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俄反华分子心理扫描：优越感被中国打破！

新闻来源: 时事杂论
“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中国经济的发展抢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饭碗”、“中国即将崩溃”，2006年下半年，特别是最近，又一轮抹黑中国的风潮在西方世界刮起。
我们早就听腻了这些说辞。若干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等，来自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各种歪论从未停歇。事实也早已证明，这些论调和说辞根本不值得一驳，因为它们从未成为现实，未来也不会成为现实。
但是，我们又必须正视这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因为它们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伤害，并对中国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的努力形成了干扰。
那么，是谁在策划、散布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他们是如何中伤中国的？目的又是什么？答案要向“恶毒攻击中国的人”去要。他们既是“抹黑中国行动”的源头，也是发起人。只有深入了解他们的言行与背后，才能真正揭示其攻击中国的用意与方式，从而戳穿他们的险恶阴谋。为此，本刊选取几个来自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典型“攻击手”，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帮人。
《华盛顿时报》记者格茨抹黑解放军20年
在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鹰派”的支持下，20年来，他一直在编造有关中国的假新闻。
“中国潜艇跟踪美国‘小鹰’号航母”、“中国花重金秘密窃取美国B-2轰炸机引擎的隐形技术”。近期，诸多与中国有关的“轰动性新闻”屡屡见于美国报端，而作者总是同一个名字：比尔·格茨。尽管美国很多媒体人士说：“这种三流故事，格茨已经编了20年！”但是，他们也不否认，格茨的类似“独家报道”，总能在美国引起“轰动”。
不管对错，只管吓人
比尔·格茨是美国《华盛顿时报》的首席军事记者。他1952年3月21日生于纽约长岛，大学时期读过文学和新闻学两个专业。
1985年，格茨进入《华盛顿时报》，担任国防及国家安全事务记者。他写了不少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独家报道”，也经常点评美国的安全问题。现在，格茨在美国新闻界已小有名气，就连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专科学院、美国国防大学等，也纷纷请他出任客座讲师。
但让格茨伤心的是，虽然20年的打拼使他有了一定的名气，却还是被同行挖苦为“小报记者”。其一，他供职的《华盛顿时报》是一家地方小报，发行范围只限于华盛顿特区及附近地区，读者群有限；其二，他的“独家新闻”大多来路不明，且右翼色彩太重，炒作的成分太浓——不管对错，只管吓人！
对中国不满的人都认识他
在美国新闻界，格茨的反华言论是出了名的。他不懂汉语，却经常发表谁也搞不清真伪的有关中国的“独家新闻”，还能描写得绘声绘色，仿佛确有其事。比如，《华盛顿时报》曾在头版刊登格茨杜撰的一段“间谍对暗号”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文字描写道：
2005年10月19日，香港某电视台驻美国分支机构的一名技术人员拨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是内地某研究中心的一名副研究员。这名副研究员拿起电话，只听里面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是北美的红花”。
这怎么看都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格茨的写作“神功”并非一天练成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鹰派”开始鼓噪“中国威胁论”，格茨马上心领神会。1998年，他曾随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科恩访华，到北京、上海进行采访。回国不久，他写了一本书，名为《背叛：克林顿政府是怎样破坏了美国安全的》。此书连续11个星期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格茨在书中说：“自1993年上台以来，克林顿政府一直淡化中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危险，不惜以破坏国家安全为代价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
因为这本书，格茨名声大噪。这让他尝到了甜头。2000年，他又推出《中国威胁：人民共和国是如何瞄准美国的》一书。笔者曾看过这本书——红色的封面上画着面目狰狞的龙，旁边是反白大字：“中国威胁”(The ChinaThreat)。《纽约时报》的书评说：“你要是喜欢读恐怖故事，可千万别错过这本书。它能把你活活吓死！”
由于格茨善炒“中国威胁论”，而且还能源源不断地从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找到“独家猛料”，因此博得了许多“鹰派”人物的喝彩。有人称，在华盛顿，对中国不满的人都认识格茨。但格茨却辩解说，他既不属于“蓝队”，也不属于“红队”，只是一名记者。
“独家新闻”浑身是毛病
那么，格茨的“独家猛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究竟是真是假？
当年，格茨跟着科恩来中国采访时，科恩曾半开玩笑地对中方将领说：“这家伙得到的军事情报比我的还多。”老布什时代的中情局局长伍尔西也曾纳闷地说：“在我任中情局局长期间，我就搞不懂他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内幕’的。现在退休了，我还在看他的文章，但仍然没弄清楚他那些‘情报’都是从哪里弄来的。”但有人说，他的情报来源是五角大楼。据说，格茨在11月中旬弄出的“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的新闻，就是他从五角大楼的内线那里打听到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夸奖”格茨说：“你能在五角大楼的墙上打个洞，再把我们的情报吸出去。”
但是，如果仔细看看格茨的“独家新闻”，就不难发现它“浑身都是毛病”。在有关“中国潜艇跟踪美国航母”的报道中，格茨称，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是在冲绳附近海域被中国潜艇“长时间跟踪的”，而“小鹰”号始终没能发现，直到中国潜艇突然浮出水面。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常规动力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速度不到航母的一半，根本就追不上航母；而且跟踪的潜艇无缘无故主动浮出水面，根本不符合常理文章后面关于“中国加紧准备与美国未来冲突”的种种宏论也都是“大胆假设”，不值得一驳。
谁在背后为他撑腰
对于格茨爆出的“猛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作出回应，指出其报道不属实。外交部发言人还专门“点”了格茨一下：美国个别媒体时常散布一些不负责任和毫无根据的谣言，污蔑中国，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有些文章作者常常无中生有，写文章诋毁中国形象，散布“中国威胁论”。这种做法既有违新闻道德，也无法取信于读者。
