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劝旧妻改嫁 林彪未婚妻苦等一生

来源：人民网
贺龙是在家乡闹革命时间最长，且经历了几次旧式婚姻变故的元帅。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除了在家做农活外，常跟随父亲到四乡帮人家做裁缝。年岁稍大时，又跟随亲友在湘鄂川黔边境做点贩运茶叶、药材和其他土特产的小生意。这种到处奔波的生活，不仅使贺龙熟悉了湘鄂川黔边境的风俗人情、山河城镇，更主要的是使他了解了民间疾苦，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
1910年春，贺龙奉父母之命，与贫农的女儿徐月姑结婚，并生下女儿贺金莲。
1920年，贺龙与土家族姑娘向元姑结婚。贺姓家族因贺龙与前妻结婚多年未能生儿子，按照当地习俗，为贺龙举行了“丧婚”，借以告慰先灵。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拜了天地。
1925年5月18日，贺龙回到分别了五年之久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祭奠祖先，看望亲族故友。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当时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贺龙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人，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贺龙眷属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胡琴仙，还有女儿贺金莲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胡琴仙化名王琳，贺金莲化名王金莲，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她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到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病逝于狱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姓埋名，流落上海。后来，她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文革”中，有人企图利用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对周恩来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于是，贺龙一行于1928年2月28日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不久，他在洪家关举义，创建红四军，开辟了湘鄂西武装。
1929年9月，贺龙与军部军政训练班教员、共产党员蹇先任结婚。
1933年，国民党对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实行惨无人道的“围剿”，并扬言要“刨土三尺，斩草除根”。敌人不但抄了贺龙的家，还烧了他家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贺龙的姐姐贺香姑（即贺英）、贺五妹和堂弟贺锦斋，在与敌人的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了，他的妹妹贺满姑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
贺龙有位堂嫂，叫陈桂英。贺龙小时吃过她的奶，长到四五岁时，也常去她家吃饭。这位堂嫂的儿子贺桂如，后来跟随贺龙参加了红军，当过团长，1929年在桑植樟耳坪战斗中不幸牺牲。贺龙一直惦念着这位堂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便托人带话问候陈桂英。这位堂嫂为此给贺龙寄来了一张照片。贺龙看了，感慨良多，亲笔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外甥（妹妹贺满姑的儿子）向楚才带回故乡。信是这样写的：
“桂英姐：你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相片，你确实老了，你这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靠辛勤劳动过日子，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但是他的血没有白流，换取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你是很光荣的。我已写信给桑植县政府证明你是烈属。兹逢楚才回家之便，特函致复，并寄上我的照片一张，仅缺大女儿捷生一人，给你留念。贺龙，1951年2月12日。”
1934年11月，贺龙率部重新打回湘西。1935年11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湘西，实行战略转移。这是贺龙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生前，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文革”时期，贺龙一再交代儿女要将自己的骨灰安置在故乡。2007年3月22日，是贺龙元帅诞辰日，贺龙元帅的夫人及全家护送其骨灰回故乡，安置在风景秀丽的天子山贺龙公园。
罗荣桓临走时寄信劝旧妻改嫁
罗荣桓，1902年11月生，湖南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人。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写得一手好字。罗国理不到2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罗国理继承父业，做了一名童蒙塾师。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后，他这个穷教书匠入不敷出，只得弃教经商。他借了三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草药。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不久，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他还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祖先罗异山。罗荣桓两三岁的时候，罗国理举家迁至异山享祠居住。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几代都是长工。罗氏的家谱上称誉她“外柔内刚”、“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亲性格的影响。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罗荣桓在兄弟间排行第五。
封建的社会、家庭生活，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喜欢从书籍中寻求乐趣。
1919年夏，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12月，罗荣桓因学校罢课还乡时，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父母做五十大寿。罗荣桓看到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艾令同庆”（古人称50岁为艾）的寿匾，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直到此时，有一件事他还被蒙在鼓里。原来，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为罗荣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比罗荣桓大两岁，名叫颜月娥。罗荣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就要同家庭决裂。刚刚17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他想继续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他认为，为罗荣桓娶了媳妇，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罗荣桓不同意父亲的安排，不愿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因此，他同父亲、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
1926年夏，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未被录取的罗荣桓，于11月间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
