，嫡妻就死了怎么办。即嫡妻先于诸侯而死；一是嫡妻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怎么办。
第一件事之所以是麻烦事，是因为如果嫡妻早死，这个位子就空下来了。那么可能就有原来的妾能“升任”到嫡妻这个地位，或者诸侯再取一房媳妇，成为嫡夫人。这之所以是麻烦事，是因为一旦这样子，原来的庶子就变成了嫡子，或者又新加入了其他嫡子。而不管是原来庶子变成的嫡子，还是新加入的嫡子，都对原来嫡子的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原来的嫡子母亲死了，就少了很大一股政治势力，这样难免会产生外来的嫡子和原来的嫡子争夺权力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比如汉时的庞参，他取的后妻就将原来妻子的儿子投到井里杀死。
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在古人看来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以孔颖达在疏中说：“適庶交争，祸之大者，礼所以别嫌明疑，防微杜渐。”意思是说在嫡庶之分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小心都不过份的。
所以儒家礼制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所谓的“防爱争”。
什么叫“防爱争”呢？《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说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定名分。——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严格的等级社会里，“命”的意思就是：等级规定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属于你这个等级之外的，你也没法强求。这就是所谓名分，而要使社会稳定，就先要把名分确定清楚。
这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了。
那前面所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古人针对上面的两种情况，有两个方法。对于妾可能升为妻的情况，就有“不以妾为妻”。在《僖九年·榖梁传》和《孟子·告子下》都记载了葵丘盟约的一句话：“不以妾为妻。”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当年晋平公的妾少姜死后，齐侯还想再嫁个女儿接替少姜，没想到这位妾的接班人却被晋平公娶为夫人（即正妻）。这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在少姜死之前，尽管晋平公十分宠爱少姜，但正妻的位置却一直是空着的。所以依礼法来说，妾升为妻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伯杨峻在提到“不以妾为妻”时，说既然是盟约，就必定发生了不少“以妾为妻”的“非礼”的事情。所以诸侯们才会定这么个盟约禁止。）
那第二种情况，即再重新娶个女人做正妻，这个怎么办呢？古人有个说法，叫“诸侯不再娶”。孔颖达在疏中也引了《释例》的话，说“夫人薨，不更聘。”
关于“妻死不娶”这个问题，吕思勉还有个考证。他举了三国时的一个例子，说当时吴国有个叫陈化的，妻子死了，于是“以古事为鉴，乃不复娶”。后来孙权听到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而且年纪也不大，于是想把自己的亲戚（宗室女）下嫁给陈化为妻，可是这个陈化就是不同意。看来“妻死不复取”这个事情，还是可信的。
那么一是“不以妾为妻”，一是“诸侯不再娶”，就把嫡妻死后，新的嫡子和旧的嫡子的这么个祸乱从源头上止住了。那么第二个麻烦事，便是嫡妻没有生下儿子，即没有嫡子，全是庶子，这怎么办呢？
有人会说，这个很简单嘛。前面说嫡子时不是说了吗，立嫡以长不以贤。嫡子继承君位的，就是嫡子中的老大，那么如果根本就没有嫡子的话，只要立最大的那个庶子就好了。这样子事情就很简单了。
这样子的做法可不可以，好像是可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庶子们的年龄很好排序，也就是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能分得很清楚。有人说，这难道分不清楚吗？我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分不清楚。
当然我们现在看电视剧，比如说古装剧。古人家里要生小孩子了，一般就是男的就要屋外等，来回踱步，心急如焚，也不知是生小子还是生姑娘。产婆就在屋里接生，然后几个丫环来回端热水盆，送进去。然后突然听到里面一声啼哭，男的马上跑进去，或者产婆马上把小孩子抱出来。然后男的就问，是男是女。产婆就贺喜说：恭喜恭喜，生的是位公子。然后这男的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般是这样子的情节。
但是根据《礼记》的记载，古人生小孩子还真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生孩子在哪里生呢？不是在自己的睡房里，是在偏房，也叫侧室。为什么呢？因为女人生孩子的那几天，作为丈夫是要斋戒的。那么在这个期间，不但不能同房，而且连见面也是不允许的。所以男的睡原来的屋子，女的就暂居在侧室里。那么等到要生的时候，男的就要去问，说情况怎么样了。这时候男的还是不能进侧室，女的也不能出来见男的，只能使唤保姆出来答话。那么生了之后呢，仍然是不能相见的。但男的说心急，想知道是男是女怎么办。于是有个规定，说生了男孩，在门的左边摆个弓箭；生了女孩呢，就在门的右边摆个手帕。这就是古时候生男生女的暗号。男的一看，暗号对上了，就知道生男生女了。那么男的真正想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小孩子，必须在三日之后。这个时候女的才能把小孩子抱出来让男的看。然后如果是儿子的话，男的就抱着儿子，拿门口的那第弓射几箭，高兴。女的就没戏了。不能说拿手帕挥一挥。这就是古人生小孩子的礼节。
所以小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男的是不知道具体情况的。非要女的派人去告诉男的，说我要生了，或者说我已经生了，这时候男的才知道。然后才把小孩子的年龄记载下来。所以小孩子的出生日期，不是以什么时候出生为准，而是以什么时候有人报告让男的知道为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像我们熟知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么一套程序闹出的乌龙。因为以报告为准嘛。而且特别是古时候男的小老婆很多，要碰上几个小老婆一起生孩子的情况，这里面就有名堂可以搞了。因为谁先报谁就是老大啊。那么古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情况呢？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就有这第一回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住进产房，姨太太甲比较努力，动作也快，生了个儿子，正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不如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姨太太甲一想也无所谓，于是就答应了。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儿子，可她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所以说古时的这种大家族，新生儿就是根据汇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的，而且也并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在哪天生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更加离奇。说的是我们熟悉的孟尝君田文的故事。说这个孟尝君啊，是齐国大夫田婴的儿子，是他的一个小老婆生的。这个田文出生的日期可能没有选好，说是五月初五生。田婴听说五月初五这天生了个儿子，于是跟孟尝君的母亲说，说这个儿子我们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呢？田婴的解释其实很奇怪，说五月出生的儿子，将不利于父母，对父母有害。所以要孟尝君的母亲把刚出生的小孟尝君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算了。孟尝君的母亲当时地位应该不高，表面上不能违抗夫君的指令，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就这么埋了实在舍不得，于是私下里偷偷地还是把孟尝君养大了。后来孟尝君长到二十多岁的样子，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母亲一起见到了父亲田婴。田婴见了大吃一惊，说我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啊！
所以古人特别是大家族，事务很繁杂，确实也照顾不过来。然后老婆也比较多，生几个小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很在意。特别是庶子，妾生的儿子，应该不会太理会。所以这个年龄大小也会搞不太清楚。那么这样一看，如果嫡夫人没能够生下嫡子来的话，你想从那一大堆庶子中找出个年龄大的，还真是不好确定。
所以没有嫡子的话，确定庶子为继承人，按年龄来取舍绝对不是个好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公羊学家又想了个办法，如果有嫡子的话，就立嫡以长不以贤；如果没嫡子的话呢，就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何以贵？子以母贵。
所以真正到了立庶子的情况的话，就要比拼老妈的地位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女人之间的论资排辈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回过头去，仔细地说一说这群女人们的地位了。
春秋讲义第三 ---- 嫡庶（2）
上一讲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古人的继承制度。古人考虑继承人，先考虑的是嫡长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中的老大。这个叫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几个弟弟即使再贤能，再人才干，按照礼法，也是不能立为继承人的。这样做的目的，上一讲也说了，叫“防爱争”，也就是以防几个亲生儿子为继承人的位置自相残杀。而且为了巩固嫡子的地位，公羊学家想了两个办法：一是不以妾为妻，一是诸候不再娶。意思是妻，对于诸候就是君夫人，永远也只能有一位，即使这个夫人早早去世了，余下的小老婆也不能抢走她作为夫人的名位，同时也诸候也不能再娶一位新夫人回来，这些都是不合礼法的。
