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前我们需要更高的理性与智慧_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1:49:01
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冲击最小，经济恢复最快，所谓“一枝独秀”，这让国人着实很自豪。所以现在许多人最乐于讲的是中国优势，特别是体制优势。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豪。因为尽管美国等国家经济确实出了严重问题，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出现的并不是和我们同一个阶段、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无法简单地相互比较。
的确，我们之所以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在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应对，政府具有对经济的较强控制力，国家具有较强公共投资能力，国有金融机构具有稳定性等等，这些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而不至于聚集在城市造成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在复杂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房地产价格的保护等等，这些对于降低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都起到了某些作用。因此中国这次抵御金融危机的机制非常复杂，其中毫无疑问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某些优越性，但是还有一些因素长久看来并不见得先进和优越，而是要改革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次却起到了某些正面的作用。
对世界上的问题用“好”和“坏”两个字来评判最简单，但是最简单的判断往往问题最大，许多历史的偏颇都是因此而导致的，国家的问题尤其如此。特别是某些成功之后简单的陶醉和过度的激情，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当然中国人的这种激情和陶醉更多是来自于社会上，中央高层实际是颇为理性的，无论从财政政策的适度调整，对飙升的房地产价格的“遏制”，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坚持，还是在国际上对“中美共同领导世界”的“G2”提法的不认同，都说明中央高层始终能够站在中国大局、世界全局上系统、全面地看待和把握问题。那么我们的各级领导以及学术界是否也能如此呢？恐怕这样的理性多一些对于国家发展、经济健康才是有益的。不被人家“捧晕”，也不被自己“忽悠”，不去以得意的目光看别国问题如何严重，而是真正正视、深入研究、积极解决自身的问题，至少在心态上是健康的。
30多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改革真正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因为30多年改革主要是放开了许多不该管的东西：把本不该管在生产队里的农民放到了一家一户，把本不该管的价格放给了企业，把本不该限制的外资放进了中国，把本不该禁止的投资放入了股票市场。但是与此同时该彻底改革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改或者没有改到位。例如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需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行业的过度垄断，导致竞争的不平等，事实上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也加重了居民生活成本；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如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之间的复杂纠结，导致本来就人口众多、土地紧缺的许多城市房地产价格畸形上涨，不仅大大加重了居民负担，而且也在为将来经济发展积累不利因素；在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上，还存在许多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例如地方政府过度地热衷上项目，办事审批环节过多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扩大，以及土地管理、城市管理、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需要系统的思维和清晰的战略，而且必须真正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狭隘限制，实现经济社会整体的优化。否则，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很难充分做到的。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矛盾是混合型的，而且处于胶着状态，有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尽管办法当时是有效的，但是可能会引起新的问题，例如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某些方式可能会加剧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等。我们这样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很容易交织到一起，因此既要重视传统的经济问题如结构失衡、商品过剩、通货膨胀，又要重视虚拟经济导致的过度泡沫等新问题，防止将来新旧经济危机因素的双重积聚。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理性和处理问题的智慧。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豪。因为尽管美国等国家经济确实出了严重问题，但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出现的并不是和我们同一个阶段、同一个层次的问题，无法简单地相互比较。
的确，我们之所以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在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应对，政府具有对经济的较强控制力，国家具有较强公共投资能力，国有金融机构具有稳定性等等，这些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而不至于聚集在城市造成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在复杂的利益机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房地产价格的保护等等，这些对于降低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都起到了某些作用。因此中国这次抵御金融危机的机制非常复杂，其中毫无疑问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某些优越性，但是还有一些因素长久看来并不见得先进和优越，而是要改革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次却起到了某些正面的作用。
对世界上的问题用“好”和“坏”两个字来评判最简单，但是最简单的判断往往问题最大，许多历史的偏颇都是因此而导致的，国家的问题尤其如此。特别是某些成功之后简单的陶醉和过度的激情，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当然中国人的这种激情和陶醉更多是来自于社会上，中央高层实际是颇为理性的，无论从财政政策的适度调整，对飙升的房地产价格的“遏制”，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坚持，还是在国际上对“中美共同领导世界”的“G2”提法的不认同，都说明中央高层始终能够站在中国大局、世界全局上系统、全面地看待和把握问题。那么我们的各级领导以及学术界是否也能如此呢？恐怕这样的理性多一些对于国家发展、经济健康才是有益的。不被人家“捧晕”，也不被自己“忽悠”，不去以得意的目光看别国问题如何严重，而是真正正视、深入研究、积极解决自身的问题，至少在心态上是健康的。
30多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改革真正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因为30多年改革主要是放开了许多不该管的东西：把本不该管在生产队里的农民放到了一家一户，把本不该管的价格放给了企业，把本不该限制的外资放进了中国，把本不该禁止的投资放入了股票市场。但是与此同时该彻底改革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改或者没有改到位。例如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需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行业的过度垄断，导致竞争的不平等，事实上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也加重了居民生活成本；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如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之间的复杂纠结，导致本来就人口众多、土地紧缺的许多城市房地产价格畸形上涨，不仅大大加重了居民负担，而且也在为将来经济发展积累不利因素；在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上，还存在许多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例如地方政府过度地热衷上项目，办事审批环节过多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扩大，以及土地管理、城市管理、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需要系统的思维和清晰的战略，而且必须真正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狭隘限制，实现经济社会整体的优化。否则，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很难充分做到的。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矛盾是混合型的，而且处于胶着状态，有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尽管办法当时是有效的，但是可能会引起新的问题，例如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某些方式可能会加剧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等。我们这样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很容易交织到一起，因此既要重视传统的经济问题如结构失衡、商品过剩、通货膨胀，又要重视虚拟经济导致的过度泡沫等新问题，防止将来新旧经济危机因素的双重积聚。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理性和处理问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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