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中唯一敢在毛泽东身边打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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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3-25 23: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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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战将韩先楚》 作者:张正隆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哄走的,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5月的黄河,比起夏日的汹涌澎湃,黄铜色的春水就显得缓慢平和,也就多了几分温柔与恬静。地跨黄河两岸的兰州,杨柳发芽,群山吐翠,阳光日见骄好。位于皋兰山下的大院,春燕呢喃,飞来飞去,衔泥做窝,在自然界蓬勃的生机中忙碌着,准备繁衍后代。
韩先楚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与北京的联系中断了。不是电话被拿走了,电话线被掐断了,而是在以往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能给他以安慰,告知他上头信息,为他出谋划策,自然也是他敬仰、知心、亲近的人,都不与他联系了。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那回答不是“首长不在”,就是“首长出去了”,问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那不冷不热、带答不理的声音几乎都是“不知道”。
他知道这回是真的不行了,彻底完蛋了。
就又开始噩梦连连。
他跑啊跑啊,是在大别山里,就是那次带领几个人提前去设营号房子与部队失去联系,又返回去寻找部队,被白军发现了。他们躲进一个山洞里,白军搜山,又放火烧山,到处打枪,喊着:“看见你们了,出来吧!”“谁投降留条命,我们也优待俘虏。”那山洞又黑又大好藏身,却突然变成了个大广场,就像福州的五一广场,几个人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赶紧再跑,跑到一个池塘,立刻跳进去,有的躲进草丛中,有的用片荷叶盖住脑袋。敌人追上来,又喊“看见你们了”,又打枪,子弹打进水里,比炮弹溅起的水柱还高大。设营的都是后勤人员,老的老,小的小,老的能比小的大一辈,都没有战斗经验,就他一个人打过仗,还没有武器。有个孩子样的小兵,小脸都吓白了,韩先楚一再打手势让他沉住气。突然一枪打在那小兵面前,“妈呀”一声叫,敌人围上来,把他们抓住了,一个个五花大绑……
 
类似的故事不断在梦中出现,追他的有白军,有日本鬼子,有鬼子,还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有几次还是江青、。江青挥舞着一支他从未见过的枪,披头散发像个魔鬼。抱着一支像笔一样的枪,据说那是最新式的。而他总是赤手空拳,只有拼命地跑呀跑呀,跑不动了就躲呀藏呀,结果不是被抓住,就是快被抓住时惊醒了。
就从这时起,韩先楚开始枪不离身,直到“”被抓了起来。
与噩梦连连同时频频出现的,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
232团团长韩先楚,率团抢占黄河渡口,渡过黄河,即以两营兵力配合山西游击队围攻石楼县城,又亲率一个营进至石口镇一带,牵制敌人五个团,以配合主力作战。行进间,突然前方枪声大作,见有约一个营的敌人将我军一部压制在路边沟里。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发起攻击,将敌击退。
别说他一生经历的战斗,就是在这次东征中,这场战斗也不值一提的。可当他冲至近前时却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了毛泽东和--原来那是毛泽东和的指挥部。
韩先楚的女婿,军训部参谋李东生,眼见着风声越来越紧,因岳父常来常往,他们这些小字辈也跟着常来常往的几家首长,也没了来往,心里着急,给兰州打电话,怕有人监控也不敢说什么。岳父说你来一趟吧。
 
坐一天一夜火车,刚到兰州,消息就传出去了:韩先楚家去了个“特务”。
岳父确是想让女婿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韩先楚给毛泽东写封信,让李东生带回北京,交给,再由转呈毛泽东。在此之前,先去陈云家说明情况,那信送不送毛泽东,什么时候送,一切由陈云定夺。
就这么几句话,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不知给李东生讲了多少遍。没写满两页纸的一封信,先让他装在军用挎包里,又让他揣在军上衣兜里,末了还是放在了衬衣兜里,并一再拍着他的脑袋:孩子,小心,千万小心,弄不好要掉脑袋呀!
刚一见面,李东生就觉得岳父苍老了许多。原本挺高的额头下,那双眼睛更加凹陷了,眼睛红红的,燃烧着怒火,也透着无奈,甚至绝望。
一楼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墙上挂着兰州战区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地图。临窗一张大书桌,一只木转椅,桌上两台电话,一只笔筒,还有个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塑料充气地球仪。翁婿俩谈到大半夜,其实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谈,而且大都是自言自语。
 
