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名邦”的来历 余姚文化网

“文献名邦”的来历
 
诸 焕 灿
 
余姚有古舜遗风，历来称之为“文献名邦”，美誉传扬天下。
余姚早自明代起，就有“文献名邦”之美称。按字书，“文献名邦”之字义为：“文”指文章典籍、图书文物资料；“献”指多闻多识、熟悉掌故、学问渊博的贤人、文人学士；名，指声名远扬；“邦”原指诸侯封国，后来借指地方。“文献名邦”即指余姚是一个文物典章丰富，贤人学者历代辈出的地区。有“文献名邦”佳称的地方并不多，全国仅得有五：孔子的故里曲阜；孟子的故里邹县；明清时期特多会元和状元的苏州；宋绍圣年间曾冒称文献名邦的云南大理府；再一就是有古舜遗风的余姚。
余姚一地自古以来即以地灵人杰著称于世。早在东汉后期，就有“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之美誉，而余姚历来为会稽之属邑。汉代著名学人朱育曾问著名经学家、余姚人虞翻：“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虞翻回答说：余姚“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堵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踪，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上述问答很可以说明余姚自古以来人文业绩之辉煌。其中尤以高风亮节之严子陵，为世人之高标。至北宋时，范仲淹在《送谢廷评知余姚》诗中亦说到：“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至明代，更是“姚江人物甲天下”(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四)。其中更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王阳明，实为世人之先觉者。由明入清，胜国宾师朱舜水、名邦遗献黄梨洲，为后人之标秀。由此可知，余姚自古以来，就是名人联袂、精英辈出之地，历代英杰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丰硕成果，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故此称得上是真正的“文献名邦”。
余姚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建县以来，历代名人辈出。《嘉靖余姚县志》说：“余姚代称多才，遭际选举者多矣。”以致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赞誉。明代文学家绍兴的张岱曾说：“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在众多的历代名人之中，学者占有较大的比例，有着较多的思想家、历史学家，这是余姚的一大特色。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录远古至清末全国名人四万人左右，其中收录有世居余姚的一百九十二人。加上寓居、定居余姚的三十七人，合计达二百二十九人。这些收录的姚籍名人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都有传记。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大思想家》，其中收录余姚人两位(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历朝科举是看一个地方文风兴盛的标准。科举(秀才、举人、进士)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唯一的进身入仕之途，每三年一考的进士考试，录取名额的多少标志着该地区的荣誉，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层次。
余姚考中进士的人数，宋代以前因资料缺乏，不计在内，共有六百十二人，其中南宋一百二十五人(含唐代一人)、元代五人、明代三百八十七人(按《续文献通考·登科总目》载，明代共有进士二万四千八百十二人，姚籍人占1.6%)、清代九十五人。
另有武进士明代四十四人、清代十九人，共六十三人。
进士中，余姚人有五人考中状元：宋庆元二年的莫子纯，宋景定三年的方山京，明成化十一年的谢迁(后官至大学士)，成化十七年的王华(王阳明之父)，嘉靖十四年的韩应龙。尤其是嘉靖十四年一科，全国共录取进士三百二十五名，余姚一县就考取十七人，更有头名状元（韩应龙）、二名榜眼(孙陞)。(明代共有状元八十九名，浙江省得二十名，余姚得三名)
仅明代，余姚人中因学问渊博，名震朝野，被皇帝下诏特徵或举荐的有一百零八人次(其中有赵撝谦被特徵两次)。
明代官至大学士(阁老)的有三人：武英殿大学士谢迁、武英殿大学士吕本、文渊阁大学士孙如游。
在这众多的余姚历代名人中，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军事家、医药学家。其中影响深远的即是四大先贤：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梨洲。而成就最大的应属王阳明。
