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 - 《百年潮》

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
□ 程中原《百年潮》2006年第02期
胡乔木的名字是同毛泽东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毛泽东在1976年9月逝世,照常理,胡、毛关系到这时也就终结了,而我的讲演题目,把他们关系的下限定在1981年,延伸了5年。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实际上,对伟大历史人物的“论定”很不容易,“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两个凡是”,也有全盘否定。直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最终“论定”。而胡乔木是这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人。所以,讲胡、毛关系,要讲到1981年才比较完整。
胡、毛关系前后持续了40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1941年2月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到1949年进城。这是从学徒到助手到开始独当一面工作的阶段。
二、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在毛泽东领导下,一方面独当一面,主管新闻工作;一方面参加文件起草。这是开始发挥党内第一支笔作用的时期。
三、20世纪60年代前期。胡乔木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是诗友时期。1961年夏,胡乔木因病休养,1964—1965年间,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主要是诗词创作和修改。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胡乔木受到冲击,因毛泽东要去看他而受到一定“保护”。从1967年夏至1974年,处于他自己所说的“冷藏”状态。1975年毛泽东起用胡乔木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胡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在年底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靠边”。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可分为“受冲击”、“冷藏”、“复出”和“再受批判”四小段。
五、1977年至1981年5年,可称之为“历史评价时期”。
下面,按照这五个阶段来讲一讲胡乔木和毛泽东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 十载沐春风
胡乔木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的。
对于胡乔木来说,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的最初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再至独当一面工作的时期。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这样的导师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在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从而成为著名的中共理论家、“党内第一支笔”。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晚年由衷地说,他的进步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分不开。对于毛泽东来说,胡乔木这个“学徒”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了得心应手的助手。毛泽东有这样一个管用的助手,真是如虎添翼。不仅大大有助于他领导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整个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大致有三段:一是准备和参加延安整风;二是抗战胜利后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三是1947年4月中旬起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4月到达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毛泽东要他独当一面,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0世纪40年代,胡乔木的工作和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胡乔木从1941年6月起就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到1946年11月他写的社论收到《胡乔木文集》里的就有56篇。不少社论被传诵一时。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新华社播发他写的社论、评论、评论性新闻三四十篇。这很不容易,既要有积累,又要有才气。毛泽东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对胡乔木起草的文稿,毛泽东也没有少花力气。胡乔木的许多手稿上留有毛泽东悉心修改的笔迹。在迎接新中国诞生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名篇,如:1949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六篇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通称“六评白皮书”—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这些评论针对这份白皮书而发),可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杰作。
另一个方面是中共党史研究。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参与了六项重要活动。(1)编“党书”。先参加《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接着又参加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毛泽东的赞许。(2)1941年9月至10月,胡乔木列席了总结、检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列席了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4)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学习、检查。(5)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6)列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有这些,既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又对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作出了贡献。
胡乔木非常珍视毛泽东对他的十年教诲,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他在1965年七一前夕作《七一抒情》(七律四首),第一首回顾这段经历:
如此江山如此人,
千年不遇我逢辰。
挥将日月长明笔,
写就雷霆不朽文。
指顾崎岖成坦道,
笑谈荆棘等浮云。
旌旗猎猎春风暖,
万目环球看大军。
本诗大意为:这样辽阔、壮丽的国家,这样先进、优越的政权,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这样意气风发的人民,真是幸运啊,我同千年不遇的良辰美景相逢。[毛泽东]挥舞他那像太阳、月亮一般光芒四射的大笔,写就了雷霆般震撼世界的不朽文章。在他的指点、察看下,崎岖小路都成了平坦大道;在他的谈笑中,那些丛生的荆棘跟天上飘过的浮云一般[意为“荆棘”——艰难险阻——都如同随风飘散的轻云一样]。旌旗在和暖的春风中猎猎作响地飘扬,全世界亿万人民的目光都看着我们中华民族这支奋发图强的队伍。
1982年,胡乔木在七十诞辰时又作七律《有思》,第二首的开头四句回顾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抒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情怀:
少年投笔依长剑,
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
心头光映案前灯。
本诗大意为:少年时代我就放弃了学业,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在文韬武略两方面我都没有成就,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革命取得了成功。想当年,在人民军队主帅的司令部里,接收各路人马从远处传来的军情报告,向他们发出战斗的命令和讨伐敌人的檄文。常常陪伴领袖工作到夜深人静,桌上的灯与心里的光[胜利的希望之光]交相辉映。
胡乔木赞颂毛泽东“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应该说,“写就”这使“崎岖成坦途”、使“众志成(城)”的“雷霆不朽文”的,也有胡乔木的一份辛劳在内。
20世纪50年代:红墙亲风雨
毛泽东对胡乔木这个人才是很欣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这两大舆论工具,交给胡乔木掌管。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引人瞩目。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庆祝“七一”的报告,用胡乔木名义发表完全是出于毛泽东的安排。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阶段,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换了一副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比较好地结合起来。
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主要表现在:
1949年,胡乔木是《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同毛泽东一起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搞了几个月。
1956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1956年中,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1956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和毛泽东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做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辞:乔木固执。
1959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泽东作出的决断,还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1961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主席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要公布的1959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内疚、自责,加上委屈、苦恼,再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
20世纪60年代前期:鱼雁传诗情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重,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1964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10月14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1964年10月中旬起的十来天里写了十三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乔木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说毛泽东对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11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泽东与胡乔木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1964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益发高涨起来。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1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泽东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1965年9月29日)和《红旗》杂志(10月1日出版)登了出来。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如果说1965年元旦发表的《词十六首》以现代中国史诗的雄浑和时事讽刺诗的辛辣博得赞誉,那么,《诗词二十六首》则以动人心弦的时代颂歌和发人深思的人生探究吸引读者。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发表的这种规格,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激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在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在作文和做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关系真可说是珠联璧合。