--毛主席被小人包围了,不行了,不行了!
--江青这个坏女人,事情都坏在她身上!毛主席为什么偏偏遇上了这么条到处咬人的大虫呀?
--,你个“鳝鱼眼”,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孩子,我要是被抓起来或是怎么的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好你妈,别让她出事。你们年轻,好好工作,少说多做,为党工作,咱们都是党的人。
--孩子,没事,不怕,不怕,我救过毛主席!我救过毛主席!……
到后来,不管什么话题,说上几句就会没头没脑地强调一句:“我救过毛主席!”
 
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边转边说。“熊猫”烟一支接一支,有的点着也不吸,就那么夹着,烫手了就随手扔在地上。有时也往烟灰缸里按,那手哆嗦着把握不准,就按到桌面玻璃板上。
24年后,北京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李东生大校,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只把烟头按到玻璃板上的手,和说着“我救过毛主席”时那张脸上交织着的绝望和希望之情。
他说:平时我们吸烟掉地上点烟灰,他都要用目光把你逼去拿拖把。他从来说话不多,那天晚上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我没结婚就听说他多谋善断,决心果断,打仗勇敢,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眉头都不皱一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呀!
下半夜两点多了,韩先楚说你去睡吧,又摸摸那封信:你可要揣好呀,人命关天哪!
也不知什么时候,李东生翻来覆去刚迷糊着,又被韩先楚摇晃醒了:不行!不行!把信给我,不能留下字据,别把你装里了,要杀头的呀!
翻出那封信,又说:孩子,你回去就用嘴说,问陈云怎么办,问陈云怎么办……他去厕所把那封信烧掉了。李东生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就醒了,见韩先楚还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那眼睛更红了,但那神态已经平静了,跟过去差不多了。
 
韩先楚道:你回去好好工作,照样工作,什么不用管,就当没这回事。李东生不解:那……韩先楚轻轻吐出口烟:该死该活屌朝上,爱怎么的就怎么的,随它去。
又像是自言自语: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司令调动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沈阳吧。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就会打仗。这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好像原司令陈锡联是个“大老细”似的。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他说那是南大门呀?其实,能坐镇福州、面对台澎金马的人,东西南北哪个大门不能守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他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事不过三,他已经两次说“不”了,再不遵命就不是好同志了。
半年前,毛泽东曾对他说“你不动”的,为什么又要动他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区司令就不仅是拥兵一方,而是集一方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这是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却是由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种必然的后果。大权在握,又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换个地方,人地生疏,又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好像就放心了。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会产生一些弊端的。只是各路诸侯又有哪个会拥兵自重反对毛泽东呀?到福州后,谈到“七二○”事件时,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要下来了。
韩先楚倒是觉得毛泽东是在为身后考虑的。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可调动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他不想离开福州,是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那个台湾。
在福州16年,除了这几年,他的时间、精力基本都用在琢磨那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了。他来福州是干什么的?他有几套方案,1961年曾跟林彪讲过,那时还不大成形,林彪挺感兴趣。打海南岛只能立足当时装备,这台湾就不行,党和国家必须好好过日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空军、海军建设。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夜长梦多,不能拖。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久拖不决就可能难以解决,起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越来越大?文打武斗,他都认为应该在他们这代人手里解决,而他应该是指挥登岛作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眼下“最大的政治”仍然是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能向中央、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算是不想离开福州的理由吗?
9号文件一下来,他就明白了。先说“你不动”,稳住你,再突然调开你。你在福州经营16年,“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调开你,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能揭开砸烂吗?他不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心思,但他敢说肯定有人就是这么谋划算计的。
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对他是关怀的、爱护的、宽容的、谅解的。
1960年“反右倾”,福建把他反成那个模样,到头来却由省委常委进了书记处。毛泽东当然不一定了解这个,可后来让他当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还能不知道吗?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在庐山出事后,唯有他和黄克诚去看了彭老总,这事毛泽东还能不清楚吗?
 