但格茨仍然我行我素，不久前又照样炮制出一篇“中国收买美国防务承包商，窃取B-2隐形轰炸机技术”的文章。据说这次为格茨提供消息的是联邦调查局的“内线”。文章称：印度裔美籍人士戈瓦迪亚向以色列、德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出卖“B-2”的“机密文件”，还帮助中国改进巡航导弹，以拦截美国的空对空导弹“用巡航导弹拦截空对空导弹”，如此荒诞的故事，恐怕只有格茨这样的“编剧大师”才能想出来。显而易见，这又是一篇离谱的“假新闻”。
有目共睹的是，今年以来，中美两国军事交流明显增加，中国观摩团首次登上了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观摩美军“勇敢之盾”演习；中美两国海军首次举行了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标志着中美军事关系正在“走向务实”。然而，在美国，总有一些反华的“鹰派”势力，他们既不愿看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也不愿看到中美两国包括两军关系的改善，总是千方百计制造麻烦和事端，用无中生有的猜测来干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每当此时，“潜伏在华盛顿各个角落里的蓝队队员”就想起了格茨。在五角大楼或国会山上，会有人悄悄地把一些所谓的“内幕”，含糊其词地向格茨透个风。剩下的，就让格茨去折腾了。
前美驻华副武官沃策尔对中国仇恨入骨
声称中国的飞船、导弹、留学生甚至电脑，都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美国国会山，有一个名头很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就是拉里·沃策尔——众议院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对他的介绍是：在中国和亚洲事务、国家安全及军事战略领域，沃策尔是绝对的“权威”人士。但是，这个家伙对中国可不善。
今年上半年发生的“联想电脑风波”，使沃策尔在中国“声名鹊起”。美国国务院原想从联想集团采购1.6万台电脑，但沃策尔却攻击联想电脑可能是中国的“间谍设备”。他挑起的这场闹剧，被媒体炒了足有3个月，一笔1300万美元的买卖就这样被搅“黄”了。
沃策尔何许人物？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联想”呢？
在军情系统盯了中国25年
沃策尔是行伍出身。高中毕业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当了三年兵，后因“机智灵敏”而被选拔到陆军情报部门工作。
1971年，沃策尔被一架运输机拉到泰国。同机的士兵很快被送到越南去打仗，而他却一头钻进泰国北部的一个美军监听站，专门监听中国与越南、老挝之间的无线电通信。
一年后，沃策尔回到美国，在佐治亚州的一处军事基地继续服役，其间在佐治亚大学学习历史，拿到了本科文凭。随后，他又被调到韩国，继续监听、搜集与中国有关的情报。1978年，沃策尔被调到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负责有关中国的战略情报分析，其间又在夏威夷大学拿到了政治学硕士学位。
此时的沃策尔，已是军方拔尖的“中国通”，两次被选送到国防语言学院进修汉语。1982年，他又被送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专门学了一年汉语。1984年，沃策尔进入五角大楼，开发了防止国防科技成果外流的反间谍程序。随后，他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8年5月，沃策尔被派往中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了两年陆军武官助理，其间曾“大显身手”。据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透露：那时，美国武官处与几个西方国家的使馆建立了情报交换机制，把北京划分为几个区，分别在一些关键地点建立监听站。沃策尔一到北京就四处游走：在西北郊偷拍军事机密，被当场发现；住进南苑机场附近的小旅馆，观察军用飞机的飞行情况。
5年后，沃策尔又一次来到中国，当了两年副武官。1997年10月回国后，他出任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沃策尔在军中服役32年，其中25年都在搞情报工作，专事监视中国；而且，有近5年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
“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最大”
退役之后，沃策尔进入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先后担任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及负责外交政策研究的副会长。2001年11月，他被美国国会任命为众议院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2006年2月升任主席，在国会山的分量越来越重。
沃策尔的“江湖地位”是在攻击中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他从在泰国北部丛林戴上监听耳机的那天开始，就把中国划成了“美国的潜在敌人”。20多年来，他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因此备受美对华强硬派的青睐。而他的背景和经历，使他的话更具欺骗性。2005年11月4日，他在一篇鼓吹“中国间谍威胁论”的报告中，一开场便耸人听闻地说：“作为一名跟踪、研究中国军事情报长达25年的前军事情报人员，我深知，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更大——每年约有1.35万名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近10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向中国签发4万份签证⋯⋯”然后，他话锋一转：“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来美国的目的，究竟是为学习，还是为随便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
此类无端猜疑，因出自沃策尔这位“前情报人士”之口而变得冠冕堂皇。他还现身说法，声称自己当年在驻华使馆工作时，曾发现许多申请赴美的中国人都有“军方背景”，等等。他还就此提出三条建议：加强对赴美中国人的甄别；加强对中国公司和人员的监视；对于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让他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带走，但要把高科技留下。
出任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给了沃策尔制造更多杂音的机会。在轰动一时的“联想电脑风波”中，他对媒体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国情报机构，你得知美国政府从你们国家的电脑公司采购了1.6万台电脑，难道你会不做点手脚吗？”虽然他承认并没有确凿证据，但他“忧心忡忡”的关注和叫喊，最终搅“黄”了这笔原本正常的生意。
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
沃策尔写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内容几乎都是关于中国军事情报的分析，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21世纪的中国军队》、《中国当代军事历史辞典》等。他还不断地给美国报刊写文章，上电视作演讲，也大多是在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