那么正妻如果生了儿子，有嫡子的话，诸候的继位问题就相对比较简单，也就是立嫡立长。但麻烦的是什么呢？如果正妻没有生儿子，根本就没有嫡子，只有庶子的话怎么办呢？上一讲说了，也立庶子中的长子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古人的生日并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它不是以出生的日子为标准，而是以妻子使人去报告，这个人说的话为准。那么这个就很容易搞名堂，所以如果嫡子没有，立庶子的话，就要看这几位母亲身份的尊卑次序了。这个叫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公羊学家是如何给这几位小老婆排坐次。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原来诸候的婚娶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三国九女。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个三国九女是个什么概念。
前面简单地说了一下，说诸候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也就是诸候从一个国家里娶一位夫人回来，同时还要有两个同姓之国要送两个女子为媵，也就是所谓的右媵和左媵。那么同时，这三个女人还要每人带着自己的妹妹和侄女一起嫁过去。这样三三得九，一起就是来自三个国家的九个女人。所以被称之为三国九女。
那么这九个女人，地位最高的自然是夫人。夫人只有一位，其他的八位女子可以都称之为媵。那么夫人我们知道，是诸候的正妻，那么这个媵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媵，本意是陪嫁的意思。这个不仅仅指女子，陪嫁的男仆也叫媵。比如秦国最有名的宰相之一百里奚，一开始就是作为晋国公主嫁给秦穆公时带去的媵臣，就是陪嫁的男仆。
那我们在这里说的，诸候娶一国，二国往媵的这个媵，和一般陪嫁的臣仆又不一样。因为这两个媵，都是同姓诸候国的国君的女儿，或者是国君的姐妹，是有贵族血统的。所以虽然媵的身份比不过夫人，比如说娶夫人是要下聘礼的，媵就是陪嫁和夫人一起送过来的，所以是不用聘礼的，所以媵和夫人的身份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同时她的身份又比一般的人高贵，因为毕竟是有贵族血缘的。那么国君的大小老婆中，除了作为正妻的夫人，作为陪嫁的媵，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有妾。当然妾的地位是最为卑微的。比如她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和奴隶一样买卖。《战国策》里有句话，叫“去贵妻，卖爱妾”。所以妾可以买卖，而妻只能休。《眧公元年左氏传》还有一句话，叫“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连姓名都是不知道的，可见地位之卑微。
所以媵和妾的身份又是有本质差异的。媵是有贵族血统的，而妾却只是下贱的奴婢。媵是诸候娶妻时的婄嫁，如果真的诸候不再娶的话，那媵就是一锥子买卖，就那么一次。而妾呢，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时搞一个，甚至还可以去买个把两个回来。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国君的女人的地位应该分为三个等级，即夫人一位，媵八位，妾若干。
当然到了汉代的时候，因为汉代早已没有所谓的贵族了，什么诸候娶一国，二国往媵的场面也已经是传说中的故事了。所以当时已经搞不太清楚媵和妾的区别了，于是就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比如《尔疏义疏》里就有这样子的解释，说古代媵女娶于姪娣，姐姐作了人家的妻子，妹妹就作了人家的妾。这里所说的妾，其实应该是媵才对。
好了，这里说了媵和妾的区别，那么又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前面说为了巩固嫡子的地位，或者说为了确定夫人的唯一性，礼法上有个“不以妾为妻”的规定。那么这里说到妾的概念，这个规定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上一讲我们说过我们所谓“礼仪之邦”的三个最严重的禁忌，即夷夏之防、嫡庶之防和尊卑之防。如果以妾为妻，不但会影响到“嫡庶之防”，也会威胁到“尊卑之防”。你想，如果国人们听说国君的第一夫人只是一个低贱的婢女，心理上的确很难接受，毕竟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灰姑娘的故事。
当然，真正以妾为妻的事情有没有呢？应该是有的。比如在哀公二十四年，鲁国就发生了“以妾为妻”的事，而且还立了妾生的儿子为太子，此事令国人大为不满。当时鲁哀公就要负责国家典礼的人举行册立夫人的仪式。结果那人说没有这样子的仪式。鲁哀公听了心里就不高兴了，说册立夫人是国之大事啊，怎么会没有这样的仪式呢？那人回答说：“原来周公和武公娶于薛国，孝公和惠公娶于宋国，自桓公以下娶于齐国，那样子册立夫人的仪式就是有的。要是以妾为夫人，这样册立夫人的仪式，就是没有的。”所以以妾为妻这种行为，从礼法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
那么问题是，身份卑贱的妾不能成为夫人，那么同样的贵族血统的媵是不是有成为夫人的可能呢？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学者的分歧是很大的。比如公羊家的看法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母以子贵。如果儿子原立为国君，那么母亲自然也就成了夫人。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鲁成风的例子。这个成风我们上一讲也提到过，她是鲁僖公的母亲，本来不是夫人。当时正经的夫人是齐国的哀姜。而且有人还会说，从她的姓来判断，应该连媵也算不上。因为夫人姜姓，而本着“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原则，风姓的成风是不能作为媵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古人所想象的礼制，和现实总是脱节的。要不孔夫子怎么会叹息“礼崩乐坏”呢？而且同姓往媵这个说法，也并不是《春秋》经文提出来的，而是左传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成风本来不是夫人，但因为她的儿子僖公继承了鲁国国君的位置，所以从名份上就成了夫人。而《春秋》的经文就是按夫人的笔法来记录成风的。在《文公四年经》，有“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在《文公五年经》，有“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有薨有葬，薨称“夫人风氏”，葬称“小君成风”，这个完全是写夫人的笔法。所以孔子是承认了成风作为鲁国夫人的地位。所以公羊学家据此认为，媵是有希望成为夫人的。
因此公羊学家在解释《庄公十九年公羊传》里那句话，“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时，就说这是为了“节人情，开媵路”，为了让媵也能有升为嫡妻的希望（“谓亦有为嫡之望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就是说，媵是具有“为嫡之望”的。
这个说法在《白虎通义》里遭到了反驳。《白虎通义》是本什么书呢？这本书编订于东汉初年，当时经学分为很多流派，主要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解释经文方面有很大的冲突。所谓古文经学就是重考据，重经文的原意；而今文经学看重的是经世致用。这两派在解释经文方面就有很大的分歧。然后当时董仲舒的所谓的“天人感应”的神学论的解经方法很流行，这个观念到了西汉末年又和很多乱七八糟的迷信思想结合起来，所以大家对经文的认识相当混乱。那么为了使这个经学有一个官方的依据，也为了加强经学的封建迷信色彩，于是由当时的皇帝汉章帝出面，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经学讨论的活动，目的呢，就是所谓的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然后让这些经学博士各抒已见，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这些人的经义奏本，最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那么对于前面说的这个媵有升为嫡夫人的希望这个说法，《白虎通义》是这么认为的：它说夫人死后便不再立夫人，这是为了表明嫡系的唯一性，如果另立夫人，两个夫人如果都有儿子，要确定这些儿子里谁是合法继承人，也就是立这个嫡长子，就怕要有麻烦了，篡弑之事恐怕就会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说法，和我们上一讲的“不以妾为妻”的目的，是一个意思。
我在所在学校创建了一个国学研讨会，在学期中隔几个星期会有一次讲演。所发的讲义内容便是我的讲稿。
其实严格地说，我的讲义的内容借鉴了很多熊逸先生的《作为观念史的历史：对<春秋·隐公元年>的个案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在天涯的煮酒版应该可以查到。
但是我的讲义和熊逸先生的文章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熊逸先生的文章更看重传统文化的思想史的发展，用他的话说，是“解剖蚂蚁”的过程。所以其论证的方式既细且杂。而我的文章原本是讲稿，目的是向对普通大众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所以内容必须相对浅显而生动，观点必须集中而具体，所以虽然用到了熊逸先生文章的很多内容，但总体文章的结构和论证的方式是大不一样的。
平心而论，我是才开始读春秋，所以认识尚很肤浅，这篇讲稿也有些笔记的意思。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春秋讲义之一 -- 春秋大义
从今天开始，我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个《春秋》。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春秋》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汉书》我们知道，是关于汉代的史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艺文志》，里面就谈到了这个“春秋”。说古代的那些帝王，都是有史官的。史官干什么呢？国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叫“君举必书”。作用呢，叫“慎言行，昭法式”。意思就是君主是天下的表率，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给天下起到表率的作用。所以为了让君主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有了史官，把君主一言一行都记载下来，从而一方面督促君主慎言慎行，一方面以君主的表率教化万民。
那么这个史官有两种，一是左史，一是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所以你去看《春秋》记载的一般是大的事件，而《尚书》记载的主要都是帝王和臣下的言谈。
那么后来周朝建立后，分封诸候国。也就是把天下的土地发成大大小小的许多块，分给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儿子，兄弟叔侄什么的，或者是有功的大臣，比如姜子牙就封到齐国，还有就是上一个王朝的君主后代。比如把商纣王的兄弟微子启封到宋国。那么这些被封的人，就称为这个国家的国君，或者诸候。那么每个诸候国也会有自己的史书，这个史书一般的称呼也叫《春秋》。所以《墨子》里有句话，叫“吾见百国《春秋》。”意思是每个诸候国都有这样的一部史书，叫《春秋》。
