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心灵图画

（一）百年前的中国心灵图画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二）“少年中国”之少年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三）大时代的青年潮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万类霜天竞自由”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地席卷、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