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远古巴国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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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此转学者段渝的文章)：
关于巴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徐中舒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
学者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所灭巴是姬姓之巴，楚所灭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枳巴。
学者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
学者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传统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
学者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
学者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即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
学者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巴人和狭义巴人的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不难看出，在巴人的来源问题上可谓歧说纷繁，难以缕析。必须经过辨证，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头绪。
⑴.巴义诸说辨证：
古今对于巴的解释，主要有蛇称、草名、因水为名、坝称、鱼称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①巴为蛇称说：
巴为蛇称说，在有关巴义解释的诸种说法中流传最广。其主要根据，来源于在《山海经·海内南经》和《楚辞·天问》的有关记载。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在《楚辞·天问》中记载：“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虽然屈原在《楚辞·天问》讲述的故事与在《山海经·海内南经》相同，但并没有明说食象的蛇是“巴蛇”，而是说“一蛇”，其义相当于“有蛇”。而郭璞注在《山海经·海内南经》引《楚辞·天问》此句恰好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王逸注在《楚辞·天问》则又引作“灵蛇吞象”，也不称“巴蛇”，均与今本异。
对于“巴蛇食象”的解释，在《说文·巴部》中记载：“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巴，虫也’，谓虫名。‘或曰食象它’，在《山海经》中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象形’，伯加切，古音在五部。按，不言从己者，取其形似而軵之，非从己也。” 按照许慎的看法，释巴为虫是巴的本义，而释巴为食象蛇(蛇即它)乃是有关巴义的另一种看法，所以称之为“或曰”。段玉裁之说仅仅是解释许慎的说法。
郭璞在《山海经·海内南经注》中说：“今南方蚦蛇(按，在《藏经》本作“蟒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其类也。在《楚辞》中记载：‘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说者云长千寻。”按照郭璞的看法，所谓巴蛇，其实就是南方所见的蟒蛇，其事与其状均大致相互吻合。不过，郭璞并没有采用在《海内南经》中记载“巴蛇”的记载，而是采用了与在《楚辞·天问》相似的记载。这表明，郭璞所见到的是古本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古本对于此句的记载是“有蛇食象”，而不是今本所记载的“巴蛇食象”。
据《淮南子·本经篇》中记载：“羿断修蛇于洞庭”，在《路史·后纪十》以“修蛇”作“长蛇”，罗苹注说：“修蛇即所谓巴蛇”。六朝宋人庾仲雍在《江记》中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由此可见，西汉在《淮南子·本经篇》所记载的“修蛇”，同于西晋郭璞所说“长千寻”的长蛇，二者又均合于战国在《楚辞·天问》的记载；而“巴蛇”之说则是六朝时期及以后出现的说法，所以与战国、汉、晋的记载明显不同。这表明，“巴蛇”之说其实是后起晚出即今本的说法，而不是古本的说法。
将《楚辞·天问》、古本《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淮南子·本经篇》中记载，同《江记》、《路史·后纪十》以及罗苹注等文献相互对照来看，所谓巴蛇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洞庭湖东岳州地区流传开来的。据《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说：“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说：“象骨山。在《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袁珂认为，这些均是从《山海经·海内南经》及在《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已久矣”。从《华阳国志》关于巴人分布的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两晋之际及以前巴人除其主体在今川东鄂西外，还大量分布在川西、陕南、鄂东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间巴人并没有移徙到湘东北洞庭湖以东地区。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看，巴人流布到洞庭湖以东地带的时期应为南北朝时期，这恰与巴蛇传说在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流传时间相吻合。可见，巴蛇传说确为后起晚出之说。
虽然如此，对于巴蛇的传说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带的支系对于其来源的传说。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支系的来源不同，所以各个支系关于其自身来源的传说自然也就不同。类似情况常见于古代民族，不足为异。
此外，潘光旦认为，根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和《说文》中记载，“巴蛇”的“巴”就是“巴人”，他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绝不是真的蛇。另有学者认为，所谓巴蛇，是指巴地之蛇，并不是指人或族群。这几种看法也可自备一说。
由上可见，释巴为蛇，仅仅是有关巴的含义的若干种解释之一，而且是后起晚出之说。
②巴为草名说：
三国蜀汉谯周认为，巴的含义是指一种草，即所谓苴。
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苴、蜀相攻击”，在《集解》引徐广曰：“谯周曰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 在《索隐》中记载：“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苴应是荆棘楚木一类植物，大概在古代巴地普遍生长着苴这种植物，所以把这个地区称之为苴，也就是所谓巴。
③因水为名说：
认为巴的得名来源于河流走向，即所谓“巴字水”的说法，谯周、李吉甫等持此说。
谯周在所著在《三巴记》中说：“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文中所说汉中，为今汉中地区；所说始宁城，据《隋书·地理志上》中记载“清化郡”：“始宁，梁置，并置遂宁郡。开皇初郡废。有始宁山。”据《旧唐书·地理志二》中记载“山南道”：“诺水， 后汉宣汉县，梁分宣汉置始宁县，元魏分始宁置诺水县。”清末民国之间四川井研人龚煦春所著在《四川郡县志·梁代疆域沿革考三》云：“始宁，郡治。治今巴中县东南一百里。”在《三巴记》中所说武陵，为黔中地区，大江在今重庆涪陵接纳从黔中而来的乌江，即“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据此，谯周所说巴的得名，应当来源于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因从汉中到涪陵，江水蜿蜒曲折，其形状有如巴字，所以称这个地区为巴。