由于沃策尔把自己完全摆在一个“窥探者”的角度，因此，每听到与中国有关的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大惊小怪一番。2003年10月，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并回收后，沃策尔立即制造“中国飞船威胁论”，称这表明中国即将发展太空战武器。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描绘出中国太空战武器的模样：“这种武器能够在找到敌方卫星后，像寄生虫一样贴上去，破坏敌方卫星的通信功能，甚至摧毁卫星。”
美国《洞察》周刊曾刊载过沃策尔的一篇文章，题为《对抗中国不断升级的弹道导弹》。他在文章中扬言：美国应建立针对中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用“强大的防务和可信的威慑”，来阻扰中国对“台独”势力的军事压力。
沃策尔还宣称：“几十年前，中国开始建设战略弹道导弹系统，以打击美国。在未来5-10年间，中国将部署能够打击美国任何地方的、可以在公路上移动的新型战略弹道导弹系统和潜射弹道导弹系统⋯⋯”他还十分煽情地就“中国导弹威胁论”发问：“我要问问那些认为中国信奉和平的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愿意让多少核弹打击自己的家乡？对我来说，一枚都太多了！”
五角大楼顾问白邦瑞杜撰中美大战
一到中国就说“友好”，一回美国就谈“威胁”。白邦瑞，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高级顾问。笔者第一次见到白邦瑞，是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他看起来是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蓝眼睛灰头发，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喜欢和中方学者搭讪。他自称已参加过4届《孙子兵法》研讨会，与主办会议的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不少学者都认识。
但是，那些和他“认识”的中方学者，对他却少有热情。一位学者在闲聊时这样评价白邦瑞：“他一到中国就说‘友好’，一回美国就谈‘威胁’。”
研究中国30多年，曾主张“联中抗苏”
白邦瑞的全名是米切尔·皮尔斯伯里，1945年出生于一个富商家族，家族旗下的“皮尔斯伯里食品公司”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白邦瑞5岁时随父母定居旧金山，那里的唐人街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中餐馆和逃难而来的中国移民。
白邦瑞高中毕业后，父母原本希望他报考商业贸易专业，以便日后接管家族企业。但他却考入了斯坦福大学学习中国历史。随后，他去了台湾，在台湾大学的斯坦福中心学了两年汉语。后来，白邦瑞回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北京，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几个月后，白邦瑞进入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嗅觉敏锐的他意识到，形势出现了变化。后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美国应该“联中抗苏”，开展与中国的军事合作。
白邦瑞的文章受到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等人的重视。后来，当选总统的里根还专门写信与他探讨这一问题。由此，这个年轻的博士一跃而进入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基辛格甚至授意国务院建立“白邦瑞渠道”，让他去纽约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秘密与中方讨论两国军事合作事宜。实际上，白邦瑞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和他的导师布热津斯基有很大关系。布热津斯基主张美国与中国发展关系，共同遏制苏联，在出任卡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极力建议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白邦瑞对这段历史颇为自豪：“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学者，第一个在美国提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军事交流关系。这个建议被美国最高当局采纳，成为一项既定国策，并延续至今”。但苏联解体后，他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成了一个“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鼓吹者。
说“韬光养晦”是“卧薪尝胆”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中国提出要推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白邦瑞摇身一变，开始大肆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
来自五角大楼的传言称，白邦瑞熟读《孙子兵法》，能够“用中国的思维思考中国”。白邦瑞自己也说过：“三天不学(《孙子兵法》)没法活。”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白邦瑞居然从《孙子兵法》里看出了“中国威胁论”。他曾向中方学者提到一个细节：他和五角大楼的搭档们研究《孙子兵法》和中国古代谋略时，看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计谋，受到很大触动。白邦瑞后来多次用这个故事来影射中美关系，称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是“卧薪尝胆”的现代版，如果不遏制中国，30年后，美国也会像吴王夫差一样被杀掉。
被美国学者讽为“都是一派胡言”
在拉姆斯菲尔德入主五角大楼以后，白邦瑞出尽了风头。据美国媒体披露，在五角大楼讨论中国政策的会议上，白邦瑞总是被安排坐在拉姆斯菲尔德的身边。白邦瑞为何如此受器重？美国媒体认为，那是因为，白邦瑞摸准了拉氏的脉搏，他献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合“鹰派”的胃口。
近年来，美国兴起了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热潮。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深刻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走向却看不清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高层不断举行听证会，研讨中国军事发展动态。这刺激了情报部门和研究机构，使中国军事问题研究成为“热门学科”，不少美国学者因此一夜成名。
嗅觉敏锐的白邦瑞马上觉察到了这个动向，在一次听证会上，他发言的开场白是：“所有美国人都看错了中国！”这句话马上吸引了在座所有人的注意。接着，白邦瑞摸出一本书——《中国如何看待未来战争》。这是他借学术交流的机会，搜集到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发表的600余篇学术文章，装了几大箱运回美国，从中摘选编译，再加上他的“点评”后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白邦瑞发挥出超人的想象力，把中国学者对军事学术的探讨演绎成针对美国的战争计划，并以此为蓝本，描绘出一幅十分恐怖的中美大战的未来画面。
这幅画面让五角大楼里的“鹰派”人物又惊又喜，他们正愁自己看不懂中文，找不到如此合适的“证据”。五角大楼甚至有人这样评价白邦瑞：“麦克(白邦瑞的昵称)的眼睛能钻进中国军人的内心深处。”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说得更为通俗：“他总是能举出诱人的例子，证明中国正在发展要打沉美国航空母舰的潜艇，或者正在发明要打击美国卫星的导弹。”
