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青年危机

熊万胜：第三次青年危机
当代的年轻人在物质上空前地丰富，却在精神上空前地萎靡，在发展机会上空前地逼仄，我们可以把年轻人所处的这种困厄局面称为青年危机。
一个社会里总会存在种种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往往体现为特定人群的问题。越是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就越是会体现为社会中坚人群的问题。青年群体虽然称不上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中坚，但可以说是次中坚力量，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及其严重性的折射。
在农业社会里，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青年危机，比如，人多地少导致的生存困难会表现为年轻人的谋生困难，以及男多女少给男性年轻人带来的婚姻困难。我们以前的历史叙事里总是把这种青年问题混杂在阶级问题里不加区分，忽视了历史的丰富性。这里也没有必要深究过去曾发生过的所有青年危机，只是把视界划在1840年以来，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背景里看待我们过去和现在遇到过的青年危机。
一、第一和第二次青年危机
第一次青年危机发生于上世纪初。
其背景是，整个国家被迫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打压。这个工业化进程是一开始是国家主导的，也就是洋务运动，但是很快遇到了人才不足的问题，所以先后启动了各种官办科技教育、留学教育以及民办教育。真正的改变是1903年设立的癸卯学制，更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年轻人乃至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巨变。可问题是，这种新的知识结构要对接的却是依然老旧的社会结构。年轻人接受了新式的西化的教育，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这些新青年的就业困难与老式青年窝在老家里的无所事事有一种本质的差别。老式青年的知识结构是非专业化的，地方化的，他们进可以出仕，退可以成为地方头面。可这些新青年的知识结构更为专业化，要求社会系统的分化和全面转型，帮助他们实现更为社会化的就业。新青年不仅必然在城市求学，而且期待在城市就业。因此，老式青年的无所事事是一个局部的或者地方社会系统的问题，而新青年的就业困难却直接地就是一种全局的问题。就业的社会化成为当时的一个新问题。而且，新式的教育体系使得进入较高等级教育体系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加，社会系统进化的迟滞却消化不了这么多的新式人才。就业的期待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现实和心理落差，这个落差可以称为“社会化就业的受阻”。
青年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就业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上的问题。一代新人在接受了新式的西化的价值观念后，却仍然要按照老旧的规范去生活，着实是让人很郁闷的。
就业困难和精神郁闷构成了一种全新和巨大的社会张力，助推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第一次在我国形成了一种由于一种全球化和工业化所导致的青年危机。随后大批的青年加入了教育部门、新扩建的政府衙门，新型上层建筑加速消耗了本来就很少的社会剩余，反过来又激化了社会矛盾，革命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于是大批的青年又成为军人。经济领域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快就成为政治问题。
第二次青年危机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八十年代。
建国后的工业化是国家全面主导型的，为之推动了教育的大发展，培养出大批的知识青年。与此同时，在市场开拓方面走向了闭关锁国，巨大生产力需要的海外市场没有得到开发。本以为通过人民公社化启动的巨大内需也没有启动起来。工业化进程一启动就受阻于市场的不足。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导致了城市经济的滑坡，城市创造新增就业的能力大大衰减。可新增的升学和就业人口不断增加，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又使得原来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过程也终止了，进了城的人就不愿意退回乡村，又在城市生儿育女，升学与就业压力不断积累。即使当时的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也不过是延迟了就业问题。社会化就业的受阻再次发生，青年危机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次的青年危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第二阶段是知青返城。
面对难以化解的升学和就业压力，国家不得不有意识地把城市青年推向农村，终于在1968年全面发动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升学和就业问题推向农村，这也只能化解一时之急。农村自身的人口也在急剧增加，也要获得劳动机会，也要生存。而且，要指望农村帮助扩大内需，就必须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这本身就意味着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结果，农村劳动力的过剩也是必然趋势。只不过这种过剩在农村不表现为青年危机，而是表现为较普遍的窝工行为。在种种困厄之中，农民发起了包产到户制度，这种制度后来演变成类似于佃种制度的包干到户，这成为市场化的开端。
知识青年中总有人在积极地争取和创造回城机会。到了70年代，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知青抗争，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城。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返城的知识青年人数最终多达1700万，几近当时城市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曾经被推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再次成为燃眉之急。在解决安置问题时，一开始都倾向于安排在国营和事业单位，但又导致了这些部门人浮于事的问题。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发展个体经济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这实际上也就给城市计划经济捅了一个窟窿，本来大包干和由此必然引发的市场化只是发生在农村，城市依然是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和核心地带，现在这个核心地带也被迫开始松动。
这一次的青年危机不仅仅助推了经济市场化的转型，由理想而困惑再到清醒的知识青年们，还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反思和批判，助推了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说第一次青年危机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第二次青年危机就助推了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二、第三次青年危机
就业困难和精神郁闷是青年危机的通用关键词。第三次青年危机也不例外，而且深具时代特色。