余姚境内现存古代文物遗存与名胜一千余处，比较完整的尚有二百三十处，其中有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四处(河姆渡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省级文保单位四处(五桂楼、鲻山遗址、中天阁、胜归山胡公岩摩崖石刻)，市级文保单位三十八处(共四十六处)。丰富的文物古迹，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的富贵财富。
早在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就把余姚称之为“东南最名邑”。人文浓厚，为祖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看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品位，主要看这一地区出了多少文化名人，在名人之中又有多少精英人物，也就是能够影响、左右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界、社会领域的杰出人物，以及反映这些人物思想的著作。对余姚来说，学者名人代代联袂不绝，历来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佳誉。众多的先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珍宝，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去研究，去继承。
余姚县“文献名邦”始称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前期。明代成化年间有位担任大学士的余姚人谢迁，民间称之为谢阁老，人称明代三贤相之一，在他的著作《归田稿》中有一篇《赠邑宰丘君以义被召之京序》，文中写到：“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而莅兹土者往往有畏难之色，岂文献足徵之邦顾不若荒野鄙陋之地之易治乎？”(见《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归田稿卷二》)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弘治八年(1495)入阁，至嘉靖七年以少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卒后赠太傅，赐文正。《序文》中的“丘君”为丘养浩，正德十六年(1521)任余姚知县，为人才识闲敏，遇事执义不移，经考绩优异，擢为监察御史。此序文即为谢阁老为送丘养浩离姚进京时所写。从谢迁文中所写“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来看，余姚被称之为“文献名邦”必然早于谢迁写此序文前。由此证明在谢迁生活的明代前期，余姚已久有“文献名邦”之美称了。
既然有了“文献名邦”之佳称，当然得制匾额悬挂。仰望“文献名邦”，可激励后人见贤思齐之心。先贤遗泽，被于姚江流域，其功诚伟哉！早先几次写匾额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也无遗匾留存。最后三次写匾情况略有所传：
清顺治六年(1649)，知县胥庭清到任，为光耀古姚风泽，特制巨匾一块，悬挂于县衙后厅，并出示告谕四方，有能题写“文献名邦”者，不惜重赏。一日，有一老翁潜入县衙后厅，提笔挥毫，立书“文献名邦”四大字。胥庭清一见大喜，立赏白银百两。然而这位老翁拒绝领受赏银，拂然离去。后经人指认，原来这位老翁名叫史鸿(1573—1652)，号冲寰，七十七岁，家住姚城西北隅的太守房。擅书法，独宗王右军《黄庭经》，然不为世人所知，书名不显。于是，胥知县当即亲诣太守房史鸿家，而史鸿反匿而不见。胥知县只好留题“学古”两字，旌扬史门。
时至清同治年间，时值多年战火之后，史鸿所书原匾已残破不全，无法重摹。即由姚城名儒黄炳垕等学人礼请翁庆龙重书“文献名邦”匾额，悬挂县衙头门。翁庆龙原名琳，字巳兰，住北城东门外，出生于书香门第，文学世家。翁庆龙幼随父居京师，后工于书法，学宋四家，于黄庭坚书致力尤深。他的书艺纵横跌宕，驰骋自喜，英俊之气，跃然纸上，被著名书家何凌汉所赏识。翁庆龙又与张之洞为知心好友。翁庆龙为人梗直，恬静淡泊，一生不得志。到晚年，穷居上海，日以卖字为生，以诗酒打发日子。每每醉后作书，挥洒淋漓，得者往往珍藏不忍弃。
至抗日战争前夕，县府头门进行修建，由原宫殿式改建成中西结合式。当时，原晚清举人张星枢提议由他女婿阮伯康(绍兴人)重书“文献名邦”匾额，结果遭到府前路小学校长张蓬仙等人的反对，说：“余姚的字匾为何要叫外地人来写，难道余姚就无人了吗？”众人认为张蓬仙说得有理，但慑于张星枢的威势，难置可否，善书者也不敢出来握笔。当此尴尬情景之下，张蓬仙就只得挺身自荐，说：“别人不敢出来写，那就只好由张某人来代写了。”张蓬仙当即写下“文献名邦”四字，然后制成巨匾，悬挂在新县衙头门的里面(即朝北面)，而将翁庆龙所书的原匾挂在大门的正面。
时过境迁，历史流逝。待抗战结束，张蓬仙的题匾竟不知去向，现在留存的仍是翁庆龙的书迹。
时至1995年，某些不懂历史文化的地方掌权官员，只顾卖地皮捞钱，不肯倾听市民及众多政府官员的呼声，把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县衙遗址、一座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秘图山出卖给了房地产商，肆意将市政府搬离县衙原址，将富有特色的老县衙头门也随之拆除，把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旧县衙给毁没了，建成为“长发商厦”，后人只能为之哀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