白邦瑞的言辞，迎合了某些“鹰派”势力的政治需要。因此，一下子成了五角大楼里的“红人”。2005年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就是由他主笔的，其中很煽情地鼓吹“中国威胁论”。结果，报告还没出台，就遭到强烈质疑，被迫几易其稿，发布时间一再推迟。
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对此看得很透，认为白邦瑞也是在搞学术投机，甚至嘲讽他是“机会主义者”。五角大楼新一代智囊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伯奈特曾说，在中国问题上，白邦瑞是“博”(读过不少书)，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才是“通”(了解问题的精髓所在)。伯奈特还挖苦白邦瑞说：“对于麦克那些吹毛求疵的言论，我的回答是⋯⋯那基本上都是一派胡言。”
遭中国学者当面质问
白邦瑞主笔的2005年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出台后，很多中方学者因为反感他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不愿再搭理他，2006年在杭州举行的《孙子兵法》研讨会也没邀请他。这让白邦瑞感到很是失落。后来，他找了个借口跑到北京，到处找关系，一定要和中方学者“交流”。一位中方学者当面质问他：“你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鼓吹‘中国威胁论’，讲了很多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话，到底是何用意？”
白邦瑞一听也急了，忙辩解说：“你不要误解我！不要把‘蓝队’的标签贴在我头上，我从来不敢反对‘一个中国’——1974年中美双方谈判，确认一个中国原则时，在场的美方代表除了基辛格，另外两个人就是老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谁要是在华盛顿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谁就是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总统的父亲。”
日本头号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
诅咒中国“分裂”，扬言再次侵华。谈及日本的反华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东京都知事、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数十年来，他声嘶力竭地攻击中国，成为日本最臭名昭著的右翼反华代表。
反华，从40年前开始
石原慎太郎1932年9月30日出生于日本神户市。大学毕业两年后，他便发表了处女作《灰色的教室》，受到日本小说界的关注。一年后的1955年，他又发表了小说《太阳的季节》，次年获得日本第一届文学界新人奖和第34届芥川龙之介奖，成为当时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从此，石原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
1968年，石原以自民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参议员选举，以300万张选票高票当选。当时，他的反华面目已初露端倪。他竞选的口号是“不让日本赤化”，并攻击当时的田中内阁“抛弃了台湾”。就是从此时开始，石原走上了猛烈攻击中国的道路。
1972年，石原改选为众议员，之后又连续8次当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石原等右翼分子发起成立了“青岚会”,他自任干事长。该组织反对中日友好和日台“断交”，鼓吹复活军国主义。1973年3月，他与滩尾弘吉、尾山静六等人成立“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以“发展日台交流”为宗旨，“强化对台湾的关心和发言权”。
1989年，石原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一书。该书和后来的《日本还是可以说不》，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石原也以其极右言行引起关注，一度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1995年，由于政见不合，石原退出自民党，成为无党派人士。他同时辞去众议员职务，宣布不再过问政治。但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于1999年成功当选东京都知事，并在2003年再次当选，连任至今。
攻击中国的一切
就连日本人都发现，石原慎太郎对中国的攻击，是全方位的，“几乎包括一切；能拿来予以攻击的，无一遗漏”。
石原在日本政坛被称为“放浪野马”、“独行侠”，历来喜欢口出狂言，从不掩饰其右翼主张。他念念不忘日本战败的“深仇大恨”，希望日本能回到明治维新后的霸权时代。他甚至认为，日本有必要第二次“进出”亚洲。他一直侮辱性地称中国为“支那”，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怂恿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等等。
1999年4月，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攻击中国政府，诬蔑中国关于西藏的政策，并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同年11月，他以公职身份前往台湾“访问”，公然挑衅中国的主权。2000年，他再次“访问”台湾，出席了陈水扁的“就职仪式”。
2000年4月，石原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声称，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中国应该分裂为若干个小国”，日本应为达到此目标而全力以赴。2001年9月，他在访美期间指责中国“企图建立扩张帝国，支配整个亚洲地区”，诬蔑中国“一直在亚洲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2002年6月，石原在日美商会上，指责中国“专门盗取别国专利，没有资格进入世贸组织”。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抛出“中国分裂论”，“预测”中国将在十多年后分裂成几个国家。2003年7月，石原在自民党治安强化委员会发表讲演，认为蔑称中国的“支那”一词“决不是坏词语，可以堂堂正正地使用”。
2004年8月，石原在日本《产经新闻》上发表了给日本天皇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我热切地希望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石原认为，“作为一国元首的天皇若能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可激发日本人的爱国心，整顿士气”，同时“更可让邻国拿日本没办法”。同年8月，石原把持下的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东京白鸥中学采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
2005年6月，石原在一次讲话中，呼吁日本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称如果中国占领钓鱼岛，日本应不惜与中国打一场类似英阿马岛之战的“国土保卫战”。
2006年4月，由石原一手策划的二战历史片《我正是为你而死》，举行开机仪式。这部由他撰写剧本、担当制片的电影，公开歌颂侵略，把本应是“恐怖人弹”的“神风敢死队”队员描述成英雄。他一再强调这部影片的历史意义：“二战已经过去60年，日本社会遗忘了很多，我们要通过影片告诉子孙后代，不能忘记历史。”