那么为什么叫《春秋》这个名呢？因为《春秋》作为史书来说，是记录事情的。那么记录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年月日时”。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年跟时。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事件，我们说它是哪一年发生的，我们就有了基本的概念。而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古代是农耕民族，以农耕为主。所以君主为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每一年的开头公布这一年的时令，以便于百姓农耕。确定时令的事情，最早从《尚书·尧典》里面就可以看到。里面写了很大一段描定了尧帝是如何确定这个时令的。主要是看天象，根据天上星星的具体位置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
所以一年四时是记事的根本。而且即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个春夏秋冬也是要标出来。比如《春秋·隐公六年》，它是这么记载的：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
这一年整个秋天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还是标出“秋七月”三个字来。所以你去看《春秋》，每一年都会有春夏秋冬这四个时令，不管有没有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令很重要，而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按这个取的。但一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春夏秋冬》，于是就交错取了“春秋”这两个字，来代表一年春夏秋冬这四个时令。所谓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所以历史上发生的那些大事，也都记载在里面。所以史书一般都称之为《春秋》。这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春秋》，不是一般的《春秋》。首先它是基于鲁史，也就是说它的本来面貌是鲁国的史书。但它又不完全是鲁国的史书，而是经过孔老夫子修改过的鲁国史书。那么这个《春秋》的内容，和原来作为史国史书原本的《春秋》，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孔老夫子要作这样子的修改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修改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四个字：正本清源。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想史学家记载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应该来说是所谓的“秉笔直书”，把事情的真象记载下来，对吧？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历史的作用绝对不是真实地把史实记录下来，所谓的史学永远是政治的附庸。所以有句很有名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看清楚这个，我们就明白了，有时候事实的真相并不是那么重要。换句话说，事实正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所谓的义理正确。
什么叫事实正确，什么又叫义理正确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小明的爸爸叫大明。但这个大明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比如说是个汉奸，叛变了革命。于是小明很愤恨地说：“你不是我爸爸。”
在这个例子中，大明是小明的爸爸，这个叫事实正确。这是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的。但小明说大明不是他爸爸，这个叫义理正确。这个义理正确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它是有政治倾向的。或者说它正不正确看你从哪方面去考虑。
而《春秋》便是这样一本书。它对于事实真相并不是十分关心。它真正关心的，是从这些个事件中反映出的义理是否正确。而义理是否正确，又从个人所处的位置，所思考的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春秋》这本书是除了《易经》之外，解释最为纷杂的一本书了。
我们不妨再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僖公二十八年》，说“天王狩于河阳”。这里“天王”就是当时的周天子。“狩于河阳”，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但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说当时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一战而奠定了他中原霸主的地位。于是晋文公就搞了个践土之盟，大会天下诸候。同时还把周天子请去了。所以并不是周天子主动去巡视考察，而是被动地去赴诸候大会。
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就是说从来只有君主召见臣下，没听说过臣下召见君主的。而晋文公以诸候的地位召见周天子，这就叫乱了尊卑。所以这样子的做法不可以被后世效仿。所以孔子才用了这样一个曲笔，把事情改为周天子主动去地方巡视考察。这就叫“义理正确”。
还有一件事非常有名，发生在宣公二年，说“晋赵盾弑其君”。字面的意思是晋国有个大夫叫赵盾，他以下犯上，把国君给杀掉了。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事实上当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灵公，这可是个大大的昏君。这家伙每天吃饱了饭没事做，就站在城墙上用弹弓拿石子打路上的行人。然后就看路上的行人躲来躲去，这家伙就觉得挺好玩。然后有个厨师，因为煮熊掌没有煮熟，晋灵公就把杀了。那么赵盾是当时的老臣，于是屡次劝谏晋灵公。晋灵公表面上说：“我知道错了，下回不敢这样了。”心里面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家伙讨厌。于是有一次，他买通了一个刺客，要他暗地潜入赵盾家中把赵盾杀掉。那么这个刺客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因为毕竟要刺杀的是朝中最有声望的人物，家里一定是防范森严。结果这个刺客当晚就来到了赵盾的府地。一进大门，发现这大门里根本就没有守卫；进了小门，还是没看到守卫；进了厅堂，仍然是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最后摸到赵盾的屋子，发现赵盾正在吃饭，吃的不过是很简单的鱼肉拌饭而已。这个刺客看了后非常感动，于是推开门对赵盾说：“你真是个仁人君子。国君让我杀你，可我下不了手；可不杀你，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了，这样我又无法复命。”说完，这刺客就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一头撞死了。
那么晋灵公听说了刺客自杀的消息，又羞又怒，于是摆下了鸿门宴，在宫中暗伏武士，却叫赵盾来宫里吃饭。国君请吃饭是不能不去的，但赵盾多了个心眼，带了个贴身的保镖一起去赴宴。结果到了宫中才喝了三杯酒，晋灵公大喊一声：“关门，放狗！”于是从晋灵公身后跳出一条大狼狗来，而赵盾的贴身保镖这个时候也站了出来，于是人狗大战。赵盾趁这个机会就逃了出去。
赵盾刚逃出宫，眼见着宫中埋伏的武士从后面追上来了，形势非常危急。这时武士中有一个人跑得特别快，赶到赵盾身边，一把把赵盾拉到一旁。那边上正停着辆车，于是这个武士就把赵盾扶上身，要他赶快逃命。赵盾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救我。那人说，当初我在桑树下快饿死的时候，是你给了我食物，救了我一命。赵盾还想问他姓名，这人说，你赶快上车跑吧，我叫什么就不必问了。于是赵盾驱车出了国都，众武士也就一哄而散了。
那么这个晋灵公做出这样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心里都很不满。因为赵盾在大臣们心中的声望是很高的。大家都想，今天国君对赵盾做出这样的事，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这时赵盾的侄子赵穿发动群众，一起把晋灵公杀了。然后从外面请回了赵盾，一起拥立了晋灵公的儿子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
那么这个事情完了之后，晋国的太史就在史册上写了这几个字：“赵盾弑其君。”而且写的在朝堂上展示。赵盾见了，忙说“冤枉”，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太史就说了两个理由。他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就是你做为卿大夫，逃亡没有逃出国境，也就是说国内的政事还在你的掌握之内。然后你回来了也没有惩治弑君的贼人。你和别人说这事不是你幕后策划的，谁相信呢？
所以孔夫子在编写《春秋》时，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了《春秋》之中。这并不是说孔子不知道事情的真象，只是觉得，对于以臣弑君之事，是应该严厉对待的。要知道，在春秋短短的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以下犯上者不计其数。而孔子希望通过《春秋》建立的正是一个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所以孔子虽然很同情赵盾，也认为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但仍要在《春秋》中记上这么一笔“赵盾弑其君”。同时，这也是《春秋》的一个义例，也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意思是越是有才干的人，越是应该站出来维护尊卑礼制。所以就更应该严格地要求。所以“赵盾弑其君”虽然在事实真相上并不正确，但在义理这个层面上却是正确无疑的。
所以孔子希望通过所编写的《春秋》这部书，为后世立下义理正确的榜样。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义理正确的榜样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同时苏轼还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也就是指的这个。而孔子被称为圣人，也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而不是什么《论语》。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为天下立法，这个可不是常人能做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天子的事情。而孔子做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了不得的。所以后人又称孔子为“素王”，也就是有天子之德，而无天子之位。而孔子自己也认为这样的事不该自己来做，这样子有乱尊卑之嫌。所以他自己也说了句话，叫“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春秋》最大的目的就是正名位，辩尊卑，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一句：“克已复礼。”而孔子这样的做法，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是有违尊卑之道的。所以也是要被《春秋》所怪罪的。