唐李吉甫基本沿用谯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记载“渝州”条下说：“在《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但李吉甫并没有说阆、白二水自汉中流至始宁城下入武陵，这又与谯周之说相异。彭邦炯认为：“在《太平御览》引《三巴记》中所说的阆、白二水，实际上则是今日渠江上游的支流南江(又称宕渠江或巴水)和它的分支，而不是嘉陵江的上游。”可是南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称为阆水或白水。所谓阆水，是指嘉陵江的上游流经阆中之处；所谓白水是指白龙江，在今四川省广元市老昭化汇入嘉陵江。李吉甫所说“阆、白二水东南流”，应如谯周所说的“阆、白二水合流”及以后的流向，即嘉陵江的流向，而不是指在嘉陵江以东的南江。谯周说阆、白二水合流后，从汉中流至始宁城下而后入于武陵，他所说的汉中应是所谓巴汉之地，汉中东部先秦时期恰为巴地；而始宁城所在的流域为南江、巴河，向南汇入渠江。渠江古称宕渠，即渝水，在今重庆合川市汇入嘉陵江，而后南流入于长江，又东流，在今重庆涪陵接纳发源于武陵地区的乌江。从阆、白二水曲折南流而后东流这种流向来看，恰好是谯周和李吉甫所说的曲折三曲有如巴字。由此看来，所谓巴义“因水为名”之说应是有所根据的。谯周蜀人，他的说法应是取之于在巴蜀地区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旧说，不会是向壁虚构之言。
④其他诸说：
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说道，巴的本义为坝，巴人即是居住在坝子中间的人。张勋燎认为，巴的含义应当是鱼。此外，还有巴的含义指虎、石、白色等说法，不一而足。
不论把巴解释为蛇、草还是解释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据而持之有故，不宜非此即彼，将其他诸种解说斥之为非。
巴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而它内涵的广泛性来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对于巴义的不同传说和解说。在古代被称为巴，即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地域之内，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以及廪君蛮。他们当中，既有属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属于氐羌系的族群，还有属于华夏后裔的族群(详后)。由于他们的所属族别有异，来源地域有别，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异，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各自对于巴的含义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传说，这并不奇怪。
从上述有关巴义的各种解说分析其各自来源，不难知道：“巴为蛇称说”来源于六朝时期居于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巴人；“巴为草名说”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为巴人的一支，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封其弟为苴侯，驻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为名”说则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从陕南到黔中几乎整个巴地的巴人。可见，由于巴人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源不同，所以各个巴人的族群对于巴义的解说也就不尽相同。而古代文献对于巴义解说的不同记载，也是由于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异而造成的，以致歧义纷繁，难以缕析。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是一个地域名称。从考古学上看，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鄂西北竹山，他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他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罗泌在《路史·后纪一》中说巴国是“降处于巴”，就是说到了巴地建立国家，故曰巴国。西周初年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称为巴的界域中，所以称为巴国。这种情况，正与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在《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注曰：“立有德以为诸侯”，封建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诸侯于某地，诸侯以其地名作为氏号，此即先秦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巴人的情况正是与此相同。由此可见，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
尽管巴地各族对巴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说和传说，但巴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却是众所公认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联系，认为只有这一或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⑵.巴人先世来源之辨证：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
①黄帝之后：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在《洛书》中记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追述巴国统治者即其王族的远世。巴与周同姓，故以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之涂山，则与在《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在《左传》所记为是。郦道元认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当于此也。”郦说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新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铭文看，江州的帝禹庙和涂君祠，可能与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帐”、巡狩回蜀途经江州时所建有关。据此，江州帝禹庙和涂君祠的来源当是十分古远的。
②太皞之后：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居陈。在《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在《吕氏春秋·孟春纪》中记载“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在《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
潘光旦采取汉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说法，据以认为巴人发源于西北地区。按，在《帝王世纪》中记载说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以北的成县。由成县沿西汉水往东，经陕西略阳入嘉陵江，经过勉县，即是汉中，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肃东南的成县、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发现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遗存。看来，从甘肃东南到陕西汉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遗存应与巴人当中的某一支系有关，或许与汉中地区巴人的西迁有关，所以才产生出伏羲与巴人关系的传说。不过，从太皞伏羲氏这一称谓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传说当为晚出之说。但伏羲氏的问题以及与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还很复杂，尚需深入研究。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咸鸟，或认为即在《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釐、后照，未详。或以为乘釐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无确切证据。在《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③丹山之巴：
