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下一步改革应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搜狐财经

李曙光：下一步改革应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3月04日15:01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遭遇重重困难，在各个领域，体制垄断都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阻碍，如何才能破除体制垄断的束缚，为深入市场化扫清障碍？3月4日，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改革的下一步”召开，数位经济学家就此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现场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
这几年我们非常关注市场化在中国的命运，也非常关注中国改革的方向，实际以前我也说过，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是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坏的市场经济阶段，就是没有法制的市场经济，第二个，混乱的市场经济阶段，就是多头博弈的阶段，第三个，法制的市场经济阶段。目前我个人认为进入了混乱的市场经济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这非常值得研究。中国特色究竟是怎样的特色？我觉得是存在超强的国有巨人。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摄影:唐怡民)
首先表现在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国家“长子”，所谓共和国“长子”国企这样一个层面，这个说法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把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主体叫成共和国“长子”、共和国“次子”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问题的，本身就不是市场化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么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使得我们目前市场经济当中出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性障碍：
第一个，政策资源越来越向国企倾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国有企业对于国有的资源、对于整个国家的资源，包括我们很多新产生的资源都是垄断性的，这种垄断可以说越来越强。国家新增的很多投入也都流向了这些国有的企业，我们在金融危机当中，本来金融危机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机会，但是恰恰因为国有的这样一个特色，使得国企在金融危机当中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对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以及对于市场化进程的一种阻碍。
第二个，我们一直讲中国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下一步如何来分享改革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分配正义、分配公平，实际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超人面前是很难做到的，包括新的政策选择的取向，比如4万亿，比如我们很多带有国有经济使命的部门，另外我们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分红的，或者分红在很小的领域里面，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是沉淀在国有企业自身，甚至很多转化为福利或者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个，制度的执行力。我觉得从2003年以来，在市场化的立法方面，有非常大的进展，立了很多重要的法律，像《物权法》、《国有资产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等等，我觉得立了非常多的划清政府、市场、企业三者边界的法律。但是我们今天反过头来看，回过头来看，这些法律80%以上实施得很不好，很多法律执行不下去，是在我们超强的巨人的北影下面实施不下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当然在这个背景下以社会稳定或者产业安全来替代已经市场化的法制，实际上很多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执法，对我有利的我就实施，对我不利的就不理睬你，其中实施最有利的是恶法，而不是良法，旧有的“拆迁条例”的实施就是典型的个案。
正因为三个方面的特点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出现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非常大的阻力，也是迈向法制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接下来的改革我个人认为，实际要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推进：
第一个，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一点，要围绕以政府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当中的角色，围绕这个中心要进行改革。政府退出市场我估计是很难的，但是政府和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划分清楚，我觉得下一阶段还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以政府改革，特别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角色，划清权力边界，以这个改革作为核心。
第二个，一定要把我们已经立的那些不错的市场经济良法加快实施，真正有效的实施。有效的实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要建立推进这些法律实施的机构，同时要有评估的跟踪的措施，比如说《物权法》，《物权法》出台之后有多少重大的案例？对《物权法》的实施有利还是无利？对它的立法宗旨是否实现了？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评估。《破产法》，我们本来认为市场经济《破产法》出台以后破产经济会很多，结果从07年6月1日《破产法》出台以后，破产案件直线下降，09年只有2900多件，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们08年有70多万家企业退出市场，但这些企业退出市场都是用行政的方式，而不是用破产的方式退出市场，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我觉得这跟我们没有一个跟踪来推进《破产法》实施这样的机构是非常有关系的，要有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跟踪推进它的实施，人大的监督也要落实。像《物权法》对于市场私权的保护应该在什么地位，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要改善信用管理。实际现在市场经济很大的问题都是信用的问题，无论在政府信用、在中介信用、在司法体系信用、个人信用，社会作为职业共同体，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等等这些信用，实际在现在市场大潮上面，我认为都有如何来建立一个有效信用管理制度的问题。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要开放、要透明，如果说没有一个透明度的话，信用的改善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要改变改革成果分配的方式，让分配正义真正落实，真正的以民意作为我们下一步改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