那么我们现在对《春秋》这部书应该有了些浅显的了解了，也知道这部书特别麻烦。那么接下来在具体讲这部书的时候，我们就由浅入深地来讲。先尽可能简单地让大家先了解这部书说了些什么内容，从中体现出儒家怎样的思想。然后有机会的话，再和大家讲讲历史上对于《春秋》中某些问题的争辩。
要讲《春秋》正文之前，有一个概念大家要有个印象，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什么叫“微言大义”呢？古人评论《春秋》时有一句话，叫“一字之贬，严于斧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一个字可以看出一篇文章来。
什么是微言大义呢，我们举个例子。前面不是说《春秋》开篇所记载的第一件大事叫“郑伯克段于鄢”。怎么一回事呢？话说郑伯的母亲叫姜氏。郑伯生的时候据说是脚先出来，然后头才出来。小孩子这样子生出来是很危险的，所以姜氏就不是很喜欢他，给他个小名叫“寤生”。后来又生了个小儿子叫段，姜氏就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而且求当时的郑武公立段为君，但武公没有同意，所以寤生就当了君主，为郑庄公。后来姜氏就不爽，但没有办法，就替段向庄公求了个好地方叫鄢，说让段去那个地方治理。庄公就同意了。这个段到了鄢非常不老实，暗养兵士，企图谋反。这个事让当时庄公手下一个大臣叫祭足的发现了，就告诉庄公。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同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然后因为姜氏暗中帮段造反，所以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认生母。于是后来就有了“黄泉认母”这个典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说郑伯知道亲兄弟有谋反的意向，却不点明，反而姑息养奸，然后乘机除之。所以篇名用了一个“克”字。你看，“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所以孔子用了一个“克”字，定了他千秋的罪状。这个就叫做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第一大义：始隐。
春秋始于平王元年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此时为孝公三十七年。故平王东迁后第一任鲁君为隐公之父惠公。惠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768年到公元前723年。故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那么《春秋》为何始于隐公？
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孔颖达为杜预作疏，解释说，周平王迁居洛邑，因此是“东周之始王”，隐公委位让桓，因此是“让国之贤君”。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平而平王崩，所以说是“其时则相接”。
杜预的说法虽然有些道理，但深考之却有问题。首先正如一开始说的，离平王东迁最近的鲁国国君为惠公，为何春秋不始于惠公？其次，隐公是让国贤君的说法亦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隐公最后并没有真正让国，而是遭人篡杀。而且从隐公元年的记述来看，隐公本就没有被惠公立为太子，真正的太子是桓公。隐公在位只是因桓公年幼，代为摄政而已。所以杜预提出的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
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夫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欧阳修说：“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周之复兴无望，起于平王东迁，然礼乐征伐至诸候出，却在桓王即位之后。而隐公即位之时正是处于平王之未，与桓王几乎同时，此时周朝已经“混于诸候而无王也”。是故《春秋》之始隐，有悯其微之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亦有此意。故“《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
春秋讲义之二 -- 嫡庶
上一讲主要和大家简单地讲了一下《春秋》这本书是本怎样的书。比如我们知道了，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是经书。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记录史实，而是为了以事说理。而古人所谓的“秉笔直书”，直书的并不是真实的史实，而是正确的义理。所以我们说对于《春秋》这本书来说，事实正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义理正确的重要性。我们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天王狩于河阳”，一是“赵盾弑其君”。宋时的理学大师程颐曾经打了个比方，说其它五本经书和春秋的关系，就好像是法律条文和案例的关系。法律条文是死的，只是结合具体的案例，才能看出这些条文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认为与其和大家空谈大道理，不如和大家讲讲具体的事例这样子来得深切明白。当然这些讲得不是很深入，也不能一下子讲得太深入。比如我一开始就和你讲春秋的所谓的三科九旨，什么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什么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什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根据具体的事例我们具体地分析。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地大家来讲这个《春秋》。讲的时候当然要结合古人注解的一些观点，不过呢，尽量不搞得太复杂。免得把大家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有的地方会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学史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和知识，这个也会具体地，尽可能明白地跟大家讲清楚。
那么这个《春秋》一开始记录了什么呢？我们知道，春秋一开始是从鲁隐公记起的。全书的第一章就是《隐公元年》。至于《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我上一讲也和大家简单地讲了这个，所谓的春秋第一大义，始隐问题。什么意思呢？大体的意思是说，春秋，也就是东周的前半段，应该是从平王东迁开始的。但是平王东迁后的第一任鲁国国君并不是鲁隐公，而是鲁惠公。鲁隐公即位是在平王四十九年。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春秋开始了四十九年之后，鲁隐公才即位，《春秋》这本书才开始记载。正是因为《春秋》这本书漏掉了这一开始的四十九年，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始隐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上一讲提出了一个比较正统的解释，也就是那句很有名的话：“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候之命而亡，春秋自隐公而始。”大体的意思是说，虽然春秋始于平王东迁，但平王毕竟是复兴之王，一开始大家在他的身上还是寄于厚望的。因为夏朝就有一个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襄公四年·左氏传》中被提及。大概的意思是夏朝有个君主叫太康，这个太康成天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结果宫里发生了内乱，好像是说发生了一起几兄弟争夺王位的事件。于是宫廷大乱。这个事件让当时另外一个部族有穷氏知道了，于是率兵入侵，夺取了太康的王位。这就是太康失国的故事。那么这个太康有个孙子叫少康，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又把夏王朝的王位夺了过来，恢复了夏王朝，而且还把政事治理得相当好，这就是所谓的少康中兴。
这个故事和周平王的这个时候的情况很像。一开始也是周幽王荒淫无道，烽火戏诸候，结果把犬戎引了进来，把周朝的国都镐京攻破，也是差点把周王朝灭了。周平王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重新恢复了周王朝。所以大家也希望他也是一个中兴之主，能把周王朝治理好。可是周平王却没有那样的政治才能，周王朝在他的治理下日益衰落。到了周平王的未年，大家就完全看不到周朝复兴的希望了。而这个时候，鲁隐公正好即位了。所以孔子作《春秋》，始于鲁隐公，是深感周之复兴无望，天下已经没有周天子这个王了。这也是孟子所说的“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
那么关于始隐问题，我们上一节还讲了条理由。什么理由呢？鲁隐公他即任鲁国君主的位置，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隐公不是嫡子。什么是嫡子呢？上一讲我们讲过，这里再重复一下。古人的婚姻制度，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夫多妻制，严格地来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只有一个，妾可以很多。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妻呢？因为妻的儿子是嫡子，妾的儿子是庶子。嫡子有继承权，而庶子是没有继承权的。所以古人看嫡庶看得很严重，分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有关继承权，可不能马虎。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华夏民族是称之为礼仪之邦。而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有三个最大的禁忌，也就是所谓的“尊卑之防”、“夷夏之防”和“嫡庶之防”。这里说的什么“之防”，就是要区分清楚，不能马虎。所以今天的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嫡庶，我们着重来讲的也就是区分嫡庶继承权的这么一套制度。非常麻烦，我们慢慢来讲。在这里鲁隐公是庶子，因为他不是夫人所生，所以按理来说他是没有继承权的。那么隐公有一个弟弟，也就是后来他的继任，鲁桓公。这个鲁桓公到底是嫡子还是庶子，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几千年，还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接下来会慢慢分析。而正是因为鲁桓公的身份很特殊，就直接导致了所谓的“隐桓之乱”。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可能会在下一讲再讲。大概的内容呢，是说这个鲁隐公一直认为自己不应该继承这个君位，但因为桓公当时年纪太小，怕坐不稳国君这个位置，下面的大臣们不听他的，于是代为摄政。想着等到桓公长大后再把国君的位置让还给桓公。但这个桓公后来听信了奸臣的挑拔，以为隐公想一直霸着国君这个位置，于是就和奸臣合谋，一起把隐公给杀掉了，弑君夺位。这个就是所谓的“隐桓之乱”，乱的根源，在于嫡庶没有分清楚。
