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我的心路历程wc021005_shayexi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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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
沙叶新
同学们好，本来由张雁老师主持这个报告会，按程序，先由她在我开讲之前把我介绍一番。其实主持很浪费资源，还要陪著报告人在台上傻坐著，众目睽睽；即便听得不耐烦了，还非要做认真听讲状；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劳主持了。于是我在没有主持、没有欢迎的情况下就独自登台了，既是主持又是主讲吧！在报告会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被主持会议的人介绍，全都是客气话，无非是说来者非等闲之辈，多大的头衔，多好的学问，怎么个了不得，和致悼词一样，无非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听了怕。
(主持人张雁老师坐在台下问道：不用介绍了？) (
不用了，自我介绍吧。我姓沙，叫沙叶新（笑声，鼓掌）。先说两句不是客气的客气话，一是祝贺东南大学100年校庆，（鼓掌）第二呢，也是真心话，感谢学校安排现在的时间，安排这儿的地点，让同学各位，让这么多年轻的同学们，跟我这个准老头儿见面（笑声、鼓掌）。
有三个地方请我，有三种情况请我，我是不敢不去的。
第一个嘛，是我母校请我，不敢不去。我是南京第五中学毕业的（笑声、鼓掌）。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以后呢，又在上海戏剧学院当研究生。这三个都是我的母校。人不能忘其母，不能忘其本。母校请我，不敢不去。
第二个呢，我是伊斯兰，是穆斯林，是回族，他们请我，乃我族类；他们请我参加的活动，只要不是恐怖活动，我都参加（笑声、鼓掌）。
第三个呢，我生在南京，南京是我的根，南京请我来，我不敢不来（鼓掌）。所以南京的东南大学请我，我就来了。
给大家说什么呢？贵校办公室主任陆挺老师事前与我联系，我说就说说知识分子吧。可又一想知识分子这话题太沉重，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莘莘学子，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辛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况且校庆是大喜之日，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跟喜庆气氛不合；就如人家结婚，你来报丧，多扫兴！所以我对陆挺老师说，我是写戏的，就说说怎么看戏、欣赏戏吧。讲题嘛，就叫《一派戏言》。可刚才在路上，我又想，如今舞台上已经没什么戏好看了，倒是社会大舞台上的戏越演越精彩，煞是好看，所以我担心我的一派戏言说到后来会走题，成了一派胡言。
到底讲什么呢？我很犹豫。陪我坐车来的张雁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她建议我说说我是怎么成才的，怎么成为作家的，这个话题同学们肯定感兴趣。我说好。但是已经准备的内容又难以放弃，临阵换帅，兵家之大忌，索性又讲戏剧，又讲知识分子，又讲怎么成才的，所以临时想了个题目，叫《精神与使命--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个题目有点吓人，冠冕堂皇。我要说的可能不一定切题，也许真的是一派戏言，一派胡言，但只要不是一派谎言就行。文不对题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怕的是说谎！我将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向诸位说说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准备讲一个小时，留一个小时跟同学们交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也是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地回答。回答不了的，我就请问在座的老师（笑声）。
我刚才说了，我姓沙，叫沙叶新。今天吃饭的时候说到我的名字，张雁老师说看到一篇文章，说人家不叫我沙叶新，叫我"少十斤"。什么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叶新"三个字的右半边（笑声、鼓掌）。所以我这个人没多少份量的（笑声）。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个一个人就只有二十斤。右边"少十斤"，那左边呢？就不好意思说了，叫"亲三口"（笑声、鼓掌）。那么我这个人，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一是没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至。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我生在南京一个回族的家庭。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们都属于劳动人民吧！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这在当时绝大多数是瓦房是旧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显眼。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是入党的发展对象，与时俱进了。
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他还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们做子女的要爱心，要有孝心。这是很传统的很基本的道德伦理方面家庭教育。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艰苦奋斗，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我的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家里开炒货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瓜子、花生米。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落花生、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我是来者不拒、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好多现代文学的名著我都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家炒货店里阅读的，所以我现在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笑声），大概这也是儿时记忆的一种延续。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非常调皮，是那种没有坏心的调皮。不欺侮人，不捣蛋。比如和几个小孩比赛。比赛什么呢？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4个光头男孩把脖子伸在屋檐哗啦哗啦的水柱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英雄。但现在很少做这种游戏了（笑声）。
