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调整的“政策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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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调整的“政策风向”
文/一语成谶(扬州)
3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迎来重大调整,委员樊纲期满离任,国务院日前批准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共3位经济学家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须有“金融专家”一人。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分别是黄达、李扬、余永定、樊纲。但是此次调整中,国务院批准三位金融专家同时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
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是,一套班底一套政策。“周进樊离”的人事调整,必然让人产生政策转向的猜测。
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面临许多难题,宽松货币政策的尺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资产泡沫化的风险,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周其仁等三位经济学家的得意入围将会变成“走进樊篱”的困局。
既然人事调整便意味着“政策变向”,那么超前预测政策变化的方向,对搞经济、搞经营、搞理财的人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2004年9月3日,余永定取代李扬担任委员。公开的信息显示,李扬是当时货币政策委员会中最鲜明反对加息的学者;而余永定是一位研究汇率方面的专家,并且在当时是坚定的加息派。2004年10月28日,央行宣布加息。这就不奇怪樊纲等几位前任委员的言论都曾引发国际市场的广泛关注,甚至是大幅波动。外界总是将学者委员的公开发言理解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某种信号。既然研究“变向”,就得弄清原来的“风向”和新进委员的动向。
且看媒体采访三位履新委员带回的信息:
周其仁——扩张政策到了必须退出的时候;
夏斌——货币政策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
李稻葵——如果CPI超3%,货币政策当局应考虑通过加息进行调整。
凯恩斯说过,“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对知名学者而言,思想对于意识的影响远远大于既得利益对意识的影响。学者们的主观倾向,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决策中的咨询导向。
尽管樊纲认为,“不要夸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股市、楼市的作用。”但是山雨欲来,看来挡是挡不住了。
不得不承认,近年来楼市价格快速上扬,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辞其咎。2003年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是22.1万亿,2009年底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大约60万亿元(数据来源:海宁的马甲《房价飞涨主要是货币供应量过多造成的》),这样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增速增发货币,中央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保政权是休戚相关的。为应对西方国家输出通胀,为保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政府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是必然的。
适度通胀是让社会全体成员为经济的压力买单,结果国有企业成为近年来最大的赢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各类矛盾凸显的问题并未得到缓解。
毕竟,增发货币推进通胀是有底线的,按西方最新观点,CPI容忍的临界值也不过4左右。一季度的情况是,通胀有加速的迹象,特别是近期农产品的跟进,不是一个好的信号。房市依然在逆势上行,这更不是好事。
调整目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资产与货币的对应关系回归理性,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的必然选择。具体到经济实践上,政府的刚性支出和刚性债务,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富裕阶层是必然的牺牲品,在原有各类税费从严征缴的基础上,出台环境税向汽车用户征税,出台物业税向房产所有者征税已磨刀霍霍。减少货币供应,提高现行利率,将使各类企业面临压力。不怕花不起,只怕贷不到的日子看来是到头了。
央行三位履新委员的主观态度也将助推货币政策的收缩和相关消费税的征收。
201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