在全面转入市场化进程后，并没有出现社会的混乱，政治摆脱了改革初期的动荡，经济上创出了中国奇迹，这给了决策者和人民以极大的信心，于是开始加速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启动的全面扩招使得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每年不足百万迅速发展到超过600万。这不仅是意味着更多的青年成为大学生，而且意味着使得更多本来准备在社会体系的边缘中就业的青年，现在要期待进入更为中心的位置就业，要求更高的工资、福利和地位。以前的新青年或者知青很少是上过大学的，更遑论研究生教育，可是今天的青年危机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包括研究生的安身立命出现了困难。他们支付了更高而且极高的教育成本，习惯于更高水准的城市生活，期待工作后得到至少与做学生时差不多的生活来源，尽管他们的期望值是毫不过分的，却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承受能力构成了巨大挑战。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并且产业结构也能如期待的那样不断升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高的位置，那么，这样的扩招是一种先见之明。可是，我们在GDP和财政收入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升级却受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上游国家的强力打压。社会化就业的通道再次受阻。比如我们一致认为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带头学科，生工产业也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产业，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事实，但这更像是美国的事实，而不是中国的事实，在中国，生工专业的学生就业很困难。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的极度困难，另一方面却是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与广大乡村的人力不足。这种反差的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失算。
这种反差的背后不仅有国家的失算，还有国家的失误。更能创造就业的部门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地方和乡村的活力是如何衰退的？私营部门是如何萎缩和官僚化的？集权和垄断实际上正在断送一代年轻人的前途。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需要实现的就业比之老青年更为社会化，那么，当代青年的就业更加不可能通过一种乡土的或者地方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一种全局性的进步来解决。实际上，新一代年轻人不仅在故里失去了根基，而且正在关系网络里失去依凭，他们获得他人帮助的能力远不如前辈。形象地讲，是关系的纽带变细了，变弱了。
当前处于危机的青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80后”或“90后”。当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人，很少有姐妹兄弟。当他们还没有上学时，被家人当成宠物，肆意索取安慰和欢乐，很少关心他（她）的人格成长和基本教养，这使他们养成了很多让后来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不欣赏的特点，通俗地讲，就是不太懂事，不会做人。这实际上使得他们很难得到他人真心的帮助，更多的时候，只能期待被人利用。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更高阶段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几乎彻底剥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教育就是生产高分。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变成了巨型企业，一个年级动辄十几个班，一个班动辄60人以上，学生在校领导和老师眼里的地位无可避免地下降了。为了防止出问题，下课后不能随意走动，更不能自由进出校门。学生之间的人格化交往被集权化的时间控制和人身控制严重地削弱了。尽管升学率提高了，但学习却没有变得自由和快乐。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阶段，却发现这里的师生关系还不如高中阶段，很少有老师能叫出全班学生的姓名。最熟悉的老师一定是辅导员而不可能是任何一位一线教学老师。老师们都忙于搞钱。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格化联系空前地淡漠了。在高考以前，学校管得太严，在高考以后，老师放得太松。而且，这一代人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熟悉各种各样的现代信息技术。这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应该被用来和同学一起打球、玩牌、喝酒、胡扯，应该用来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可惜他们太忙了。如果缺乏关于学校、老师和共同经历的美好记忆，他们毕业后聚会时的共同话题必定就减少了。这段最宝贵的青春，在物质上更昂贵了，却在精神上大大地贬值了，结果，一份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被注水了。
即使80后、90后能够找到工作，并且月薪超过当地平均工资一倍，要想买一套房子来成家，也是极为困难的，纵然可以立业，却很难成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窘局。而且，他们还是税负和收入比最高的群体。这种危机对于女生尤为深重。聪明、勤奋、付出极大努力拿到学位，却难以过上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这不只是女生自己的问题，而是未来中国家庭的问题，是下一代的母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民族的问题。
三、走出危机？
第一次的青年危机的解除是一种全国战争的方式来转移的，第二次的青年危机才称得上是被有序地化解的。重读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依然很受启发。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上提出的手段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片面重视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倾向，要发展更为有利于就业的产业。在当时，是要多发展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那么在今天，既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必须进一步放低创业门槛。目前的网络严控，客观上是不利于新手创业的，而是迫使大学毕业生依附于既有的权力和资本，维护后者的垄断地位。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困难，其瓶颈究竟在哪里？这是需要国家拿出决心和办法解决的。随着国家的现代化，社会系统中风险的增加，创业的门槛可能必然要提高，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提高的太快也不行。
第二类是放权，当时是一方面向基层放权，发展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向私人放权，允许发展个体经济。这个做法对于今天尤有启发。今天，经济领域里的集权行动力度太大。行政垄断发生在所有重要行业里，而且这种垄断从政府垄断演变成中央政府垄断。地方政府被逼入卖地为生的困境中，社会的活力能不受到影响吗？今天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困难。这与前一方面也大有关系。比如，中储粮集团在国家最低收购价和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对很多粮食主产区的粮源形成了垄断格局，这对于个体私营的粮食加工企业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我们要建立统一大市场，也确实要加强经济领域里的管理，但是否一定就只能通过行政垄断，特别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垄断来解决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岂不是太弱智？
第三类是减少城市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当时是提出了要固化户籍制度的要求，严控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今天没有必要固化户籍制度，在城市户籍不值钱的地方无所谓固化不固化；在城市户籍值钱的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极其固化。问题是，我们的大学扩招政策必须转变成适当缩招的政策。或者如果不在形式上缩招，也要减少高等教育文凭的发放量，把重心切实放到改善教育质量上来，提高文凭的含金量，真正让那些耗尽家财的读书人学有所值。这也必须是以放活高校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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