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笺疏云：“在《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在《太平御览》中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在《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讹。”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讹。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笺疏云：“在《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在《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④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在《世本》中记载，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在《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在《世本》之说。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络钟离山(西汉以后称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络钟离山在《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
廪君的族属，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中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廪君实出濮系(详后)，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期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名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曰蛮水”，取蛮、夷义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时仍然称为“夷谿”，更是明证。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期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在《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绝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在《世本》中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在《水经·夷水注》中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在《盐铁论·险固》中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在《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么又如何解释在《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在《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在《世本》原作袒，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在《盐铁论·险固》中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在《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在《晋书·地理志》中记载“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在《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长子康，在《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期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
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中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引《世本》记载：“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期以前的新石器时期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在《左传》所载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门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
⑶.巴地八族的来源：
先秦巴国只有一个，即姬姓巴国。除姬姓巴国外，其余所谓的巴国，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显然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而不是与巴国并驾齐驱的另外八个巴国。以下对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来源。
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川东其他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
濮人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当即孔安国所说的“西南夷”，亦即杜预所说的“建宁郡南”的“濮夷”，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卜子，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曰：“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先秦时期生产丹砂最为有名的是今重庆彭水，故此以丹砂为方物进贡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在《尚书·牧誓》中记载西土八国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见，商周之际的濮，业已形成“百濮离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时期。这些记载说明，濮人支系众多，分布广泛，是一个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错居的民族集团。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东进与巴、邓为邻，居楚西南，分布于江汉之间。西周中叶，江汉濮人力量强大，周厉王时铜器在《宗周钟》铭文记载濮子曾为南夷、东夷二十六国之首，足见其势盛焰炽。西周末，楚在江汉之间迅速崛起，发展壮大，给濮人以重大打击，使其急剧衰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春秋初叶，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大片濮地为楚所占，从而造成江汉濮人的大批远徙。