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姓江，不是美女姜，是扬州大街上贴的那条大标语"江淮之水恩泽于民"的"江"。他叫江浩，叫我到黑板前写我的名字。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我居然只会写"沙"和"新"，连"业"字都写错了。那时我名字用的是事业的"业"，不是"树叶"的"叶"，当时是繁体字。我怎么写的呢？我写的是"事业"的"业"的繁体字的头，"树叶"的"叶"的繁体字的中间和下面，虽然很有创意，可根本没这个字啊。
到了初中我也不是好学生，爱玩。那时的南京，现在的金陵饭店后面是一个摊贩市场，里面有很多测字的，唱戏的，说相声的，卖旧书的，有点类似北京的天桥。那个地方是我接受大众文化、市井文化的最好场所。我很爱看测字。一个中国字给测字先生分解、重组，拼拼凑凑，居然可以重新组合好多新的字，还能测出很多意思来。我感到神奇。这也促使我对中国文字的兴趣。
初中毕业前，在我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么事？我生了"脑膜炎"（笑声）！那年夏日的某个夜晚，一个素不相识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以后我在"文革"中受到打击，我总会想到这个迫害过我的蚊子。我父母没什么文化，孩子生病不重视，头痛，发烧，不就是伤风感冒嘛，谁没个头痛脑热的？可我当时已经头颈僵直，非常危险了。幸亏我姐姐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有医学常识。她说："不要是脑膜炎噢！"马上送到鼓楼医院，一查，果然是。又赶忙送到儿童传染病医院，就在玄武湖对面的一条路上。送去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可坐的是救护车（笑声）。觉得很威风，所有车子都给我让路，使我有种不可阻挡的感觉，哗（笑声）！如今看到首长车子出巡，要封锁交通，行人回避，所有车辆都要绕道行行驶，我总会想起我生脑膜炎坐救护车时的壮观情景，坐在里面的感觉是种诱人的权势感；不可阻挡，其实是不受监督呀！
我在儿童传染病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总算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那时我想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才活了13年少年就已经濒临过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家人不好探视；想家了，就写信。没信纸，护士就给我一些纸。我翻过来一看，哇，是死亡登记表（笑声），真的好恐惧啊（笑声）！上面登记的是某某几岁，是男是女，何时住院，几月几号，死于什么病。那么多儿童和少年都死了，我想我会不会也是将来的其中之一呢？当时就觉得生命很脆弱。在此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年轻，来日方长，还有无穷无尽的未来，而这时候才想到有些人再年轻，来日也不是很长。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想：我如果就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我还没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有个护士很好，她和我姐姐认识，对我很照顾，她还送了我一本书，《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童话诗，普希金的。我跟她说："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读书。"这场大病至少让我模模糊糊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过上一生。这场病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让我突然长大了。当年生脑炎的百分之九十九都要死，救活率只有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九十八，虽然活了，也有后遗征，要么是偏瘫，要么是傻子（笑声）……
好像我还不太傻（笑声），没有什么后遗征，只是长期以来头疼。后来我通过冷水浴、打篮球、打乒乓，按摩，自我按摩，不是异性按摩（笑声、鼓掌），通过坚忍不拔的体育锻炼，使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好，至少我自我感觉身体很好。如今还每天坚持跑步，洗冷水澡。不是夏天，是冬天洗冷水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不是后福，我是后悟，后来觉悟。所以到了高中，我就用功了。高中物理，力学最难，我考98分。数学，立体几何，我是一百分。这里有个教训经验，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千万别把他看死，越调皮的孩子越有潜能。
开始走上文学这个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级。我们语文教师是安徽人，姓武，叫武酉山。他的语文课教得好，非常生动，他总是饱含感情地把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崇高和美好很生动地传达给我们，使我觉得我做个中国人，特别特别幸福，因为我们有如此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供我们享用，给我们熏陶，滋养我们，丰富我们，让我们智慧和文明起来。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立信，现在是江苏省话剧团的编剧。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他的名字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裤子掉下了"。谜底就是这个同学的名字，谐音，叫"往上系"（笑声）。裤子掉下了，当然要往上系。他是三横王，"善"是"善恶"的"善"，"继"是"继续"的"继"。南京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ng和sh□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欢写稿子。他裤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写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里？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高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多少钱？五百元！1956年啊，你们算算现在值多少钱！现在我们稿费实在太低了。另外一个王立信同学也爱写稿子，他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大家都是同学，为什么你能写我就不能写？我也得试试啊！