那么西周为什么亡国，周幽王为什么被杀，和这个嫡庶也有关系。我们只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候，遂亡周国。但是烽火戏的是诸候，而周幽王并不是被诸候杀死的。西周的灭亡也不是诸候入侵，直接原因是犬戎入侵，诸候的责任只是没有及时发兵来救罢了。那么犬戎为什么入侵呢？和这个嫡庶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周幽王宠幸褒姒。但褒姒并不是王后。也就是说她并不是妻，只是妾。周幽王当时已经是有王后了，是申国国君的女儿，申王后。而且这个王后还为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叫宜臼。那么礼法规定，只有王后生的儿子，才是嫡子。而只有嫡子，才能被立为太子，才有继承天子的权力。但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那么这个褒姒就希望伯服被立为太子，于是想尽办法去挑拨原太子宜臼和周幽王的关系。终于这个太子就被周幽王给废掉了。那么太子被废，申王后也被废，褒姒就成了王后。这时候申国国君就不干了，于是就从西边请来了犬戎，一起发兵攻打周朝的国都镐京。周幽王听到这个消息，忙去点烽火召集诸候，结果鬼都没有看到，谁也不来上当了。要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候不是只戏了一次。《史记》的说法是“数举烽火”，玩弄诸候感情玩弄了很多次，一直玩弄到没人信烽火这个玩意了，周幽王才罢手。这时真有外敌入侵了，再想着去举烽火招兵，肯定不灵了。于是镐京被攻破，犬戎大闹京城，烧杀抢虐。申候这才发现不妙，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和后来三国时候袁绍把董卓召进来有点像。这时候申候又马上集结诸候，请来了卫国、郑国还有秦国的军队，这才把犬戎从镐京赶了出去。然后又立了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周天子，这就是周平王。然后这个周平王一看镐京被犬戎折腾得不像样子了，住不下去了，于是想着周成王在在东边还建了个都城叫洛邑，于是和大臣一起就东迁到洛邑这个地方。于是东周，也就是春秋，就从平王东迁这个时候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周的灭亡，东周或者说春秋的开始，正是起源于废嫡立庶。而《春秋》这本书一开始记载的鲁隐公，最后也有隐桓之乱，原因也在于嫡庶没有分清楚。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嫡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嫡庶制度，首先就要从女人说起。虽说中国古代历来是重男轻女的，但是史学家从来没有低估过女人对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力。司马迁的《史记》有一篇文章叫《外戚世家》，里面有一句话：“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襃姒。”说夏朝大禹为什么能继承舜的位置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娶了一房好老婆，也就是上面说的涂山氏。那夏朝灭亡是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一个女人，叫末喜。然后说商朝兴起是因为商汤娶了有娀氏，而商灭亡呢是因为纣王宠幸妲已。周朝兴起是因为姜原和太任这两个女人，一个生了周朝的始祖弃，一个生了周文王，那么西周灭亡也是因为周幽王宠幸褒姒。
把历史的罪过归结到女人身上这种观念虽然是不对的，但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在《尚书·牧誓》里就可以找到。《尚书·牧誓》这篇文章记载的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之前，为鼓舞将士们的士气，说的一段话。一开始当然要说纣王如何如何地坏，第一句话就是：“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母鸡早上打鸣的话，这个家就要倒霉了。意思是纣王什么都听妲已的，这个王朝就要衰败了。第一句话就是先说女人坏事。当然这里还有个话题叫“女子不得干政”，这个我们到后面有具体的事例再讲。
所以说女人对于历史的发展是很有影响力的。而《春秋》一开始有个隐公即位的问题，就与三个女人有关。她们分别是孟子、声子和仲子。
首先说一下这三个女人名字的含义。比如说孟子，这个和我们说的孔子、孟子那个孟子不一样。表达孟子的子，对于男的来说，是男人的尊称，而对于这个女的孟子来说，是她的姓。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姓子。我们平常说姓氏、姓氏，其实在先秦姓和氏是分开的。所谓姓别血缘，氏别尊卑。所以男子比较看重氏。比如孔子，我们说他姓孔名丘字仲尼。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孔子的孔，是他的氏。孔子真正的姓，是姓子，和前面说的那个孟子同姓。因为都是宋国人。而宋国是原来商朝的后裔。商纣王的弟子微子启就被封在宋国。所以宋国是子姓，而这三个女人，孟子、声子和仲子，一般认为也都是宋国人，子姓。那么女子比较看重姓，所以在称呼上是要把姓带上的，放在字的后面。为什么女子重姓呢？因为古代，女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生小孩。而古人又讲究同姓不婚，所以女子的姓一定要搞清楚才好。那么到了秦始皇灭了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于是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大家都是老百姓，没有所谓的贵族了。原来没有氏的老百姓呢，或以地名为氏，或以国家为氏，或以姓为氏。然后大家都统一起来，以氏代姓，这样姓和氏就合二为一了。
那么孟子的那个孟字，实际上是她的字。我们知道，古人小时候称名，长大了就要称字。名是贱称，而字才尊称。所以古人一般称字不称名。那么女子取字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可以是排行来，这里的孟子和仲子就是这种情况。古人排行伯仲叔季，老大称伯，也可以称孟。我们以后会说到鲁国有所谓的三桓，这三个大夫，掌握了鲁国的朝政。哪三个大夫呢？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个孟叔季，也就是按排行来的。第二种情况，可以以自己的国名为字，比如齐国有齐姜。还可以以夫家的国名为字，比如晋国姑娘嫁到秦国去，可以称为秦姬。四种情况是以夫家之氏冠于姓上，如乐祁；还有再嫁而改称的，如秦穆公以女嫁晋怀公，称之为怀赢， 后又改嫁晋文公，于是改为辰赢。然后周王之女称为“王姬”。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以女子的谥号冠于姓上。比如文中的声子，“声”就是谥号。那么我们上一讲也讲了，关于能不能给女子取谥号，这个学术界上是有争论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女子必须从夫谥。丈夫是什么谥号，妻子就跟着是什么谥号，这个叫女子无外行，所以随夫谥。但春秋给女子起特别的谥号的例子很多，而孔子也没有一一批评，所以说女子起另外的谥号，应该也是合乎礼节的。
所以这三个女人的称呼，孟子、声子、仲子，其中子是她们的姓，应该都是宋国人，而孟、声、仲就是她们的字。
把这个说清楚了，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前面说《春秋》一开始有个隐公即位的问题，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首先隐公即位为什么存在问题。我们先看《春秋》经文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其实是没有写完整的。我们知道，史书的笔法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什么事情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都是有规范的。所以《礼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意思就是你要去了解所谓的春秋大义，你就把相同的事情去比较，看记载的笔法有什么区别。一旦这个笔法有区别，就说明记载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一句话应该怎么记载呢？
这句话是隐公元年，也就是隐公即位的第一年。而每个国君即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举行即位礼，然后大臣祝贺，这才正儿八经地即位了。所以正常的笔法应该是这样的。每个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一开始就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后面有“公即位”三个字。《春秋》这本书一共记载了十二位鲁国国君，一开始写了“公即位”这三个字的，有八位。那么还有四位国君，隐公、庄公、闵公和僖公，在经文里就没有写“公即位”这三个字。这都是有特殊的原因的。我们这里就先来说说鲁隐公为什么没有写“公即位”这三个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春秋三传》的传文对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左传》的解释很简单，说“不书即位，摄也”。意思就是鲁隐公根本就没有即位，只是暂时摄政而已。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事情，说鲁隐公认为鲁国这个国君位置不是属于他的，而应该属于他的弟弟桓公的。这个时候只是代理朝政，等弟弟长大了再把国君之位还给他。所以隐公第一年根本没有举行所谓的即位礼。那么当时的鲁国史官也就没有在鲁史上写下“公即位”这三个字。所以《左传》的意思是，这三个字鲁史根本就没有写，不是孔子笔削的结果。
我们再看《公羊传》的解释，很长的一段：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对经文的解释基本上都是采用的问答的形式。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问：为什么《春秋》里不提隐公即位？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君位让给桓公。
问：隐公为什么想这样做？