反华影响不可小视
石原鼓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及反华言行，比其他右翼政客更为极端和强硬。但是，由于他同时还是个作家，一些日本人因而认为，“这只是一个对中国有偏见的文人在放肆”。日本媒体也很少批评他。而实际上，石原疯狂攻击中国的言行，在日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中日关系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造成的影响，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激发了民众对强权政治的渴望，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抬头。这为对外强硬的“爱国”政治家提供了机会。写过大量小说、善于煽动的石原深谙此道，他不顾一切的反华言行，迎合了这种心理需求。
石原每周都要做客日本著名的NHK电视台，在几档收视率较高的访谈节目中谈日本历史，谈日本利益，谈日中关系，并回答现场以及电视观众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刻意“包装”自己的右翼观点，引经据典，语气和缓，把他的观点灌输给观众。那些对中日历史不甚了解的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中日问题专家认为，石原慎太郎不仅仅是日本反华势力的头号代表人物，在全球范围内，他都称得上是一个符号式的反华分子。因此，他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小瞧。
在日本文化界广揽门徒
石原慎太郎的反华影响力，可以从他的“门徒”小林善纪身上得到明显体现。不过小林的不同之处是，他以漫画为“武器”，表达其对中国的仇恨。
1953年8月31日，小林善纪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76年他借连载搞笑漫画《直往东大》，开始在漫画界崭露头角。苦心钻营10年后，小林以漫画《小少爷》一炮打响。
20世纪90年代，小林像石原慎太郎一样，也发现了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头的趋势，遂决定转攻思想和哲学漫画。他创作了《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和《台湾论》等漫画集，其中有明显的石原反华理念的痕迹。
1998年6月，小林的漫画集《战争论》出版。这本集子用漫画的形式大量重复石原慎太郎的观点，要求日本人重新审视“大东亚战争”；称“‘南京大屠杀’是‘支那人’编造的故事⋯⋯”2000年11月，他以石原的“好朋友”李登辉为主角，创作了连环画册《台湾论》，恶意篡改台湾历史，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称“日本人带给了台湾人对战争的热情与勇气”、“台湾用日本人勇敢、决绝的精神，奋勇抵抗中国人的统治”
令人担忧的是，小林的漫画集在日本热卖，成为很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必读物”。对此，一位日本大学教授说，日本人大多并不关心政治，但他们酷爱看连环漫画，青少年更是如此，通过漫画反华，确实“效率更高、效果更好”。这便是石原给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启示：反华也要从文化下手。
日学术界“反华英雄”中岛岭雄
企图让中国分裂为多个小国
在日本的反华人物中，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岛岭雄，是另一个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反华学者代表”、日本学界的“反华英雄”。他以反华为己任，是日本著名的专事研究“分裂中国”的学者。他还是日本最早提出“中国崩溃论”的人，每当中国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抛出这一谬论；在中国经济发展时，又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岛岭雄生于1936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后取得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学中文出身的中岛，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大多以贬低和攻击中国为基调。在196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论》中，他就开始攻击毛泽东思想。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瞩目成就，中岛别有用心，不看成就，却把问题无限放大，以此制造“中国崩溃论”，成为最早提出“中国崩溃论”的人。
几十年来，中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众多小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的研究结果称，国家大小以法国最为适当，而现在的中国实在太大，要达到理想状态，必须分成若干个共和国。他在日本著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应分为多个小国，即西藏、蒙古、新疆、满洲、台湾、港澳、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台湾应当独立，这样才有利于日本。
1993年，中岛与他人联合出版了对话集《中国解体》，称“地方分权是今后中国的诱人之处”。两年后，他又说“21世纪有可能产生中华帝国，日本应该与台湾和韩国结盟，共同对抗中华帝国的扩张”。1997年，中岛推出《三个中国》，称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应各为一国。此外，他还与他人合著《中国暴发》一书，称“各地大暴动、社会两极分化、反日教育和台湾问题等，会使中国走向瓦解”
中岛不仅编造各种攻击中国的理论，还亲自出去兜售。他每月都要出国旅行，一边与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流“如何分裂中国”，一边到处推销他所谓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他的“才能”很快得到了李登辉的“欣赏”，不久就成了后者的“政治顾问”。1999年5月，李登辉出了一本名叫《台湾的主张》的书，书中公然附和中岛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7块。
中岛还组织发起了每年一次的“亚洲展望研讨会”，在台北或东京举行，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干分裂中国的勾当。1999年5月，中岛在台北的一个研讨会中，极力主张台湾、美国、日本“联合组成一条防线”，以“阻止中国的扩张”。之后约两个月，李登辉就宣布了“两国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岛又开始宣传“中国经济要崩溃”，呼吁日本企业不要去中国投资。香港回归前，他“预言”说：“香港回归中国后将不可能维持‘一国两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了很多“预测”，却从未正确过。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强大。于是，他2000年又出版了《来自中国的威胁——日中友好之幻想》一书，称中国是“21世纪的威胁”，主动从原来的“中国崩溃论”者变成了“中国威胁论”者。
从此以后，皈依“中国威胁论”的中岛，不再只局限于“中国将发生何种灾难”的推理，而是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编造“中国的强大威胁所有人”的谎言上。他走上了另一条诅咒中国的道路。
华裔投机分子章家敦全球兜售中国崩溃论