我也开始写。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发在《雨花》的前身《江苏文艺》上，那是我的处女作（笑声）。后来还写了两首短诗，发在上海的《萌芽》，现在还有这个杂志。发表时我16岁，不，15岁吧。第一首是情诗（笑声）。那时的中学生不像现在早熟，那时怎么都熟不起来（笑声）。虽然是情诗，自己实在是情窦未开。现在想想很可笑，悔其少作。可那时还不知天地厚，觉得我要做个作家，甚至已经是个作家了。谁会想到作家这条路是如此地艰难，需要付出我一生的努力。
《江苏文艺》的一个编辑，我很感谢他，他很关心我，和蔼可亲。我记得我是在湖南路的《江苏文艺》的编辑部应约来见他的。他问我高中毕业考什么大学。我说："考中文系，以后当个作家。"他说，不，苏联长篇小说《钢与渣》的作者就不是文学系毕业的，是学工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了生活，就写出了《钢与渣》这样好的作品。他劝我不要读中文系，学工科。可我那时特别喜欢文学，还是报考了中文系。这位编辑的名字叫孟驰北，我很想能够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57年打成右派，到新疆劳改去了，再见孟驰北的梦也只好飞驰到大西北了。他是孟驰北，我是梦驰北。不知道他如今回没回到南京。我在此地向他问好。
当时考大学，可以填很多志愿，我考上了最后一个志愿，第12个志愿（笑声），考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了大学，我比较用功，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大学二年级吧，我又开始发表小说。我连续在《萌芽》上发表两篇短篇，都上了头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这在当时有点了不得，轰动师大校园，至少轰动了中文系。那时我很自信，我想我肯定将来是作家了，现在是准作家了（笑声）。)
大学毕业前夕，周扬到上海来考查上海的戏剧。上海有十大剧种，淮剧呀、话剧呀、歌剧呀、滑稽戏呀等等。他发现剧团的编剧，很多都是旧时代过来的，没经过专业训练，文学素养和编剧知识都较差。有些老剧团都根本没剧本的，叫"幕表制"，到上场前，把大致剧情写好，贴在后台，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谁上场，什么规定情境，公园呀还是家里。然后是所谓的剧情：什么一男一女呀，数年不见，诉说衷肠，或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最后或相拥接吻，或再约佳期，诸如此类，然后你上台去表演。这样的编剧水平当然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于是当年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里，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办的戏曲创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
1963年吧，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全国的注意，就是跟姚文元辩论的文章。姚文元知道吗（笑声）？哦，同学们小小年纪居然还知道姚文元，政治常识还不少啊！现在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姚文元是谁了。我的那篇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当时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习，我看到一本书，是法国的印象主义的作曲家德彪西写的，他也是音乐评论家。上海音乐出版社把他的音乐评论集《克罗斯先生》翻译出版，封面里边有一个内容提要，说，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这句话没有什么错，可姚文元认为大错特错。这里有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上海市委书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听到毛泽东这么说，回来就告诉姚文元，希望姚文元在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笑）。当时姚文元看到《克罗斯先生》这本书，一想，这是阶级斗争啊，怎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的音乐家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呢？他的见解肯定是腐朽没落的见解啊！所以就写了篇文章，发在《文汇报》，题目叫《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我特爱看书，看的也杂，我也看了《克罗斯先生》，我认为姚文元的批评的文章跟我读这本书的印象完全相反。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写了篇文章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辩论。我不知道上面介绍的那个重大背景，我只以为这是个学术讨论。不是啊，这是阶级斗争呀，是政治批判呢！他就是要找一个靶子，你倒自动送上门来（笑声）。还有位著名的老前辈贺绿汀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和姚文元辩论，也发表在《文汇报》。我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在中国放了一部他主演的影片，叫《骄傲的山谷》，贺绿汀先生那篇文章就用"山谷"做笔名。我们这两篇文章，引起全国音乐界的震动，于是上面组织文章，对我们围剿。重点当然是打击贺绿汀。我当时是无名小卒，编辑部去找我这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沙叶新来。后来贺绿汀也在打听，音乐界没有这个人呀，说："这个沙叶新肯定是从法国回来的（笑声），怎么看了这么多书！"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黄佐临告诉他，说沙叶新是在我们剧院实习的小青年。当时的两个主要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可能还有《人民日报》吧，批判我和贺绿汀的文章有几十篇。当时我就23岁。铺天盖地，紧张死了。一个青年人在他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就碰到这样一场斗争，终生难忘。
当时我什么心态？我觉得我错了。我认为应该是我错。因为我受了这样的传统教育，并坚信不疑，党，肯定是对的；领导，始终是对的；《人民日报》社论，绝对是对的。而你和这些发生冲突的时候，百分之百你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觉得可能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犯了错误。我开始写检查。