答：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可话虽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并不明显，国人也都弄不清楚。隐公年长而贤能，鲁国大夫们便拥立了他。隐公很想让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推辞君位而不受，又担心无法控制局面而无法使桓公上台；可如果这个时候就让桓公即位，又担心他年纪太小，众大夫不能辅佐他。所以隐公的即位其实是为了将来能让桓公即位而考虑的。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
问：桓公凭什么就身份尊贵？
答：因为桓公的母亲身份尊贵。
问：母亲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答：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而尊贵。
这里比较重要的是提到了隐公和桓公的地位，或者说身份。公羊学认为桓公的身份比隐公高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别又不是很明显，是很细微的差别。第三点：为什么说桓公身份尊贵呢？因为桓公母亲的身份尊贵。最后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国传统观念两千多年的论题：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是《公羊传》的解释。我们先放在这这里，再看看《穀梁传》的解释，也是很长的一段：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榖梁传》同样是采取问答的形式，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问：为什么不记载鲁隐公即位的事？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
问：那《春秋》是怎样成全隐公心愿的？
答：《春秋》这是表明了隐公并没有要做国君的打算。
问：那隐公为什么不打算做国君？
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答：隐公这样是不对的。
问：《春秋》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又为什么要成全他？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问：为什么要贬斥桓公？
答：因为，隐公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把隐公谋杀了，这件事显示了桓公之恶。而隐公有让出君位之心，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
答：因为《春秋》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申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隐公早就知道父亲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了。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隐公作为儿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所谓的小道。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榖梁传》的意思是，经文不书即位的源头在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身上。是鲁惠公希望他的小儿子桓公继承君位。但他只是有这个打算，可能没有真正付诸实际。那么后来鲁隐公继承了君位，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决心把鲁国国君的位置让给他的弟弟桓公。同时《榖梁传》还指出，惠公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样的想法是不合正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君位继承制度，应该是哥哥优先。同时隐公让位于弟弟桓公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因为父亲和天子都已经将国君的位置交到你的手上了。所以最后说隐公没有合乎大道。而且里面说了两个《春秋》的义例，一是“《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一是“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这两点我们以后有具体的事例再展开来讲。
关于《榖梁传》的这个说法，我们在下一节讲隐桓之乱的时候会具体分析。这里大概说一下《公羊传》和《榖梁传》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都认为经文没有写“公即位”，是孔子笔削的结果，这个和《左传》就有了区别。原因呢，是为了成全隐公让位桓公的心愿。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公羊传》认为隐公将国君让与桓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桓公的身份比隐公身价高贵，为什么高贵呢？因为桓公的母亲的身份比隐公母亲身份要高贵。那《榖梁传》认为隐公将国君让与桓公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国君的位置，就应该传给哥哥。
我们先把《榖梁传》放一放，先来看看《公羊传》的那个解释。为什么说桓公的母亲的身份高贵呢？那么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左传》一开始的那一段叙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这一段叙述，并没有直接解释经文，是所谓的先经以始事。在经文之前先说一段以前发生的史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鲁隐公只是摄位，而不是即位。而也只有通过《左传》的这么一段叙述，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公羊传》说桓公的母亲的身份比较高贵。
这一段说了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三种身份。孟子为元妃，声子为继室，仲子为夫人。
仲子为夫人虽未在此处言明，只说了个“有文在其手”的预言。但左传所载预言绝大多应验为事实。其次在《隐二年经》明言：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隐三年传》又言：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所以《左传》的看法，隐公三年死的所谓的“君氏”，是隐公的母亲声子。那么隐公二年死的夫人子氏，就只能是桓公的母亲仲子了。所以仲子最终的身份是“夫人”。
所以要搞清楚这三个女人的身份问题，就要先理解这三个称谓：元妃、继室和夫人。
先说元妃。
孔颖达疏载《释诂》云：“元，始也。妃，匹也。”又言：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又言：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意。
孔颖达的意思是，所谓的元妃，是娶的第一任夫人。而妃这个词只有匹配的意思，是没有嫡庶尊卑之分的。
但刘文淇在《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中反驳了这一说法，他举了北魏大学者张普惠的一个例子。张普惠这个人很有学问，“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所以他的论断在当时是很有权威的。当时太妃死了，大臣们商量着给她立碑，标题想写“康王元妃之碑”。大臣中有个叫元澄的拿不准主意，就去问张普惠，张说：“细查朝廷典章，只有‘王妃’之称，并无‘元’字。想当初《春秋》鲁惠公的夫人孟子称元妃，是为了和继室声子相对以示区别。如今烈懿太妃追随先王而去，更无声子、仲子之嫌，我认为没必要用‘元’字来区分名份。”
刘文淇为了进一步说明妃为嫡夫人之意，引了《礼记·曲礼》的话：“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天子的后，还是诸侯的夫人，都只是唯一的，也就是所谓的正妻，或者叫嫡妻。只有她生出的儿子才是嫡子，才有继承权。
所以这里所谓“惠公元妃孟子”，就是指孟子是惠公的第一任夫人，也就是嫡夫人。可惜的是，这位孟子夫人没有生出儿子就死了，于是便有了“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这一句。
其实要说这个元配夫人孟子要能生下儿子来，那就省了很多麻烦事了。因为有夫人生下的嫡子的话，这个继承权会清楚明白得多。前面《公羊传》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叫“立适以长不以贤”。这个“适”又通嫡，也就是说国君立继承人的话，立的就是夫人生下嫡子中的老大。谁年龄大就立谁。所以如果元配夫人能生下儿子的话，就看谁先出生就好了。当然你说要生出双胞胎来怎么办。据我了解，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元妃孟子要真能生下儿子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隐桓之乱了，鲁国也就不会发生弑君的惨剧了。所以立嫡立长历来是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种继承方式。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问题。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来说一说古代的婚姻制度。
我们知道，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所谓的礼仪，也就是事事讲规矩，所谓无有规矩，不成方圆。而中国这个礼仪是分得相当细的。所以有句古话，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就是说大大小小的礼节数不胜数。那么礼节中相当重要一条，就是婚礼。《礼记》上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冠礼表示人成年了，于是一个人就要受礼仪的约束了，这是礼的开始。而婚姻是礼的本源。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礼，最开始是源于男女有别。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所以礼是这么个顺序。所以古时对夫妇这个婚姻之礼看得比较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意思就是说，礼制上，最为小心谨慎的也就是这个婚姻制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古时的婚姻制度有个什么样的规定。
