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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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林主席”惹祸 语录歌与李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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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家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20世纪 60年代的“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就可以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文革中一家八口演唱语录歌的情形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惹祸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李劫夫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李劫夫判断失误，站错了队，写下了“紧跟林主席”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语录歌：文革时代的流行曲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咸歌。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歌唱演员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伴奏，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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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劫夫（1913—1976），中国作曲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家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的许多叙事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和《忘不了》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
李劫夫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20世纪 60年代的“语录歌”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为“文革”政治工具。冷静地将“语录歌”和政治内容剥离开来，就可以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文革中一家八口演唱语录歌的情形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惹祸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李劫夫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李劫夫判断失误，站错了队，写下了“紧跟林主席”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语录歌：文革时代的流行曲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咸歌。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歌唱演员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伴奏，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毛主席语录歌的谱成及其广泛的传播，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可喜的成果。”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