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让改革告别密室

作者：笑蜀
当下的中国改革正面临悖论。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创新的天敌。新生事物往往是未知的事物，对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而言，未知的事物往往具有异己性，不可控性和潜在的颠覆性，创新因此往往是危险的，是不被鼓励、不被许可甚至是被明确禁止的。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总是铁板一块，没有缝隙；新的社会元素找不到空间、萌芽状态即遭扼杀就成了难以逃避的铁律。所以，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常常爆发革命，却鲜有成功的改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很明显，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与改革无法兼容。但让人尴尬的是，当下中国的改革主要就依托于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真所谓“与虎谋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如此背景，而欲改革不被异化，岂可得耶！
几十年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将社会从头到脚彻底体制化了，国家力量渗透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胞。改革发轫之初，不存在什么自发力量、体制外力量。改革只能靠体制内的自觉自愿，只能由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主导。但体制内的自觉自愿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遭遇强大挑战，面临生死存亡，体制内改革才会有足够的动力机制。而一旦最初的危机化解，体制内改革的动力就将逐渐丧失，而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道理很简单，真正意义的改革等于自己革自己的命，而只要传统的统治秩序能够如常运转，没有哪个统治者肯没事找事地拿自己开刀。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之所以越来越蜕变为一场游戏，根本原因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解释。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九十年代以来的所谓改革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计划性，改革的全部方案，无一不出自密室，无一不是高踞权力顶端的极少数精英运筹帷幄的产物，公众无从问津。二是行政命令性，改革的全部措施，无不遵循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单向推行。这两个特点，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内在矛盾。改革的对象本来是传统的计划体制，而传统的计划体制是典型的精英体制。它基于这样的政治哲学基础：少数“特殊材料”制成的精英掌握了人类进程的秘诀，必须按照他们的主义、学说、思想、方法来组织人类，改造人类。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完全依赖于他们的人工设计。换言之，社会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志的试验场，芸芸众生不过是受试的小白鼠。这显然把自己摆到了上帝的位置上，构成对自然律的亵渎。一切违背自然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以少数精英的人工设计取代自然演进的传统的计划体制必然归于全面失败。但针对传统的计划体制的所谓改革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跟传统的计划体制几乎完全一样的错误。即便从最理想的角度设想，当事者用心良善，智力超常；作为纯粹人工设计的改革战略，因其往往与天演相背，仍不可免地要迭遭痛挫。朱镕基可谓雄才大略，而且爱国爱民；其改革举措仍漏洞百出，成效更乏善可言；论者多归于传统体制的抵抗，但朱式改革人工痕迹太重，计划色彩太重，与实际的社会生态不合，又何尝不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何况改革领袖如朱镕基那样真正雄才大略、爱国爱民者甚少，朱镕基尚且弑羽，况他人乎！趋利避害是一种普遍人性，大权在握而无有效制约，趋利避害就是必然趋势。改革要计算成本跟收益的。自利本性驱使之下，可以参与改革决策的当权者往往成为改革的收益方而无须付出成本，难于影响改革决策的无权者则往往成为改革成本的承受方而鲜有收益。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蜕变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利益争夺战。中央以省为食，省以市为食，市以县为食，县以乡镇为食。处在官僚金字塔最底层的乡镇食无可食，只好以绝对无权、不具备任何抵抗力的农民为食，乡镇政府与农民矛盾之极端尖锐，其源盖出于此。权大者跟权小者争利，有权者跟无权者争利。依托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所谓改革，必然造就这样无情的食物链机制。基本的社会公正，基本的社会道德，在这样无情的食物链机制的蚕食之下，不可能不体无完肤；共享繁荣的梦想不可能不渐行渐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依托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改革，要么难于启动；要么启动后难以为继而必然归于异化。朱镕基已黯然出局；而如果因循旧路，胡温照样不可能力挽狂澜。改革要成功必须另辟蹊径——走分权之路，走自然演化之路。中国人并非天生愚笨，而是极富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几十年来比较成功的改革实践莫不出自民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只要给中国人的大脑松绑，智慧之泉就会从民间喷薄而出，汹涌澎湃。改革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命力。而绑紧中国人的大脑，绑死中国人的思想的祸首，就是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即告别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主导的改革，不再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地设计改革，推行改革，而是分权于社会，把改革的创制权、复议权、试验权还给社会，让改革从密室走向广阔天地，那么阳光抚照、雨露滋润之下，百花齐放的改革的春天将势不可挡。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