首先第一点， 这个婚姻制度规定了，什么地位的人能娶什么样的老婆。什么意思呢？比如天子，一说天子是富有四海，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天子娶老婆也是有硬指标的。《礼记》上就规定了，说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总共一百二十一个；接下来，诸侯可以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娶三女，士一娶二女，老百姓呢，只能一夫一妇相匹配，此所谓匹夫匹妇。顾炎武有句名言，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只能娶一个女人，但国家的兴亡你也有责任，否则国家一亡，女人都被掳走了，你连一个女人也弄不着了。
那么这一套制度，是要严格执行的，出一点错就会被圣人骂。所以《金史》里有篇文章叫《后妃传》，里面写了一句话：“鲁成风始两祔，宋国三媵，齐管氏三归，《春秋》皆讥之。”
鲁成风始两袝什么意思呢？所谓祔，就是供牌位。你大老婆死了，可以供；小老婆继位，又死了，却不能供了，庙无两祔嘛。鲁成风把两个都供上了，所以挨骂了。那么宋国三媵呢？关于这个媵，我们后面讲继室的时候会具体讲，通俗地说，就是小老婆。所谓三媵，就是娶三个小老婆。这是天子之礼，也就是前面说的“一后三夫人”。宋国是周天子的一个诸侯，只能娶二个小老婆，他给自己多弄了一个名额，也挨骂了。管仲三归呢，所谓三归，是指诸侯娶妻，三国九女，是从三个国家娶九个老婆。这叫三归。那对于大夫呢，不能搞跨国婚姻，只能在一个国家里娶三个老婆。而管仲作为大夫，也像诸候一样搞三国九女，搞三归，于是也被圣人骂了。
那我们现在主要来说一说诸候的婚姻，什么叫三国九女呢？
孔颖达在注解《左传》的时候解释说，以前诸侯婚娶，要有来自三个同姓之国的女子，即嫡夫人、左媵、右媵，也就是前面说的一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这还没有完，还有她们各自的侄女和妹妹，一起九个人。这就是所谓的“诸侯一娶，三国九女”。我们民歌里面也唱，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嫁过来。”原来不但要带上妹妹，还要带上侄女。一起嫁过来。这是为什么呢？女人多是为了多生儿子。要知道古时女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生儿子，而一个男人特别是君王的儿子越多越好。那为什么要同姓呢？这是因为同姓都是“骨肉至亲”，“所以阴讼息”。意思就是大家都是亲戚，女人间的争吵就会少些。
那么一下子娶回来这么多女人，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尊卑，因为尊卑直接影响到了继承权。而为了避免这些女人为了自己儿子的继承权搞内讧，就必须要制订一个非常详尽的尊卑制度出来。其实儒家所谓的礼，就是这样一套尊卑制度。而所谓的“非礼”，就是指所谓的“尊卑不分”。
那么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嫡庶之别，嫡夫人只有一个，她的儿子为嫡子，其他的女人为妾，她们的儿子为庶子。只有嫡子有继承权，同时只有嫡长子能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立適以长不以贤”。
那么这里有两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一是嫡子还未继承，嫡妻就死了怎么办。即嫡妻先于诸侯而死；一是嫡妻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怎么办。
第一件事之所以是麻烦事，是因为如果嫡妻早死，这个位子就空下来了。那么可能就有原来的妾能“升任”到嫡妻这个地位，或者诸侯再取一房媳妇，成为嫡夫人。这之所以是麻烦事，是因为一旦这样子，原来的庶子就变成了嫡子，或者又新加入了其他嫡子。而不管是原来庶子变成的嫡子，还是新加入的嫡子，都对原来嫡子的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原来的嫡子母亲死了，就少了很大一股政治势力，这样难免会产生外来的嫡子和原来的嫡子争夺权力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比如汉时的庞参，他取的后妻就将原来妻子的儿子投到井里杀死。
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在古人看来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以孔颖达在疏中说：“適庶交争，祸之大者，礼所以别嫌明疑，防微杜渐。”意思是说在嫡庶之分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小心都不过份的。
所以儒家礼制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所谓的“防爱争”。
什么叫“防爱争”呢？《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说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定名分。——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严格的等级社会里，“命”的意思就是：等级规定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属于你这个等级之外的，你也没法强求。这就是所谓名分，而要使社会稳定，就先要把名分确定清楚。
这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了。
那前面所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古人针对上面的两种情况，有两个方法。对于妾可能升为妻的情况，就有“不以妾为妻”。在《僖九年·榖梁传》和《孟子·告子下》都记载了葵丘盟约的一句话：“不以妾为妻。”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当年晋平公的妾少姜死后，齐侯还想再嫁个女儿接替少姜，没想到这位妾的接班人却被晋平公娶为夫人（即正妻）。这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在少姜死之前，尽管晋平公十分宠爱少姜，但正妻的位置却一直是空着的。所以依礼法来说，妾升为妻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伯杨峻在提到“不以妾为妻”时，说既然是盟约，就必定发生了不少“以妾为妻”的“非礼”的事情。所以诸侯们才会定这么个盟约禁止。）
那第二种情况，即再重新娶个女人做正妻，这个怎么办呢？古人有个说法，叫“诸侯不再娶”。孔颖达在疏中也引了《释例》的话，说“夫人薨，不更聘。”
关于“妻死不娶”这个问题，吕思勉还有个考证。他举了三国时的一个例子，说当时吴国有个叫陈化的，妻子死了，于是“以古事为鉴，乃不复娶”。后来孙权听到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而且年纪也不大，于是想把自己的亲戚（宗室女）下嫁给陈化为妻，可是这个陈化就是不同意。看来“妻死不复取”这个事情，还是可信的。
那么一是“不以妾为妻”，一是“诸侯不再娶”，就把嫡妻死后，新的嫡子和旧的嫡子的这么个祸乱从源头上止住了。那么第二个麻烦事，便是嫡妻没有生下儿子，即没有嫡子，全是庶子，这怎么办呢？
有人会说，这个很简单嘛。前面说嫡子时不是说了吗，立嫡以长不以贤。嫡子继承君位的，就是嫡子中的老大，那么如果根本就没有嫡子的话，只要立最大的那个庶子就好了。这样子事情就很简单了。
这样子的做法可不可以，好像是可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庶子们的年龄很好排序，也就是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能分得很清楚。有人说，这难道分不清楚吗？我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分不清楚。
当然我们现在看电视剧，比如说古装剧。古人家里要生小孩子了，一般就是男的就要屋外等，来回踱步，心急如焚，也不知是生小子还是生姑娘。产婆就在屋里接生，然后几个丫环来回端热水盆，送进去。然后突然听到里面一声啼哭，男的马上跑进去，或者产婆马上把小孩子抱出来。然后男的就问，是男是女。产婆就贺喜说：恭喜恭喜，生的是位公子。然后这男的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一般是这样子的情节。
但是根据《礼记》的记载，古人生小孩子还真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生孩子在哪里生呢？不是在自己的睡房里，是在偏房，也叫侧室。为什么呢？因为女人生孩子的那几天，作为丈夫是要斋戒的。那么在这个期间，不但不能同房，而且连见面也是不允许的。所以男的睡原来的屋子，女的就暂居在侧室里。那么等到要生的时候，男的就要去问，说情况怎么样了。这时候男的还是不能进侧室，女的也不能出来见男的，只能使唤保姆出来答话。那么生了之后呢，仍然是不能相见的。但男的说心急，想知道是男是女怎么办。于是有个规定，说生了男孩，在门的左边摆个弓箭；生了女孩呢，就在门的右边摆个手帕。这就是古时候生男生女的暗号。男的一看，暗号对上了，就知道生男生女了。那么男的真正想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小孩子，必须在三日之后。这个时候女的才能把小孩子抱出来让男的看。然后如果是儿子的话，男的就抱着儿子，拿门口的那第弓射几箭，高兴。女的就没戏了。不能说拿手帕挥一挥。这就是古人生小孩子的礼节。
所以小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男的是不知道具体情况的。非要女的派人去告诉男的，说我要生了，或者说我已经生了，这时候男的才知道。然后才把小孩子的年龄记载下来。所以小孩子的出生日期，不是以什么时候出生为准，而是以什么时候有人报告让男的知道为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像我们熟知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么一套程序闹出的乌龙。因为以报告为准嘛。而且特别是古时候男的小老婆很多，要碰上几个小老婆一起生孩子的情况，这里面就有名堂可以搞了。因为谁先报谁就是老大啊。那么古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情况呢？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就有这第一回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住进产房，姨太太甲比较努力，动作也快，生了个儿子，正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不如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姨太太甲一想也无所谓，于是就答应了。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儿子，可她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所以说古时的这种大家族，新生儿就是根据汇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的，而且也并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在哪天生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更加离奇。说的是我们熟悉的孟尝君田文的故事。说这个孟尝君啊，是齐国大夫田婴的儿子，是他的一个小老婆生的。这个田文出生的日期可能没有选好，说是五月初五生。田婴听说五月初五这天生了个儿子，于是跟孟尝君的母亲说，说这个儿子我们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呢？田婴的解释其实很奇怪，说五月出生的儿子，将不利于父母，对父母有害。所以要孟尝君的母亲把刚出生的小孟尝君找个没人的地方埋了算了。孟尝君的母亲当时地位应该不高，表面上不能违抗夫君的指令，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就这么埋了实在舍不得，于是私下里偷偷地还是把孟尝君养大了。后来孟尝君长到二十多岁的样子，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母亲一起见到了父亲田婴。田婴见了大吃一惊，说我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啊！