1927年4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好友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使罗荣桓怦然心动。4月14日，他动身去了武汉。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1927年7月初，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一本《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1949年开国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当年，罗荣桓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二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十分关心在自己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1949年11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维城一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父亲罗国理经营。1929年罗国理去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1937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1949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们的一些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所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
1950年1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罗荣桓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后来，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三人成了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罗荣桓又让夫人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30元交给罗玉英，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至于罗晏清，孩子们进学校后，在北京还住了一段时间。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时间一长，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便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接触一些实际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1956年与1957年之交，罗荣桓到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并顺便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1963年12月16日，年仅61岁的罗荣桓元帅因病与世长辞。
林彪感慨未曾谋面而苦等的妻子
翻开林家大湾保存的《林氏宗谱》，林彪的名字后面写着三位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静宜，过去有些资料认为她姓王，是搞错了；列在第二位的是刘新民，也就是张梅；列在第三位的是叶群。
汪静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晚一天出生，与林彪订婚后，按林家的提议才改名汪静宜的。汪静宜的父亲汪友诚与林彪的父亲林明卿是最好的朋友。一次，汪友诚到8公里外的林彪家做客，见林彪与自己的女儿一样大，就向林彪的父亲提出两家结亲。林父在经常的走动中也见过汪静宜，觉得她不仅长相漂亮而且人品也不错，就满口答应下来。随后按当地风俗，林家在1914年农历正月初四办了两桌订婚酒席，当时的林彪只有7岁。
1925年7月，林彪从武汉共进中学毕业回家小住数日，一天他的婶娘贾氏问林彪：“汪家姑娘可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啊！你今年都已经18岁啦！怎么不把她娶回家来呢？”林彪从订婚起就常听人们夸她的“媳妇”漂亮，但从没有见过面。经婶娘的说服，林彪回家就向父母提出在年底把汪女娶回家。他的母亲陈氏听后十分高兴，他的父亲随手翻开老皇历仔细查找一番后，认为年底结婚不吉利，加上他们家经营的布厂又十分不景气，此事也就没有再提起了。
1925年10月，林育南、林育英动员林彪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林彪经过上海的初试后，又去广州参加复试，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后，他与家里的联系就中断了。此间，汪友诚多次去林家打听林彪的下落，因为按当地的习俗女儿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如果林彪不回来的话，他的女儿就要一辈子守活寡。林家人也很着急。
1926年底，林明卿收到儿子林彪的来信，知道林彪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正在武汉休整，就立即把信拿到汪友诚家。林明卿又与妻子陈氏商量，决定谎称陈氏病危把林彪骗回家来。与此同时，林、汪两家开始积极为林彪筹备婚礼，并向亲友发出了结婚的请柬，许多亲友提前便把礼品送了过来。
农历腊月二十八，一身戎装的林彪回到家来。当得知让他尽快结婚的消息时，受到新思想洗礼的林彪当场就向父母提出拒绝这门亲事的请求。林父听后对林彪大骂道：“这哪有退婚的道理！”自幼就怕父亲的林彪只有默不做声了。
按照当地习惯，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都要由男方做好送来。第二天，按父亲的吩咐，林彪就带着礼品和一件红绸嫁衣来到汪友诚家。汪友诚问起林彪结婚的具体时间，林彪却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此次请假只有四天，不可能急急地办完婚事，并恳请汪家谅解。汪友诚沉默了许久后，说：“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出于这种关系，我才肯把女儿许配给你，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千万别误了静宜的青春啊！”林彪当场果断地说：“等北伐胜利后，我会迅速地回来完婚的。”看着林彪诚恳的面孔，汪家人一个个都放心了。
大革命失败后，林彪就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每逢过年过节林父总会派大儿子林庆佛代林彪去汪家看看，两家人都十分着急。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林彪才与父亲通了信。知道儿子的下落后，林父就立即给林彪写信让他派人把汪静宜接到延安去结婚。为了逃避这门婚事，林彪就匆忙与刘新民结了婚，并把两个人的照片邮给了林父，林父收到信后向汪家说明了缘由。汪家人气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
痴情的汪静宜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林彪身上。虽然她知道林彪已先后与刘新民、叶群结婚的消息，很伤心，但她还在等待着，并把她全部女性的爱倾注给了她的一个侄子。
1949年后，汪家家道中落。汪友诚死后，汪家生活变得异常贫困。冬天里为了抵御寒冷，汪家母女三人只好躲在被窝里，以节省早餐，有时断粮长达几天。林彪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就差长子林庆佛去汪家送钱送粮，汪静宜当面给予回绝。最后还是汪母出来打圆场，才算把钱及粮食留下来。看见汪静宜很是可怜，林父就写信给在北京的林彪，劝他把汪接到北京去，安排点事做。后来林父又写信给叶群，叶群认为汪静宜不识字，又是一个乡下小脚女人，就提议让汪做她家的保姆，并派两名工作人员去湖北乡下接汪进京。
汪静宜一听说是进京做叶群的保姆，十分生气地对来人说：“叶群凭什么让我做保姆？我与她应该是平等的。”随后，林父又找到黄冈县民政局，请求给汪静宜以生活上的帮助，汪又果断地回绝了民政局送来的钱粮。人民公社成立后，汪静宜不会种田，又是一个小脚女人，就被安排在公社孤儿院里看孩子。
1954年夏，林彪回故乡时，村支书早就听村子里的老人谈起林彪逃婚的事，而且又见过汪氏几次。所以，当林彪问起“她怎么样”时，村支书马上就明白是指谁。
“您是说汪家奶奶吧，她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可家里已没什么人了，现在她自己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
听了村支书的话，林彪沉默良久。
村支书又小心翼翼地说：“是不是叫她来见您？”
林彪木然地摇头，说：“不必了。”随即让秘书拿出了3000元钱，让村支书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如果她问谁给的钱，就说是党给的吧！”
听说林彪还建议她尽快嫁个人家，汪静宜却说：“烈女不嫁二夫。”1963年秋，她撒手人寰，临终时说：“我这辈子真是命苦啊！”当时，人们在料理她的后事时，发现她枕头下藏着林彪送给她的那件红绸嫁衣及林彪送给她的那一叠厚厚的钱。林家人知道此事后，无不震惊。在修家谱时，林家人同情汪静宜一生的遭遇，便在林彪的名字下写下了她的名字，并注了一个“聘”字，指的是没有过门的意思。
在北京的林彪知道此事后，惊叹道：“世上竟有这种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