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索尔孟的《经济不说谎》

茉莉
金融危机好像是一个速成学习班，让本人这样不懂经济学的人，也被迫恶补一下经济学知识，以计算自己的钱包与前景，了解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一般经济学书籍比较专业，不太容易读得进去，而法国学者索尔孟这本《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巡礼》却很好读。读者不需要懂得高深的数理模型，就能在作者生动丰富的比较与分析之中，认识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
索尔孟（Guy Sorman）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知识分子的当代传人。十八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试图将人类世界的知识，建构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整体有机的体系与秩序。这几年，索尔孟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了《印度制造》、《美国制造》、《谎言帝国》、《伊斯兰制造》等书，展示了他所具有的现实关怀、渊博的知识和雄厚的学术功力。
·跑遍世界访问经济大师
无论索尔孟怎样学富五车，对于世界经济这个无比复杂的巨大课题，他仍然觉得力有不逮。但这位法国学者的腿比较勤快，为了求索金融海啸发生的原因，他跑遍世界去会见各位经济大师。虽然这些大师有自己的专著可供人参考，但那些著作大都比较深奥，而大师们一般不太擅长直接与公众对话。于是，执着求知的索尔孟就在他的新书里，通俗地传达各位经济大师的观点。
在本书中，和索尔孟讨论经济问题的大师有：法裔产业经济学大师狄候乐谈新经济，土耳其裔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谈“民主与经济发展”,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谈“货币政治化的危害、稳定货币的重要性与IMF的角色”，印度裔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者巴格瓦蒂谈全球化的机会与焦虑，经济成长理论大师罗默谈创新以及美国大学教育的优越性，西班牙裔美籍经济学者萨拉伊马丁谈经济整合与成长，……。
尽管中国有很多豪华酒店，但索尔孟诉苦说，自己想要在中国找到可靠的对话窗口真是难如登天，“因为绝大多数的重要经济学家都替政府工作。所有受到争议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捕入狱就是流亡海外，而且在流亡期间，一个经济学家很快就会因为情势瞬息万变而失去原本的地下连络管道。”最后，索尔孟总算找到了仍在国内的独立经济学家茅于轼。茅于轼热爱追求真相，而且他的年纪已经大到不在乎政治迫害了。
·有趣而独特的观点俯拾皆是
此书就如同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作者娓娓叙说各个国家经济成功或失败的有趣故事。他从一个个经济现象中，找出最佳的模式，表达其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此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索尔孟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成果惨不忍睹的原因，因为那是“用法律强制规定的秩序”，它本身没有任何能够引起改革的诱因。
索尔孟介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贝克创造的“理性行为”理论，被一批新生代经济学家套用在日常生活行为上，他们针对外来移民、罪犯、娼妓、吸毒等社会问题提出了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有人说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亚洲小龙”的起飞，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索尔孟认为更应该感谢贫穷和顺从的农民，说人们端出儒家，只是在一块伪文化土地上冒险。
超级的通货膨胀如何拖垮社会，从而改变政治？索尔孟分析说：“脱序现象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于人民寻求独裁者的救赎：拿破仑、希特勒、毛泽东以及拉丁美洲诸位独裁军事将领，无一不是诞生于超级通膨。”索尔孟还谈到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台湾人大都是离开中国大陆的外来移民，企业主只把台湾当作世界地图上的一块土地，台湾商人常以“转换跑道，甚至变换国籍”来因应经营环境恶化。
最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世界各国就气候问题产生分歧，而索尔孟早就在他的书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经济因素，解释为什么欧洲人会更优先考量自然环境。他说：“自从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便开始崇拜大自然景象。至于美国人，他们和大自然的关系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在美国，所谓的自然景观通常被规划成观光胜地。”而中国人呢？“他们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重生。在中国，改善个人此地此时的生活远比西方人那种对于失乐园的眷恋更为重要。”
·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有无必然关联？
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吊诡的现象是，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政治民主，反而成了中共当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这和西方的历史完全不同。西方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往往比较稳定，人民可以忍受非民主，但工业革命之后，为了反抗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获取自己的利益，人民强烈地要求民主。这种我们觉得奇怪的现象，也正是索尔孟想要追问的问题：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是否有必然关联？
索尔孟引用罗德里克的话说：“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证实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例举的事实有：在皮诺切独裁统治之下的智利，发展远比采取民主制度的邻国快得多；日本曾在专制体制下快速成长；十九世纪末采取帝制的德意志，和采取共和体制的法国以及采取议政体制的英国一样进步迅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专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呢？罗德里克也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许多专制国家让人民陷于悲惨状态，例如北韩与刚果。这样看起来，经济成长率和民主进程似乎是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托盘上各自演变，他们之间到底有无瓜葛呢？
索尔孟的新书分析民主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财富重新分配问题上，民主体制比非民主体制更为平等，而专制的中国尽管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平等地分配财富。又如，民主有助于让相关各方进行协商，令所有的危机更容易克服。一般而言，民主政体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存活，而专制体制却很少能够全身而退。索尔孟总结说：“民主也许无助于经济成长，却能够帮助克服重重障碍；就像是种种不确定性之减压阀一般运作着。”总之，民主对于经济是较为有利的体制。
·“敲诈体制”与“中国模式”
把中国目前的体制称为“敲诈体制”，这是索尔孟与茅于轼先生讨论中国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其根据是，中国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他们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具有亲戚关系或是合作关系，其财产并非辛勤工作得来，而是透过其所占据的战略位置以及敲诈体制而来。茅于轼证明这个体制已经敲诈成性。
这次金融海啸，使英美放任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获得更多的肯定，但索尔孟的经济观仍然倾向于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但和一般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不同，索尔孟对经济大潮中弱势者的命运充满了人道关怀。在《第十五章：中国令我忧心》中，专门有一节谈“受压榨的农民”。
根据在中国的亲眼观察，索尔孟肯定地说：“中国新经济里头的相对输家实际上是农民。”他例举了背井离乡的低薪农民工，被迫卖血维生的河南农民等等，并回顾西方在工业革命时期，压榨劳工的行为曾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因而不那么严酷。但西方的优良传统完全不适合中国。
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索尔孟所采访的茅于轼先生有很精彩的评论。茅先生认为，这些中产阶级并非真正的中产阶级，给他们更贴切的称呼应是“暴发户社群”。茅于轼并告诫西方学者，不要期待这个假中产阶级会去要求进行民主改革。
“中国模式”是当今世界讨论的热点，索尔孟对此也充满了探究的兴趣，他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中国经验是否推翻了科奈的二元分析，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模式？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能够长久存在吗？通过与茅于轼先生的深入探讨，索尔孟得出结论说：“中国经验是暂时的，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短暂时刻，而不是能够替代自由民主的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不能持久的结论，肯定令那些热衷于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智囊精英们不高兴。但这个结论是两位专家以广博的知识经验做底蕴，经过合乎逻辑的思想程序推论出来的，因此很难被人驳倒。好在经济学是一门重视结果的科学，如索尔孟所说，是“不说谎”的学问。索尔孟和他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出来的预测，都将受到现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