如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因这套谬论而受到“围攻”
令很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恶毒攻击中国的人当中，竟然有一个美籍华裔。他叫章家敦，“中国崩溃论”使他成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唾骂的对象，就连很多理性的西方人也忍不住要数落他几句。
靠“中国崩溃论”一夜成名
章家敦祖籍江苏，1951年生于美国，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跨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中国改革开放后，章家敦被派到亚洲工作，先在香港，后转到上海，曾在上海工作多年，主要客户为美国花旗银行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他曾亲身参与一些中外合资、并购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有一定的接触。他曾在《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也为美国国会及各种智库做过有关中国经济的简报。
在上海工作和居住期间，章家敦开始着手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书稿完成后，他带着妻子放弃上海的工作，回美国定居。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出版。在书中，他公开宣称，中国过去50年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累积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他甚至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 ⋯⋯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的那本《中国即将崩溃》的书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就连美国国会也邀请他参加听证会。随后，该书被翻译成日、法、德等国文字，在多个国家发行。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大学纷纷邀请章家敦做访谈，搞讲座。一夜之间，他就成名了。
分析人士认为，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之所以能引起较大轰动，原因并不难理解。首先，“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等沆瀣一气，迎合了国际上部分敌视中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人的想法，这些人自然愿意为其摇旗呐喊；其次，另类的声音总是较容易引起注意，当大多数人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时，章家敦则突然跳出来“唱衰”中国，自然容易引起关注；第三，章家敦作为一个华裔，又有在中国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使一般读者更容易相信他的言论“真实可靠”。
在《中国即将崩溃》之后，章家敦又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如《亚洲的阿根廷？》、《入世效应冲击，中国势必走向衰退》、《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前景可畏》等。纵观其书籍、文章，基本特点有三：第一，将“道听途说”奉为真理。例如，为了证明中国“社会陷入危机”，章家敦收录了大量的“马路消息”：某日某地，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某日某地，发生了一起打斗案，等等。第二，刻意挑选、裁剪事实。例如，为了证明中国国企改革是“失败”的，他根本不看大部分国企改革成功的事实。第三，主观臆断的猜测代替实证研究。例如，随意夸大国有银行的坏帐比率等。
更可笑的是，章家敦虽然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但他不懂中文，不能阅读中文报刊书籍。他工作、生活的地点局限于香港和上海，接触的主要是企业事务及其相关人士。2002年以来，他再也没有到过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成为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
日右翼势力和“台独”分子的座上宾
近几年来，章家敦穿梭于美国、日本和台湾，通过撰写评论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巡回演讲等方式，不断宣扬“中国崩溃论”，肆意攻击中国的内政外交，歪曲两岸关系。
2002年3月，《中国即将崩溃》繁体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台独”分子李登辉为该书作序，并题词“本书具体描写大陆的情况，很值得推荐”。该书发行会在台湾举行时，李登辉还亲自到会捧场，并发表讲话，无限夸大大陆在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2003年3月31日，陈水扁也“接见”了章家敦，对他的“中国崩溃论”大加赞赏。
章家敦则投桃报李，竭力为“台独”势力及其政策摇旗呐喊。2002年3月8日，他在台湾“立法院”的一场座谈会上，重申其“中国政体五六年内就会崩溃”的预言，同时也对台商发出警告：中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非常严峻。2003年4月2日，章家敦又在台湾妄称：“台湾与中国统一不仅没好处，反而会陷入与西方为敌的处境”。台湾只要“实现独立”，“绝对可以不靠大陆站起来”；“台湾企业不要过度低估中国的国家风险，一旦中国崩溃，所有投资都将血本无归”。
“中国崩溃论”已走到死亡边缘
事实胜于雄辩。近几年来，中国年均8%的高经济增长率，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即将崩溃”的谬论。
2003年4月底，由100多名在美杰出华裔组成的“百人会”组织在纽约召开年会。
此次年会特辟“中国的机会与金融市场发展”座谈，并邀章家敦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史瓦兹、摩根士丹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华沃兹、知名投资大师罗杰斯等人参加。后三人都是华尔街名人。会上，章家敦重申“中国崩溃论”观点，引来了史瓦兹、华沃兹及罗杰斯的合力“围攻”。令章家敦最为难堪的是，华沃兹毫不客气地说：“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
2006年8月22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再度就中国问题举行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对美国汇率、资本市场和利率的影响”。委员会从全美各大学、智库、研究所请来了12名研究中国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其中包括章家敦。会上，强硬攻击中国的章家敦再次成为少数派。
如此看来，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他的“中国问题专家”地位也岌岌可危。
俄政要纳兹德拉坚科鼓吹当代“黄祸论”
鼓吹“中国在远东地区进行人口扩张”，胡说未来中国可能“占领”俄远东。
