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典范——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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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这首《自题写真》，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他在生前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但在身后，贬低他的却也不乏其人。哲宗绍圣年间，御史周轶首论“温公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徽宗时，他甚至与三百零九名朝臣被列入“元祐奸党”，这是为大宋鞠躬尽瘁了一生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今人提及，往往只知道三件事，一是“砸缸”，二是他反对变法，三是他编写了《资治通鉴》。头一件事使得他妇孺皆知，后一件事使得他与并称史学界的“两司马”而永垂青史。惟独反对变法这件事，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争议。
然而，在今天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作为守旧派的被定性为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实，无论是提倡变法的还是反对变法的，都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富国强兵。只不过的着眼点是“开源”而的着眼点是“节流”。若说是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难道代表的竟是农民阶级的利益？过于武断的结论，使得政治上的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脸谱化了。对于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不过，能引起争议的也仅是政治上而已。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步入仕途之时，建国近百年的北宋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他秉性刚直，甚至敢于触犯龙颜，冒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比如说英宗得以被立为皇储，就多亏了的仗义执言。
仁宗一生无子，晚年又多病，可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关键时刻，是年轻的挺身而出，连续上书请仁宗及早立嗣。仁宗终为其忠心所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继位后，就要为自己的生身父亲濮王赵允让追加帝号。认为按礼法，濮王只应被称为皇伯，而主政的等人却支持英宗。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这件事史称“濮议之争”，是从政以来第一次卷入政争的旋涡。现在来看，这件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的以理行事和坚持原则，可见一斑。
神宗病逝后，在洛阳隐居十五年的应之召回到汴梁，一路上百姓争挽其辔头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入宫时，卫士皆以手加额曰：“此真我司马相公也！”去拜访当朝宰相，附近百姓争相前来，有的甚至爬上树和房子，以至于将树枝和房上的瓦都踩坏了。宰相家人欲劝阻，众人却说：“吾等非欲望汝家主人，所欲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
这些描写，虽然可能不无夸张，但在百姓中的极高声望确实是无人能及的。遗憾的是，为了一部《资治通鉴》，十五年的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此时的，如同一个耄耋老人，耳聋眼花，头发花白，牙齿几乎全部掉光，走路都得别人搀扶才行。
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主政之后的一改其老成持重的稳健作风，在一年里将所有新法一股脑地全部废除！尽管这里有他对新法中某些与民争利的条款深刻认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他欲一吐十五年怨气的私心杂念。正是在这个私心的支配下，无意中为北宋王朝选好了第一个掘墓人。
认为“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欲以差役法替代。、则认为募役法有可取之处，不应废除。时知开封府的却闻风而动，上奏表曰：“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大喜，说：“朝臣人人若元长（字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然而，日后将大宋二百年铁桶江山弄得支离破碎，将徽、钦二宗送上北狩囚车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
历史证明，熟读历史的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
不听劝阻提拔，不仅给北宋王朝，也给自己留下了无穷后患。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已经窃取宰辅大权的露出反噬嘴脸，不仅将列为“元祐奸党”之首，而且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当时有一个叫安民的石匠，被征召刻石碑，他却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也，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俱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闻言大怒，要治他的罪，安民万般无奈，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刻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公道自在人心！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秋九月，一代“朝臣典范”油尽灯枯，终年六十八岁。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太皇太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作为一个史学家，是成功的，他苦心孤诣数十年，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不过，在不多的任职中央的时间里，他却先后卷入“濮议之争”、“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的政争之中，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的一意孤行，更是他政治上最大的败笔。
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被时人传为美谈。
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都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典地葬妻”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独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言之谆谆。按史载云，司马康“途之人观其容止，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
在封建时代，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后人也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在思想道德上树立的楷模，严谨负责的治学精神和正直朴实的人格魅力，时至今日都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