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伞兵空降作战

揭秘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伞兵空降作战
摘自：王外马甲 著 《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1944-1949》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舱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舱，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像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算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很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second，twosecond，threesecond，gogo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1945年5月30日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既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形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几个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咱们伞兵坐上飞机就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10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轻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下子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12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14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14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轻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是在凌晨4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就先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像仙灵一般的神秘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领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次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蔡智诚的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儿）。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像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跳伞铃突然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生生地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像个外科大夫。可这小子现在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儿。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平常的时候，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现如今，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就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哪个县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像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才悄悄地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像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本来并不属于第二伞兵队。
早在1945年5月份，突击总队就拟定了一个“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当时有情报显示，驻海南岛的日军航空队正陆续向大陆方向转场，广东的罗定是他们主要的中转途径，并且，这个机场也是日军飞机支援广西战场的重要基地。突击总队因此决定，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亲自率领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
第一伞兵队是陆军突击总队中最先完成科目考核的队伍，他们有机会进行比较充分的针对性训练，担任“首发”任务也就理所当然（所以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广东空降”在“湖南空降”之前）。
但是，战场局势变幻莫测，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的节拍。
就在第一大队紧锣密鼓地实施准备工作的时候，1945年5月下旬，“雪峰山会战”进入了最后的“决胜阶段”。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与日军第20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第74军（施中诚部）、100军（李天霞部）牢固地控制了武冈、新化、安化三个战略支撑点。5月底，从第六战区调来的第18军（胡琏部）自辰溪一线展开反攻。6月5日，从云南赶来的新6军（廖耀湘部）也陆续投入战斗。至此，国军的“五大主力”有三支聚集在湘西，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这时候，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战斗机正在战场上空轮番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而运输机部队却显得十分清闲--他们把新6军从昆明送到湖南芷江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6月6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的司令部在昆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就是帮着杜聿明说情，给伞兵提供装备的那个人）离开昆明，前往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这两位司令是能够支使中国伞兵和美国空军的人物。临行之前，他们要求“陆军突击总队”派遣部分兵力配合雪峰山战场的决战，但具体应该打哪里或者应该怎么打，却没有做明确的指示。
由于第一伞兵队正在准备实施“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前往湘西参战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第二伞兵队来承担了--于是，“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鬼使神差地落到了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的头上。
事实上，到1945年的6月，除第一伞兵队之外的其他伞兵都没有进行过实战演练。但事已至此，必须立刻派遣一支部队投入战场--从某种角度而言，伞兵参战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