“中国政府正在对俄罗斯有计划地进行人口扩张”，“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要不了多久将超过当地俄罗斯人，成为第一大民族”，“俄罗斯迟早会沦为中国的能源附庸”，“大量向中国出口武器将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尽管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飞速发展，但在俄罗斯，类似的“中国威胁论”仍不绝于耳。
鼓吹这些论调的人，既有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普通老百姓，也有熟悉中国的学者、专家，还有企图捞取政治资本的政客。俄滨海边疆区前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就是政客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本来就是阴谋家
俄滨海边疆区位于远东地区，与朝鲜和中国接壤，人口近230万。作为俄罗斯的一个边远地区，滨海边疆区在苏联解体后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与其前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密切相关。
纳兹德拉坚科作风强硬，行事独断，经常和俄联邦中央政权唱对台戏。他实行的排华政策以及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更是让他出尽了风头。
纳兹德拉坚科1949年出生于俄远东地区，从远东技术学院毕业后，曾在苏联太平洋舰队服役。他先后在多家工厂工作，1990年成为一家企业的总裁。1991年，在纳兹德拉坚科的积极参与下，滨海边疆区成立了“滨海边疆区企业家股份公司”，当地200多位最有影响的企业老板成为公司股东，42岁的纳兹德拉坚科被推选为总裁。这使他很快在当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逐渐在俄联邦中央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
此时，纳兹德拉坚科盯上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的位置。他多次暗中向俄联邦中央政府打小报告，攻击当时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库兹涅佐夫“中饱私囊”，并“纵容中国人在当地违法经商”。1993年，俄总统叶利钦撤了库兹涅佐夫的职。纳兹德拉坚科得偿所愿，当上了滨海边疆区的行政长官。
曾驱逐数万中国人
纳兹德拉坚科一踏入政坛，就开始了反华表演。上台伊始，他采取排华政策，以前任行政长官对中国人过于宽容、仁慈，导致大量中国非法移民进入俄罗斯为由，对滨海边疆区领导机构和警察系统进行大清洗，还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俄安全部长将远东边防区司令换成了他的亲信。
在纳兹德拉坚科的授意下，滨海边疆区1993年开始实施针对中国人的秘密行动计划，对进入当地的中国人采取严格的签证限制，并驱逐了数万名“没有合法居留证”、在当地经商、工作的中国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纳兹德拉坚科还对在当地经商的中国人实行歧视性政策，只允许中国人在“专区”内经商，而且强迫他们交纳“特种税”。根据纳兹德拉坚科的特别指示，当地警察要“特别照顾”到滨海边疆区旅游的中国人，要求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严格盘查。在纳兹德拉坚科的影响下，与滨海边疆区毗邻的其他一些远东地区，也开始对当地中国人实行歧视性政策。
借领土问题鼓吹“中国威胁”
不仅如此，纳兹德拉坚科还频频在当地媒体上宣扬“中国威胁”，鼓吹“中国在远东地区进行人口扩张”。
根据俄罗斯权威机构调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最多只有40万，但在纳兹德拉坚科的嘴里却变成了数百万。一些俄罗斯媒体据此以讹传讹，还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控制中国移民的数量，要不了10年，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将超过俄罗斯人。这一论调触动了很多俄罗斯人的神经，他们纷纷要求采取措施，限制在俄俄罗斯的中国人的数量。
在对待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上，纳兹德拉坚科强烈反对向中国归还任何领土。
1991年，中苏签订国界东段协定，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的边界问题。当时身为俄人民代表的纳兹德拉坚科并未对这一协议提出任何异议。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表示将继续执行该协定，并推动勘界工作的进行。由于协定涉及的属于中国的两块地方与滨海边疆区接壤，当时已身为区行政长官的纳兹德拉坚科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他批评协定是“卖国协定”，并声称“只要我在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上，滨海边疆区的任何一寸土地过去没有给中国，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叶利钦多次提出批评，但纳兹德拉坚科仍不肯收敛。
为造成既成占领事实，纳兹德拉坚科采取措施，鼓励哥萨克人前往有争议的地区定居。当他得知中俄边界东段勘界工作将于1997年结束后，立即授意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征集反对向中国让步的居民签名。纳兹德拉坚科甚至威胁说，将在滨海边疆区举行公决，由当地人决定是否向中国让步。
后来，叶利钦警告说，中俄划界问题属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地方不得干涉。纳兹德拉坚科这才逐渐软化了立场。
纳兹德拉坚科之所以选择将中国作为攻击目标，很大原因在于想借此转移民众视线。
刚上台时，纳兹德拉坚科承诺将“改善居民生活和经济环境”，但最后都没兑现。从1995年开始，滨海边疆区多次爆发能源危机，老百姓在寒冬里不能取暖，城市拉闸限电；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民怨沸腾。在此情况下，纳兹德拉坚科却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遭到调查。
走进中央 不忘反华
纳兹德拉坚科在滨海边疆区执政5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他在“中国威胁”上大做文章，骗取了当地不少人的信任，1999年再次当选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
2001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开始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纳兹德拉坚科自然成为被整治的对象。2001年1月，大势已去的纳兹德拉坚科以健康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最后获得批准。
但他在联邦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同年2月，他竟摇身一变，从地方到了中央，成为俄渔业委员会主席。其间，他仍然不时将矛头对准中国，比如称“中国船只进入俄罗斯水域非法捕捞，使俄罗斯损失惨重”。
2003年，纳兹德拉坚科又被任命为俄安全委员会副秘书，负责俄生态安全和生物资源的保护。尽管所任职位很少涉及中国事务，但纳兹德拉坚科仍时不时地跳出来，说上几句对中国不恭敬的话。
“黄祸论”的继承人
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之所以会出现纳兹德拉坚科这样的反华人士，是有深刻原因的。