春秋时期江汉之间的濮人群落，已不复具有号令南夷、东夷的声威，部众离散，“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在楚的屡次打击下，江汉之濮纷纷向南迁徙。文献中战国时期楚地已无濮人的记载，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换号，或融合于他族外，大批濮人的远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汉濮人的远徙，多迁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当为西南地区原来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区之一的缘故。过去多有学者认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时期江汉百濮的迁入，其实不然。前引《逸周书·王会篇》提到商代初叶云南有濮人。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在《华阳国志》所记载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遗。川南的僰人，是濮的一个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当地定居。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在《汉书·地理志》记为仆千水)，广汉郡郪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而商代晚期由滇东北至川南入蜀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东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诸族。其中，居于渝水两岸的賨、苴和长江干流两岸的獽、夷为土著，蜒则是从江汉之间南迁濮人的一支。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诸族中作为专门族称的濮，也是从江汉迁来的濮，故虽徙他所，名从主人不变。
先秦长江上游的濮人，多为商周时期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期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和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百濮虽分布极广，但春秋时期直接称之为濮的，仅见于江汉之濮，其他地区的濮人则各以其名号为称，“随方立名，则各从方号”。由此可见，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地区这支专称的濮人，既无方号，表明是从江汉百濮迁徙进入的一支。
这支濮人主要分布在今涪江下游，中心在今重庆市以北之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会的合川一带。在《舆地纪胜》引《益部耆旧传》记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铜梁，山名，在今合川附近。濮江当即今涪江，濮、涪音近而讹。在《舆地纪胜》引《图经》中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说明合川一带是这支从江汉迁徙入川的濮人的分布中心。
賨人是板楯蛮的别称，为川东土著族群之一。秦昭王时，因板循蛮射白虎有功，秦“复(免除)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板楯蛮因“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称其为賨人，则如谯周在《巴记》中所说，“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本由交纳賨钱得名，秦汉以后逐渐演化为族称。
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兵器》中记载：“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中记载：“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为族称。
板楯蛮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宕渠郡”下载：“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在《舆地纪胜》引《元和志》记载：“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古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流江县为今渠江县。板椐蛮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按盾又称为渠，在《国语·吴语》中记载：“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板楯蛮所居而得名。
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东朐忍(今重庆云阳)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蛮错居。同书在《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中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在《汉书·地理志》则说：“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可见，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板楯蛮的活跃出没之地。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川东巴地，而且也是构成川东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族群之一。
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东有巴賨，绵互百濮”，这是賨人(板楯蛮)为濮系民族的确证。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阆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在《上林赋》则记为獠人。賨、獠互代，可见两者皆一。
苴也是川东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同书在《汉中志》中记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地在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
苴古读为巴。在《史记·张仪列传》集解引谯周在《古史考》中说：“益州‘天苴’，读为“苞黎’之包，音与‘巴’相近，”在《索隐》中记载：“苴音巴。”又曰：“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笆’。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可见，苴不仅读为苞、芭，且意义也与巴同。在《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司马相如在《喻蜀父老文》中所说“略斯榆，举苞蒲”，“苞蒲”即“巴濮”。说明苴即巴，是百濮的一支。
苴地本为巴濮所在地，故地名苴。后为蜀取，蜀王封侯于此，故曰“苴侯”，乃以居为氏。但此时苴地的被统治族群仍然是原居其地的苴人。1951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实非入主其地的蜀人遗存，也非巴国王族的遗存，而应是秦灭巴后，为秦戍边的苴人的墓葬。至于在《史记·张仪列传》所载“苴、蜀相攻击”，这里的苴则不是指苴人，而是指苴侯。由于蜀王开明氏并非巴人或楚人，故其弟苴侯也不是巴人或楚人，这是应当顺便指出的。
獽人史迹不详。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涪陵郡和巴郡都分布有獽人群落。在《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江水东迳壤涂而历和滩”，地在今重庆万州境内。在《水经·江水注》中又说鱼复故城东傍“獽溪”，地在今重庆奉节。长江干流和峡区这两处獽地，均因古獽人所居而得名，说明是獽人的主要分布地。
夷本为中原华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称，但川东之夷既为专称，显然就不是泛指。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巴东郡有夷人，也分布在长江干流和峡区一带。
獽、夷均为濮人。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在《太平御览》中记载：“有獽人，言语与夏人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丧乃立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其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置山穴中。李膺在《益州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僚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明确指出獽、夷与僚一同，足见两者均属古代濮人系统。