所以古人特别是大家族，事务很繁杂，确实也照顾不过来。然后老婆也比较多，生几个小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很在意。特别是庶子，妾生的儿子，应该不会太理会。所以这个年龄大小也会搞不太清楚。那么这样一看，如果嫡夫人没能够生下嫡子来的话，你想从那一大堆庶子中找出个年龄大的，还真是不好确定。
所以没有嫡子的话，确定庶子为继承人，按年龄来取舍绝对不是个好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公羊学家又想了个办法，如果有嫡子的话，就立嫡以长不以贤；如果没嫡子的话呢，就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何以贵？子以母贵。
所以真正到了立庶子的情况的话，就要比拼老妈的地位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女人之间的论资排辈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回过头去，仔细地说一说这群女人们的地位了。
春秋讲义第三 ---- 嫡庶（2）
上一讲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古人的继承制度。古人考虑继承人，先考虑的是嫡长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中的老大。这个叫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几个弟弟即使再贤能，再人才干，按照礼法，也是不能立为继承人的。这样做的目的，上一讲也说了，叫“防爱争”，也就是以防几个亲生儿子为继承人的位置自相残杀。而且为了巩固嫡子的地位，公羊学家想了两个办法：一是不以妾为妻，一是诸候不再娶。意思是妻，对于诸候就是君夫人，永远也只能有一位，即使这个夫人早早去世了，余下的小老婆也不能抢走她作为夫人的名位，同时也诸候也不能再娶一位新夫人回来，这些都是不合礼法的。
那么正妻如果生了儿子，有嫡子的话，诸候的继位问题就相对比较简单，也就是立嫡立长。但麻烦的是什么呢？如果正妻没有生儿子，根本就没有嫡子，只有庶子的话怎么办呢？上一讲说了，也立庶子中的长子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古人的生日并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它不是以出生的日子为标准，而是以妻子使人去报告，这个人说的话为准。那么这个就很容易搞名堂，所以如果嫡子没有，立庶子的话，就要看这几位母亲身份的尊卑次序了。这个叫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公羊学家是如何给这几位小老婆排坐次。
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原来诸候的婚娶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三国九女。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这个三国九女是个什么概念。
前面简单地说了一下，说诸候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也就是诸候从一个国家里娶一位夫人回来，同时还要有两个同姓之国要送两个女子为媵，也就是所谓的右媵和左媵。那么同时，这三个女人还要每人带着自己的妹妹和侄女一起嫁过去。这样三三得九，一起就是来自三个国家的九个女人。所以被称之为三国九女。
那么这九个女人，地位最高的自然是夫人。夫人只有一位，其他的八位女子可以都称之为媵。那么夫人我们知道，是诸候的正妻，那么这个媵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媵，本意是陪嫁的意思。这个不仅仅指女子，陪嫁的男仆也叫媵。比如秦国最有名的宰相之一百里奚，一开始就是作为晋国公主嫁给秦穆公时带去的媵臣，就是陪嫁的男仆。
那我们在这里说的，诸候娶一国，二国往媵的这个媵，和一般陪嫁的臣仆又不一样。因为这两个媵，都是同姓诸候国的国君的女儿，或者是国君的姐妹，是有贵族血统的。所以虽然媵的身份比不过夫人，比如说娶夫人是要下聘礼的，媵就是陪嫁和夫人一起送过来的，所以是不用聘礼的，所以媵和夫人的身份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同时她的身份又比一般的人高贵，因为毕竟是有贵族血缘的。那么国君的大小老婆中，除了作为正妻的夫人，作为陪嫁的媵，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有妾。当然妾的地位是最为卑微的。比如她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和奴隶一样买卖。《战国策》里有句话，叫“去贵妻，卖爱妾”。所以妾可以买卖，而妻只能休。《眧公元年左氏传》还有一句话，叫“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连姓名都是不知道的，可见地位之卑微。
所以媵和妾的身份又是有本质差异的。媵是有贵族血统的，而妾却只是下贱的奴婢。媵是诸候娶妻时的婄嫁，如果真的诸候不再娶的话，那媵就是一锥子买卖，就那么一次。而妾呢，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时搞一个，甚至还可以去买个把两个回来。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国君的女人的地位应该分为三个等级，即夫人一位，媵八位，妾若干。
当然到了汉代的时候，因为汉代早已没有所谓的贵族了，什么诸候娶一国，二国往媵的场面也已经是传说中的故事了。所以当时已经搞不太清楚媵和妾的区别了，于是就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比如《尔疏义疏》里就有这样子的解释，说古代媵女娶于姪娣，姐姐作了人家的妻子，妹妹就作了人家的妾。这里所说的妾，其实应该是媵才对。
好了，这里说了媵和妾的区别，那么又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前面说为了巩固嫡子的地位，或者说为了确定夫人的唯一性，礼法上有个“不以妾为妻”的规定。那么这里说到妾的概念，这个规定其实是很好理解的。上一讲我们说过我们所谓“礼仪之邦”的三个最严重的禁忌，即夷夏之防、嫡庶之防和尊卑之防。如果以妾为妻，不但会影响到“嫡庶之防”，也会威胁到“尊卑之防”。你想，如果国人们听说国君的第一夫人只是一个低贱的婢女，心理上的确很难接受，毕竟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灰姑娘的故事。
当然，真正以妾为妻的事情有没有呢？应该是有的。比如在哀公二十四年，鲁国就发生了“以妾为妻”的事，而且还立了妾生的儿子为太子，此事令国人大为不满。当时鲁哀公就要负责国家典礼的人举行册立夫人的仪式。结果那人说没有这样子的仪式。鲁哀公听了心里就不高兴了，说册立夫人是国之大事啊，怎么会没有这样的仪式呢？那人回答说：“原来周公和武公娶于薛国，孝公和惠公娶于宋国，自桓公以下娶于齐国，那样子册立夫人的仪式就是有的。要是以妾为夫人，这样册立夫人的仪式，就是没有的。”所以以妾为妻这种行为，从礼法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
那么问题是，身份卑贱的妾不能成为夫人，那么同样的贵族血统的媵是不是有成为夫人的可能呢？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学者的分歧是很大的。比如公羊家的看法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母以子贵。如果儿子原立为国君，那么母亲自然也就成了夫人。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鲁成风的例子。这个成风我们上一讲也提到过，她是鲁僖公的母亲，本来不是夫人。当时正经的夫人是齐国的哀姜。而且有人还会说，从她的姓来判断，应该连媵也算不上。因为夫人姜姓，而本着“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原则，风姓的成风是不能作为媵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古人所想象的礼制，和现实总是脱节的。要不孔夫子怎么会叹息“礼崩乐坏”呢？而且同姓往媵这个说法，也并不是《春秋》经文提出来的，而是左传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成风本来不是夫人，但因为她的儿子僖公继承了鲁国国君的位置，所以从名份上就成了夫人。而《春秋》的经文就是按夫人的笔法来记录成风的。在《文公四年经》，有“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在《文公五年经》，有“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有薨有葬，薨称“夫人风氏”，葬称“小君成风”，这个完全是写夫人的笔法。所以孔子是承认了成风作为鲁国夫人的地位。所以公羊学家据此认为，媵是有希望成为夫人的。
因此公羊学家在解释《庄公十九年公羊传》里那句话，“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时，就说这是为了“节人情，开媵路”，为了让媵也能有升为嫡妻的希望（“谓亦有为嫡之望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就是说，媵是具有“为嫡之望”的。
这个说法在《白虎通义》里遭到了反驳。《白虎通义》是本什么书呢？这本书编订于东汉初年，当时经学分为很多流派，主要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解释经文方面有很大的冲突。所谓古文经学就是重考据，重经文的原意；而今文经学看重的是经世致用。这两派在解释经文方面就有很大的分歧。然后当时董仲舒的所谓的“天人感应”的神学论的解经方法很流行，这个观念到了西汉末年又和很多乱七八糟的迷信思想结合起来，所以大家对经文的认识相当混乱。那么为了使这个经学有一个官方的依据，也为了加强经学的封建迷信色彩，于是由当时的皇帝汉章帝出面，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经学讨论的活动，目的呢，就是所谓的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然后让这些经学博士各抒已见，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这些人的经义奏本，最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那么对于前面说的这个媵有升为嫡夫人的希望这个说法，《白虎通义》是这么认为的：它说夫人死后便不再立夫人，这是为了表明嫡系的唯一性，如果另立夫人，两个夫人如果都有儿子，要确定这些儿子里谁是合法继承人，也就是立这个嫡长子，就怕要有麻烦了，篡弑之事恐怕就会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说法，和我们上一讲的“不以妾为妻”的目的，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