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过程

背景资料：1992年以来的收入分配变化
１９９２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一方面加快了对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另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比重不断攀升，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城镇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在１９９８年首次超过公有制单位，此后仍不断攀升。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决定性作用，技能、专业知识和供求关系导致了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制订和管理的各个产业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要素参与分配比重增加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最终确定了积极发展私营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此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呈现出加速的势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也逐渐发挥着基本作用。特别是１９９７年开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抓大放小”以后，民营经济在从业人员和企业数量上都超过了国有和集体单位，使得国民收入由按劳分配为主转向按要素分配为主。
◆非正当收入呈现增长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始终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既包括经济体制由过去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转轨，也包括工业化带来的由落后的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还包括与上述两个转型同时发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转型。这种剧烈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导致在新旧体制衔接方面出现漏洞和暂时无法界定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同时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领域，从而为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产生合法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环境和温床。而这些非正当收入，在１９９２年以后，随着市场的放开和法治不健全，迅速蔓延。
◆政府“二次分配”作用的弱化
１９９２年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国家补贴或统包制度，取消了国家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来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改变了过去“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不合理体制，同时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转制和实行“减员增效”，使得相当数量的职工下岗或失业。
◆乡村财富流向城市
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比，１９９２年以后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财富流向城市，出现了由农副产品为主的产品“剪刀差”流动转变为以人力、土地、资本为主的资源流动。即使在２００６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城市就完全停止了从农民那里“取”。“取”还有其他的形式：（１）其他税费，如乡镇企业的税费；（２）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差额），更何况还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３）资源方面的土地低价转让；（４）金融方面的存大于贷。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１９８８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４１，１９９０年为０．３４３，１９９５年为０．３８９，１９９９年为０．３９７，２０００年为０．４１７。其中，２０００年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０．４的警戒线。
●收入分配变化的历史启示
这段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近几年我国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由于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下降，就引起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普通工人（包括农民工）收入低并且长期收入增长缓慢，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出口（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从长期看，却是不宜持久。
结语：现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基础、要素决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经济体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府必然会发挥作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怎样在推进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又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这１５年的历史证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政府行为不当的结果，例如不能有效遏止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能有效制止因国有资源、环境监管不力造成的房地产、煤炭等资源性行业的暴利等，不能有效遏止企业的偷漏税行为等。从最近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看，我国已进入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关系的新阶段。扩大国内需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成为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则可成为扩大内需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手段。（内容节选自中国经济时报 《1992年以来收入分配变化刍议》 作者：武力 温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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