蜑字又作蜒、诞、蛋，形近音通。川东之蜑主要分布在巴东郡、涪陵郡。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涪陵郡”下载：“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巴东郡”下载：“有奴、獽、夷、蜑之蛮民。”与涪陵郡相接的清江流域的廪君，在《世本》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称，巫诞即是巫地之诞，可见廪君也是蜑人。
蜑人属百濮支系，秦汉以后史籍亦屡有记载，常与獽、夷、賨等杂居。在《蛮书》引《夔府图经》记载：“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郊，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梁州”下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蜀人，因蜀王杜宇、开明皆濮人，故西周以后蜀人的濮系民族特征愈益突出，一般即将蜀人视为濮系。僚本即濮。可见，蜑人确是濮人的一支。由于蜑人主要分布在峡区以至清江流域，为古代巴中之地，故左思在《蜀都赋》中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此亦蜑为百濮的确证。
奴，应即卢。卢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个单独的族类，与板楯七姓中的卢(罗)毫无关系，应当区分开来。卢，最早见于在《尚书·牧誓》中记载，跟随武王伐纣，为西土八国之一。西周春秋时活动在汉水中游地区，在《左传》桓公十三年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楚师。其地，在《续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南郡”下记有：“中卢，侯国”，原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古卢戎也。”在《元和郡县志》中“义清县”记载：“本汉中庐县地也，西魏于此置义清县，后因之。中庐故县在今县北二十里。本春秋庐戎之国。”其地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在《水经·沔水注》中记载：“襄阳县故城，楚之北津戍也……其土，古鄢、都、卢、罗之地。” 又载：“中卢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县即春秋卢戎之国也。”在《括地志》亦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房陵为今湖北房县。这应是春秋早期楚灭卢后，卢之一部迁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关于卢人的族源，据史籍可以考定，来源于今山西境内，为舜后。在《国语·周语中》中记载富辰谏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坛，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韦昭注云：“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荆，楚也。”此处的卢，即在《左传》桓公十三年的卢戎。卢为妫姓，而妫姓出自帝舜。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记载：舜“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妫姓后代，“夏后之时，或失或续”。其续国承祀者，西周初年，武王褒封妫满于陈，为陈胡公。卢为妫姓，是未能承续舜所传国者，因之居西方，故称卢戎。但按其起源，却属于华夏民族系统。
春秋早期卢国见于在《左传》中记载，很快便从历史上消失，当在鲁桓公十三年后不久被楚并灭。其后，卢人一支西迁鄂西，春秋中叶，由于庸国日强，这支卢人不得不再西迁入川。以此看来，卢人入川的年代应在春秋中叶以后。
共也是巴地族群之—，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其为巴国之属，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族类。共人最早见于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孔晁注曰：“共人，吴越之蛮。”据此，在殷周之际，共人原为东方滨海地区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共人沿江西上进入川东。共人的分布，据《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唐麟德二年移洪杜县于“龚湍”，即今重庆酉阳之“龚滩”。共、龚字通，当为共人所居得名。
这个越系的共，与板楯七姓中的龚不同。板楯之龚，在《蜀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作“袭”，二字形近而讹，当以作龚为是。虽然板楯之龚与越系之共音同可通，但同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却是将板楯七姓全部纳入賨人一系加以叙述，而共人则单出，不与巴地其他任何族群同系，可见两者非一。
由上可见，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巴国之属“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尽管其各自来源不同，但均属先秦濮越集团这一包容面十分广泛的民族系统。从他们的来源不难看出，他们均非先秦巴国的统治者即巴国王族。恰恰相反，巴国王族是在西周初年由周王室分封到巴地建立诸侯国去统治巴地各族，用以藩屏周室，镇抚南土的。
⑷.宗姬之巴——巴国王族的来源：
巴国王族，即学术界所盛称的宗姬之巴，亦即在《左传》、在《史记》以及在华阳国志·巴志》等史籍所叙录的巴国。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在《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巴为姬姓，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在《左传》中记载：“初，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巴姬埋璧之事亦见于在《史记·楚世家》。
在《左传》所记“巴姬”，根据《周礼》所载“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国嫁于楚的宗室女。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直到战国年间，巴、楚的通婚关系尚存，足证巴为姬姓之说不误。
巴子称为宗姬，宗姬之姬为姓，宗则是同宗之意，表示与周人为同宗之后。姓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说文·女部》中记载：“姓，人所生也”，其字从女从生，表明姓所标志的是出生的血缘关系。在《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叔孙豹与其过去“所宿庚宗之妇人”对话，叔孙豹“问其姓”，妇人答曰：“余子长矣。”杜预注云：“问有子否?问其姓(生产)，女生(女子生产)曰姓，姓谓子也。”可见，问其姓就是问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以母系计算，故曰“女生为姓”。后来发展到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时，就出现了宗。在《说文·宀部》中记载：“宗，尊祖庙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庙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缘关系。因此，由姓到宗的发展是同社会由母系转入父系相适应的。显然，巴有宗姬之称，说明巴人的父系先祖与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脉，有相同的出生血缘关系，故为同宗之后。
对于宗姬的解释，有的学者从周之宗室子弟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宗姬应是周王室的直系后代。此说尚可商榷。如上文所论，宗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缘上的同源关系，并非指宗室而言。从史实来看，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在《左传》昭公九年也说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则此宗姬必与武王同时。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么在有关文王、武王或成王进行分封的备物典册中就应该有史可考，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史记·周本纪》关于王室世系的记载可见，周武王有子十人，长曰管叔鲜，最少曰冉季聃，十人及其后代中没有一个同宗姬巴国有关。
