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位当事人亲历细节披露中美关系破冰过程11—新闻中心—人民网·天津视窗

13位当事人亲历细节披露中美关系破冰过程
2009-1-7 13:22:00     简要内容：更多精彩文章详见本期目录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