这件事情给我什么教训呢？就是我要更坚定地要学好马列主义（笑声），学好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笑声）。我要向姚文元同志学习（笑声）。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是很诚恳的。现在看起来是笑话。我们那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大学毕业分配我到文化局，说我有一点理论思维，就分到文化局的理论什么什么室。我真怕极了。我就是搞理论犯了错误，我不行，而且我觉得我理论素养并不高，我注重感情，是感性的，是情绪化的人，我的思维是属形象思维的，不是逻辑思维。
这时在我文学道路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的恩师黄佐临先生，从文化局把我要了回来，要到他领导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感动呀！这位老专家就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就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
文革以前，我写了一个戏，叫《一分钱》。黄佐临先生导演，莫大的荣耀。就那么一个小小独幕戏呀，这么个大导演亲自导演！这个戏有不少趣味性的东西，比如在舞台上变魔术呀，这在以往话剧舞台上是没有的。黄佐临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他说我写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犹有花枝俏" 的 "俏"。他还对我说："小沙啊，你有本钱了，不过这个本钱不大，只有一分钱（笑声）。"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骄傲。
文革开始后，很快就把我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挂牌子挨斗。说我早在文革以前就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有很强的反革命预见性。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姚文元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呀，知道了我肯定不会炮打他的。有些人连拍都还来不及，我还敢炮打？
文革时，我毕竟年轻，所以从轻发落，并开始对我控制使用，还叫我写戏。也因为当时统统打倒了，要写戏没人了，看我沙叶新还比较用功，比较老实，就叫我写《边疆新苗》，写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后来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故事了，这个上海知识青年，很有名，叫金炳华……哦，对不起，不是金炳华，错了。金炳华是现在全国作协党委书记，是原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虽然他也很有名，但不是他。我说的是金训华，一字之差，错了，可能是"脑膜炎"的关系（笑声）。
为了写这个戏，我真的很用功，真是写英雄，学英雄，我和剧组三次到黑龙江、一次到安徽黄山，和知识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两天三天，不是两三个礼拜，有时一次就几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劳动，三同，虔诚之极。我觉得写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要写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这样知识青年才能接受到教育。这是主题所规定的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这种想法和那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相冲突，因为"三突出"的原则是，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有缺点，他要立于舞台中央，他的姿势始终是这样的。（笑声）他的声音始终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是去接受教育，怎么能写差距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是坚持要写差距的，主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差距接受什么再教育？也没冲突也没戏呀。
好，这一写不得了了。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三突出"原则，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开全市的文艺界大会。当时我想不通，我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来得个执著。在批判我的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为自己辩护，写了七张纸，可是后来我写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对手太强大了，我若辩解，肯定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点名对我批评的是徐景贤，他当时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是他在一个会议上点了我的名。前几年我因写了《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虽然挨了批，但并没被当时分管文教的上海副市长点名，深感幸福和时代的进步。第二呢，即使我有这个讲稿，也无法在大会上发言，因为当时在大会上发言，你的稿子必须先要在小组里审查。小组通不过，你就不可能在大会上发言。第三个呢，当时我的太太正在争取入党。我担心不要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而影响她的入党。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个笑话，当时确实是把它作为极为神圣的事情啊！政治生命比什么生命都重要。第四，一切痛苦当中的最大痛苦，是我担心由于我的强辩，会丧失我以后的写作机会，夺取我手中的笔。 之中，在极度痛苦之中，我就撕毁了能表达我真实思想的那七张稿纸，重新写了一张，自我批判，骂自己是资产阶级什么的。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快把这沉重的话题翻过去。"四人帮"倒台了（笑声）。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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