对于文、武、周公的后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为诸侯的情况，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颇为详细，其文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诸侯国均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资料中可以考见，其中同样没有一个与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国有关。按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对“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后的分封之数有一说明，文曰：“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里所说的兄弟之国，其实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国；而所说姬姓之国，在此与兄弟之国对举，显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与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国，二者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在《荀子·儒效篇》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所说“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与上引《左传》所记兄弟之国和姬姓之国的总数五十五人基本一致。两相对照，可知这是举全部姬姓诸侯之数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间的区分。既然史籍已明确指出姬姓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后代的区别，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诸侯国中又无一称巴，与宗姬巴国全然无关，那么，认为宗姬是周王室子弟的说法无疑就是一种误解了。
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
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殷周之际的宗姬之巴，由于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在《尚书》”，名传千古。这里所说著乎在《尚书》中记载，古今学者均一致认为是指在《尚书·周书》中的在《牧誓》。在《牧誓》是武王伐纣大战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师词，篇首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在《史记·周本纪》所引与此略同)同参与伐纣之师的各族武装共同宣誓。可是在所有军队中，丝毫也未提到巴师，在整个誓词中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到巴人，这同常璩之言显然矛盾。
为了证实在《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师著乎在《尚书》这一记述的可靠性，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阐释，或说彭即巴，或说髳即巴，或说濮即巴，或说举濮而包巴，总之都在篇中具体提到的八国中去加以论说。然而均无确据，难成所论。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国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颇为相似，当为巴人的弓鱼氏所遗，并认为弓鱼氏即是参与武王伐纣的巴师，应属在《牧誓》篇首所称的“友邦冢君”之列，与西土八国不存在什么关系。此说颇有新意，不过把弓鱼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遗，从而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一说法似可进一步研究。
从弓鱼伯、弓鱼季所作之器特别是青铜兵器来看，其形制与早期蜀文化颇为近似，并且彭县竹瓦街无论就地域上说还是就已发现的器物来说，均无不与蜀有关，而同殷周之际的巴人谈不上直接的联系。
巴师伐纣确为史实，但既不应在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去强取其证，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详加稽考，以求从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说过，巴与周为同宗之后，关系甚密，居地相邻，在殷末参与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成为“殷之叛国”，并协同武王伐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够被武王举亲而封于巴。如像宗姬一类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国也是如此，均由于相随伐纣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称也未见诸在《牧誓》中记载，更未流传下来。而在《牧誓》所举西土八国则与此不同，这八国中没有一个是周之同姓，他们与周的关系并不像周之同姓那样紧密，参与伐纣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王在誓师词中要把他们特别举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间的区别，另方面则可收儆戒训令之效。属于姬姓集团的各个宗支，则由于有血缘纽带的牢固维系，并且在军事上易于连成一体，服从统一的号令指挥，因而用不着把各支的名称一一列出。
事实上，在《牧誓》对姬姓集团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没有直接列举的，只是在篇首总挈各部时举出了各自所任军职，即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之类，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军事称谓。因此在这篇誓词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
巴国虽为姬姓，与周同源，但诸姬集团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别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别，“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通例，其方国名称均不与姓发生联系，而以职司名、居邑名等作为国名，并以此作为氏号，此即古人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因此同一族属的不同宗支在别为氏族后即有不同的名称。仅以姬姓而论，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这里的白狄，即指在《左传》中所记的晋献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骊姬的族落，与晋同姓相婚，显为姬姓，此外鲜虞也是姬姓，均为与周同姓而别为氏族后另立名号者，不失为显著例证。
⑸.与巴有关的几个概念：
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复杂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说，作为地域名称，巴的包容面相当广阔。由于古代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区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通称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这个地域内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由于巴的内涵的复杂性，导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各执一端，发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巴地、巴国、巴人、巴文化，是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巴地，有广、狭二义。狭义上的巴地，是指姬姓巴国之地，初位于汉水上游陕东南地区与大巴山之间，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后辗转南迁到长江上游中游之间的川东鄂西地区。广义上的巴地，则随时期的变化而广狭不一。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巴地，是指被称为巴的一大片地域，即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