尽管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俄关系史上，中国一直是受侵略、受欺凌的一方，但却时时背负着“威胁俄罗斯”的罪名。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军队远征欧洲大陆，在俄罗斯出现“黄祸”之说。巴枯宁(1814-1876)，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更是开创了“黄祸论”——“中国人占领西伯利亚，还要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畔！”可以说，纳兹德拉坚科的言行就是“黄祸论”的现代版。
俄前些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困窘的物质生活，使许多人产生了焦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有意误导民众，以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视线，“黄祸论”也就成了这些政客为一些俄罗斯人渲泄情绪的最好工具。
中国威胁论者之心理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或人际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国际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国家：在国家社会中，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或家庭。
在人际社会层面，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人人格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最底层的本我，代表人的生物本能欲望，代表快乐原则。二是中间一层的自我，是现实化、社会化的部分本我，它以现实化原则追求满足的最大化。三是最高层的超我，又称理想自我，是社会道德和准则的代表。个人的人格形态往往也会反映在其对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认识上。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实体，似乎也具有个人的某些特征。它既有追求利益的“本我”冲动，也有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有着普世价值和大同理想一类的道德冲动。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又有相当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缺乏有效的管理架构；国际社会又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价值的统一性远不如国家社会充分。国家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天不能言”，需要通过各种代表人物为之发言。而这些议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代言者也展示出自身的心理人格特征。
综观一些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者，似可看出若干的理念特征和人格特征。
第一种情况是所谓“爱国型”人物：他们是“国家本我”的某种代表，以强烈乃至偏执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为其特征。以日本的石原慎太郎为例，作为个人，他是“狂言派”，是“本我”型的人格典型。作为政治人物，他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反华不遗余力。这样的人物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癖，以耸动视听为快乐。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时，这种人往往能蛊惑人心，大展身手，如德国的希特勒。俄罗斯的纳兹德拉坚科也有一些这种特点，以“中国威胁论”来树立自己的“爱国”形象。但石原慎太郎是一种“本我”的主动表现者，纳兹德拉坚科则更多是一种被动表现者，无理由地总担心受威胁，这也是人格偏执的形态之一。
“爱国”是一种对国家，对文化的本体认同，是民族国家形成和存在的精神基础，在当今之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爱国”这一精神形态也有理性导引问题，有合理度问题，否则，过则成灾。历史证明，“爱国”主义如果向狂热、狭隘、排他、偏执的方向发展，会带来人类和国家灾难。
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例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际关系的道德基础，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基础，爱国主义中应包含对他国的尊重和平等态度。
第二种情况是所谓“道德型”人物：他们是特定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有着强烈而偏执的宗教或道德使命感。美国民主党国会领袖、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是这样的典型，她是同性恋权利的捍卫者，妇女权利的鼓吹者。佩洛西的政治风格是强烈的道德观，鲜明的自由派立场，大胆的言行，被共和党称为“疯狂的左派”，在民主党内也被认为是“过于激进”。佩洛西的对华攻击主要集中在人权和政治制度层面上，突出了她的“道德型”特征。
“道德型”人物有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体察，偏执于某一价值观念而将其无限提升。这类人有一种内在的愤世嫉俗情绪，需要有一个外在对象作为骂倒、打倒的目标，作为情绪的渲泄口。这类人物、特别是自命的“道德型”喜欢以抨击他人为确立自我的方式，但往往又没有把握自我的能力，成为伪善的典型。佩洛西入掌美国国会众议院，如依然故我，或许会在政治外交上带来更多的意识形态纷扰，另一个可能是，她从反对派到管理者的身份转变，或会带来自身的某种精神矫正。
第三种情况是所谓“现实政治型”人物。这是一种接近“自我”人格的类型。其理念形态也复杂多样。例如，“寻敌”意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常见理念。中国古人曾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就是当时群雄并起之时的一种辩证国家观。美国有一定的“寻敌”传统，欧洲有“黄祸论”的传统，日本更以“危机感”著称。这些均为当代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某种精神渊源。中国近年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期，带来世界格局的一定变化，西方某些人也从西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定中国将成为现状的挑战者，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威胁”。
综观世界上的种种“中国威胁论”，其背后则是种种的“优越感”：种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国家优越感、文化优越感、制度优越感、道德优越感，等等。当种种优越感被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刺破之时，便生出了种种“中国威胁论”。西方很少有人真切了解中国人在种种“优越感”前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忧愤。
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当时，西方盛行“中国侵略”的说法。一老华侨找到中国代表团，涕泪横流：“我们中国了不起了，也能‘侵略’一下了”。这话说得很不“外交”，但不失为观察“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