“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召见他和时,对他说:“我就是批准了你的那个《公告》嘛,有人就说我右倾”,“我说你那个《公告》发得好”,“你也是受害的一个”。《公告》是你同意转发的,如今又说它好,那当时怎么说变就变了?
批陈整风时,因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带头写了“表态信”,毛泽东让他这个也写了“表态信”的人,和李德生去南京做的工作,曾两次对他讲到“路线出感情”,挺亲切的,就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没说的,他忠于毛泽东,这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可提到“路线”,他肯定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一条路线。那么,二者之间,毛泽东站在哪一边,是哪条“路线”?如今,中央9号文件明明白白是要取他的政治首级,这又是什么“路线”?
就在李东生来兰州当“特务”时,李先念和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李先念这位红安老乡,瞅准机会,抓紧时间,讲了几句9号文件和韩先楚的情况: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韩先楚也像李先念这样干过几次。像毛泽东讲“路线出感情”那次,见老人家挺高兴的,他就说:肖华跟主席几十年了,不会反对你的,是不是把他解放出来?毛泽东听了,就转过脸去望着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肖华的事情我讲过两三次了,怎么还没办哪?
江青、张春桥这帮人,肯定背着毛泽东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他韩先楚也是恨之入骨。中央下发9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9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没看到是可能的,可江青竟敢擅发中央文件吗?又不是大清帝国那时候,打个电话,不是举手之劳吗?
 
但他始终相信毛泽东对他是有感情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哄走的,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当时他很感动,却不明白毛泽东对他何以如此宽宏大量。9号文件后就想,是不是还记着他东征时“救驾有功”呢?
八大司令调动前那次谈话,毛泽东还提过这码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事实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几十个人被压在路边沟里,当时确是挺危急的。而这时候,韩先楚已把这码事忘脑后去了。
他交给李东生,后来又被他烧掉了的那封信,开门见山,讲的就是这事。
行将灭顶的他,那一刻认为唯一可以乞灵的救命稻草,就是那次“救驾有功”了。
 
主席:
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负责同志调动时我见过主席,至今又有一年多没见到您,心里非常想念。我因患肾结石于去年十月底做开刀手术后,经几个月的休养,现在三○一医院做了手术后的全面复查,身体已基本好了,五月上旬前我即回兰州。我想在回去前见一见您老人家,汇报一下我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主席工作很忙,若一时抽不出时间,我想在看望主席后,同东兴同志、王海蓉同志谈一谈,再由他们向您老人家汇报。
上述请主席指示。
祝主席健康长寿!
韩先楚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与北京的几条热线重新开通了,这回好像又要大难不死了,那9号文件却依然刀光闪闪悬在头上,危机四伏。
去年5月30日夜里,韩先楚觉得右肾一阵阵疼痛,愈痛愈烈,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先找来医生,又送去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需动手术。夫人刘芷立即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去北京手术治疗。按理,这种病别说中央委员、大区正职,就是副职去京治疗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可眼下就是个事儿了。先是麻烦,说要请示,也不知请示了什么人,答复是:缺什么药北京给送,需要什么医生北京给派,就在兰州治疗。
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你:就在那黄土高坡上老实待着吧,什么意思你自己寻思吧。
毛泽东去世那天晚上,他正在京西宾馆酣睡。秘书接到电话,匆匆进来推醒他,他坐在床上愣了一阵子,长叹一声,说声“快走”,立即去了301医院。
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去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的吧?
现在,人还没抓呢,人道主义已经所剩无几了。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这个不争气的肾也跟着凑热闹。也好,就让这肉体的痛苦将那心灵的苦难抵消、忘却一下吧。
就又想起皮定钧的那句话:“我们好像成了路边的破草鞋,谁都能踢两脚。”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4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想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累、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他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专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自李东生来兰州的那个不眠之夜后,他就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写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