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川东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但不同时期，由于巴疆范围的不同，巴国的范围也远非一成不变。在多数情况下，当巴疆缩小后，其故地仍可称巴。如汉中属秦后，其地仍有巴称。反之亦然。
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从巴迁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论其本来族别如何。
巴文化有三个不尽相同的概念。战国以前的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是有区别的，巴国文化是指宗姬一系的巴国王族的文化，巴地文化则是指巴地各族的文化。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上游南移长江干流，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结合起来，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因此，巴文化含有巴国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地域文化概念。春秋战国之际巴国从汉水上游南迁长江干流两岸巴(西陵)、巫、夔峡地区和川东地区，成为当地各族的统治者，于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始多元共生，从复合、耦合到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空间构架由此基本重合。到这个时候，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合二而一，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巴国青铜文化与巴地文化(陶、石)相融合，从生活、生产用具到武器等诸方面形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性系统性文化结构。这个时候的“巴文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可以用“巴”来涵盖并指称国、地、人、文化的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概念，从而形成巴文化区。
巴文化区的地域范围，大致上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致在川东鄂西尤其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三是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廪君蛮)与畏惧白虎(板楯蛮)信仰的共生和交织；五是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等等。
春秋战国之际巴文化形成后，巴文化区的地域构架同时基本稳定下来，历秦汉魏晋南北朝基本没有大的变动，隋唐以后文化面貌始发生较多变化，但在峡区及岭谷之间其基本文化面貌则一直持续发展到近世。
考古学上的巴文化，研究对象与巴地的史前文化或全部巴人的文化有异有同。参照夏鼐所说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当用族名或朝代名(如夏文化、商文化等)来指代，则考古学上的巴文化应当是特指历史时期巴人所创造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物质文化遗存。另一种概念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巴人的精神文化。还有一种是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巴人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关于巴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徐中舒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所灭巴是姬姓之巴，楚所灭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枳巴。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传统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即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巴人和狭义巴人的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不难看出，在巴人的来源问题上可谓歧说纷繁，难以缕析。必须经过辨证，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头绪。
2.长阳佷山非武落钟离山(此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长阳都镇湾佷山即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的观点。从山名、方位、难留山、赤、黑二穴、阴阳石、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等多方面论证了此观点不能成立。然后，从地名、地貌、民俗、姓氏、县志、古文献、考古发现等，论证了长阳西部今柳山为武落钟离山。
⑴.佷山即“武落钟离山”吗：
在廪君巴人的族源探讨中，“武落钟离山”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地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巴人祖先廪君是这样记载的：“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汉书》由南朝宋范晔所著，上述内容引自《世本》。《世本》一书由战国或西汉史官所撰，记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地等。关于廪君的故里，与《后汉书》的记载一致，也是“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等。
武落钟离山在什么地方呢？文献上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历史上有一些学者费力考察过，但长期以来没有确切的答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些文化人，提出武落钟离山在长阳都镇湾，就是佷山。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有如下几条：①山名的由来与演变：
武落钟离山是武络山与钟离山的合称。“落”是长阳俗语，指一种量词单位，也就说是“堆”和“叠”之意。因之武络山就是五座山，或是一座有五个山峰的山。佷山有五个山峰，第一峰名“佷山包”，第二峰名“魁头山”。佷山原名五落山，“五”与“武”同音，后来就讹为“武络山”了。佷山东隔长杨溪有撞钟垴山，古传有鸣钟悬于其山，因其与清江北岸的佷山为长杨溪所隔离，故称“钟离山”。后来史家将武络山(即佷山)与撞钟垴山(即钟离山)总称为“武落钟离山”了。
②佷山的方位与难留山：
北宋《太平寰宇记·峡州》记载：“武络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七十八里，本禀君所出处也。”《水经·夷水注》记载：夷水(即清江)“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东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
考察佷山到长阳县城龙舟坪的距离，陆地相距六十多里，水路相距七十八里，与《太平寰宇记》记载完全吻合。难留山就是武络山——廪君故里，对它的描述与佷山的魁头峰相同，也是独立峻绝，有一石室，长几十米，高数米，宽数米，其下又紧挨一个石室。这两处石室可供民众避难居留，故称“难留山”。
③赤黑二穴与阴阳石：
在历史记载中，凡提到武落钟离山就会提到赤黑二穴，这是武落钟离山的基本特征。如在史籍《后汉书》中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就说到巴氏之子出于赤穴，另外四姓之子出于黑穴。在史籍《晋书·李特载记》中说：“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