“文化大革命”时期:岁寒得关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乔木受到冲击。周恩来采取过保护措施,揪斗有所缓和。但不久胡乔木被公开点出,又成了被批判的一个重点。由于毛泽东的关顾,挨斗的命运才得以解脱。那是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毛泽东上天安门途经胡宅,令停车要去看望,因敲错了门而未如愿。第二天又安排专程前往,又遭江青吵闹阻拦而未成行。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得悉主席没有忘记他这个秘书,欣慰地说:我心领了。毛泽东这样惦念胡乔木,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不便采取过激行动。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关顾,从此,胡乔木免除了被揪斗之苦。
但是,江青、陈伯达等没有放过胡乔木。从1967年12月6日起,胡乔木即被正式列入“中专一办周扬专案组”,从此被长期审查。江青等控制的专案组甚至无中生有地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还给他加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所幸毛泽东没有忘记胡乔木。1971年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一次谈话时,称赞胡乔木“这个人有点知识”。此后,毛泽东又过问胡乔木的事,但江青等人以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来搪塞。直到1974年秋,在落实政策、大批解放干部的时候,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当年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此举借用京剧行话,称为“亮相”:昭示世人,此人已经获得“解放”。
邓小平1975年初主持国务院工作,胡乔木担任邓小平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一方面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方面协助邓小平进行各方面的整顿。
胡乔木动手,很快就把毛泽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和进一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性文件《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整理了出来。毛泽东对胡乔木的工作是满意的。同时,胡乔木带领政治研究室,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在此期间,不少得到毛泽东直接干预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如电影《创业》公开放映,举行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支持姚雪垠《李自成》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批示编辑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写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著名批语,等等,都是由胡乔木将有关书信或材料,或经邓小平转呈、或由胡乔木直送毛泽东而促成的。江青一伙因此对胡乔木深恶痛绝。在后来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研室被诬蔑为“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胡乔木参与或指导起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做“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于是胡乔木再一次“靠边”。
历史转折时期:青史判爱憎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冬)为标志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为前奏,从1977年批评“两个凡是”开始,到1981年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中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关键。无论是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潮的束缚,还是遏制全盘否定的右的思潮的泛滥,胡乔木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三年多时间里,胡乔木做了许多工作。详情不再赘述。这里只说一说在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写好《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的过程中,胡乔木发挥的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有三点:
一、提出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决不能把他的错误列入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这一“区别”,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据他的秘书回忆,胡乔木想出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非常兴奋,要秘书立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打电话告诉组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另一位负责人邓力群。
二、实事求是地评论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胡乔木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几经推敲,胡乔木改定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明确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又区分了他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本质不同。《历史决议》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分阶段作了分析、评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正确的思想、理论和重大的功劳,对“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进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外工作打开新的局面等,也作了肯定。
三、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概括。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具体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胡乔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论述精辟、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作出概括。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称赞《历史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自由化。通过科学评价,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和地位,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得起他的恩师毛泽东,无愧于“中共第一支笔”的称号。
胡乔木在1982年6月七十诞辰时写的七律《有思》中,也用四句诗写建国后同毛泽东的关系和内心的感慨:
红墙有幸亲风雨,
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
一川星影听潮生。
本诗大意为:在红墙内中南海里面,得到春风的吹拂春雨的滋润,我真是三生有幸。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是非功过,到此刻才作出历史的结论,何其迟也!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已经如烟雾般模糊消散,更多的如火焰般闪烁在眼前!去世的人留在记忆里,仿佛一天星影映在河水里,并引起心潮的激荡。在胡乔木的心中,毛泽东始终是一颗最耀眼的星!
在作出《历史决议》以后,继续深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胡乔木的主要工作。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同美国记者白修德、索尔兹伯里分别进行过重要谈话(1983年5月14日,1987年11月5日)。1989年春,胡乔木赴美国访问,作了关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关于在1958年至1978年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学术讲演。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他又抱病写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12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
1990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胡乔木,决定着手写对毛泽东的回忆。他要超越一般回忆录的程式,“想另选一个题目,就是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主席怎样在四十年代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写出来后,下一步,“可以往五十年代延伸”。这不仅出于他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深情,而且是由于他对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极端重要性的理念。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过,通过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努力,《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部书终于在1994年9月出版。唐朝大诗人杜甫在送别朋友时用“九重泉路尽交期”(九重,天上,有九重天之说;泉路,地下,谓死后走上黄泉路)来描述友情的深厚。在九天之上的毛泽东和胡乔木,看到这部书的出版,当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吧!
最后,我想套用英国丘吉尔首相对斯大林的评论来评论毛泽东,作为我这次讲演的结束语。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诞辰之际,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他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自己还不会造一辆汽车,而他走的时候,中国不仅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已经能够准确地回收人造卫星,跨进了太空俱乐部的大门。今天的中国,更把神州六号载人飞船送上了太空。
(本文系作者2005年10月1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术讲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