在关于石穴的历史记载中，大多都说石穴内有并立两个石柱，称阴阳石。《水经注·夷水》记载：“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许步，得二大石碛，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太平御览·荆州图》记载：“宜都(长阳曾隶属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即禀君石也。”《舆地纪胜》、《清一统志》等，都有廪君石穴中阴阳石的记载。
据认为佷山有阴阳石与赤黑二穴，证明佷山即武落钟离山。阴阳石为一块长约三十米、宽约二十米、高七、八米的天然巨石。一头干燥一头潮湿，干燥的部分称阳石，潮湿的部分称阴石，整体称阴阳石。阴阳石下面有三个石穴，其一可容五十人。其二可容一百人，石头含血色，自然是“赤穴”。第三个石穴可容二十人，终年无光线照射，是“黑穴”。
④遗址与文物：
佷山如果是廪君生活过的武落钟离山与赤黑二穴，那么在这座山与石穴中应有大量巴人遗址与文物出土。据称，在武络山北麓固仓坪，出土过古代土砖十万块，砖顶和侧面，有符号状的图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1981年又发现一个古城遗址，名黄土包，出土有碗、罐、铜镜、银镯等。佷山往西几里处，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钮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现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
但是以上四条证据能成立吗？佷山真的是武落钟离山吗？
⑵.佷山不是“武落钟离山”
以上四条主要证据，认为都不能成立，下面逐一提出不能成立的理由。
①对山名的解释过于牵强附会：
将武落钟离山解释成武络山与钟离山的合称，论文作者没有提出根据。将武络山理解成 “五座山”，又进一步解释成为佷山的五座山峰，很牵强。另外，在发现“武落钟离山”之前的1980～1981年，长阳县进行了全县地名普查，1982年编印了《长阳县地名志》。该志记载佷山有三个山峰而不是有五个山峰：“佷山独立峻绝，顶有三峰，主峰在东，名网鱼包；西面一峰，形如丁字，名丁字垴；……中间一峰，如擎天石柱，顶如古将头盔，得名盔头岩。”这就令人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论证佷山即武落钟离山，而有意将三个山峰改成了五个山峰。
有一篇论文这样解释“钟离山”：佷山东隔长杨溪有撞钟垴山，古传有鸣钟悬于其山，因其与清江北岸的佷山为长杨溪所隔离，故称钟离山。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在中国，被称为“钟离”的古今地名比较多，如春秋时楚国在安徽凤阳东北置钟离县，东晋时置钟离郡。今日安徽滁州有钟离古城，北京凤凰山风景区有钟离洞。难道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钟被周围的山隔离了？
长阳民间有关于武落钟离山山名的传说。武落，本来是武罗，长阳人相信武罗大仙，武罗大仙就是阎王。人们用武罗大仙来命名一座山，叫武罗山。后来用文字记载，武罗山记成了武络山。汉代有个将军叫钟离权，和土藩打仗，失败了遁于深山，得道而成仙，人称汉钟离，八仙之一。民间的这种解释似乎比上述“五个山峰”“钟被隔离”的牵强猜测要合理一些。
经考证，武罗大仙似非阎王，而为道教之神。在史籍《山海经·中次三经》中记载：“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神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其鸣如鸣玉。”袁珂认为：“据此经所记，则有似《楚辞·九歌》所写山鬼式之女神。”今洛阳青要山有个山村叫城崖地，村边有座武罗宫，宫中供奉着青要山的山神武罗大仙。这武罗大仙就是袁珂所说的武罗女神了。
东汉时，张鲁在四川巴郡传播五斗米道时，“与巴郡巴人同族的鄂西地区的巴人(廪君蛮和巴郡南郡蛮)由于特殊的族缘关系便先后信了五斗米道。随后，五斗米道发展到廪君国全境，即今之巴东、建始、宜都、长阳……”长阳在东汉时出现以道教神灵命名山脉的现象是不奇怪的。《后汉书》记载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盐水女神生前化为虫娥，这种人与动物化变的观念明显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②佷山的方位、面积不像是武落钟离山：
《太平寰宇记·峡州》记载，武络山在长阳县城西面三十九公里。佷山距今长阳县城龙舟坪大约正是这个距离，这是不是一个证据呢？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据《长阳县志》记载，夏商周长阳未置县，属荆楚之地；秦属黔中郡；从西汉到晋，长阳的县治全在州衙坪；从南北朝到隋唐，长阳县治在州衙坪，或龙舟坪，或资丘；五代宋元以后，县治基本上全是龙舟坪了。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之书，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转引《世本》的。《世本》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西汉时期长阳的县治不是现在的龙舟坪，而是在与佷山隔河相望的州衙坪。州衙坪以西七十八里的武落钟离山，显然不在佷山，而是在佷山以西的某个地方。所以，如果有人不懂得长阳县的建置沿革，简单地依据一条文献记载，到龙舟坪以西七十八里的地方去找“武落钟离山”，是要闹笑话的。
还有，佷山离县治州衙坪非常近，地处清江下游浅丘河谷地区。一般说来，这样的地方是汉人生活区，而不大可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区。从历史文献上看，武落钟离山应该在清江中游以上的崇山深谷之中，廪君与远古巴人在那里过着原始部落的渔猎生活。佷山孤立而狭小，三面环水，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二里，山不高，仅三百余米，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是一个山地民族的发源地呢？
佷山是不是难留山呢？避难一般选择交通不便的深山中，利于躲藏。佷山等于就在县治的旁边，孤立而狭小，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是巴人遇难居留的“难留山”呢？据记载难留山的石穴中可容纳几百人居住，而佷山上只有几个小石穴，可以容纳几个人居住。在当地史志文献中，从未记载这里有难留山，或者有大量民众避难于佷山上。
③“赤黑二穴”与“阴阳石”没有说服力：
从相关记载看，早期巴人居住于洞穴之中。在五姓中，巴氏居住于赤穴。巴氏作为部落的一支，当时的人口，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可以想象，赤穴是非常大而深的一个石穴。与赤穴同一座山还有黑穴，黑穴居住着另外四姓人，属于部落的其他支系。可以想象，黑穴中的人口比赤穴更多，因此这个石穴可能比赤穴更大更深。在长阳西部的大山区中，能容纳几百或上千人的石穴有好多个，证明历史文献中关于赤黑二穴的记载并非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为了论证武落钟离山在佷山，将山上的两个小石洞解释为赤黑二穴，显得非常牵强。考察时发现，据有关论文称可以容纳一百人的“赤穴”，呈不规则的弧形，洞口、洞体均不明显。勉强能认为是洞口的部分，高七米五，宽四米八。其内部似为洞穴处，外大内小，大处高二米一，宽五米；小处高一米二，宽一米七；洞深四米六。经计算，所谓“赤穴”，其内部似为洞穴处，约有十五平方米，只能住一两个人而已。仔细观察，所谓“赤穴”的洞口，有两个人造水泥柱(直径八十厘米)顶着一块约而是立方的大石头，不知为什么要人工制作，显得不自然。
据有关论文称可以容纳二十人的“黑穴”，经测量，洞口高三米六，宽二米一，洞深八米六。往洞内走两米后，洞口仅宽八十厘米，洞高不超过二米六。经计算，“黑穴”洞内的前宽部分(长两米)的面积为四平方米，后窄部分(长六米李)的面积为五平方米，加起来共九平方米。洞口的前宽部分，洞顶是水泥做的，不是天然的岩石。也就是说，这个前宽部分本来不是个洞，只是人工制作了一个水泥顶才成为洞。如果去掉这个前宽部分的面积，“黑穴”只有五平方米，住一个人都有困难。
关于“阴阳石”，据文献记载，进一个洞，走一百多步，可以看到两个相距一丈远的石柱，就是阴阳石。佷山上的石穴内部太小，不可能走一百多步，只能走几步。阴阳石不在石穴之内，而在石穴之外，成为石穴的顶盖。阴阳石不是两个相距一丈的石柱，而成为平躺在山上的一块巨石。阴阳石本来意思，是指一个石柱常潮湿，一个石柱常干燥。而佷山上的这一块平躺巨石，一头潮湿一头干燥，所以称阴阳石，与历史记载不符。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佷山上的“赤、黑二穴”与“阴阳石”，完全没有说服力，完全搞错了。
④佷山本身没有发现文化遗址与文物：
为了证明佷山是武落钟离山，有些人找到了遗址与文物作为证据。据称，在佷山北麓固仓坪，出土过古代土砖十万块，砖顶和侧面，有一些符号状的图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据所查，固仓坪是古代紧挨着县治州衙坪旁边的一处大型粮库之所在，这些土砖是用来修建粮库所用，并不是廪君时期巴人使用过的土砖。至于土砖上的图案，是不是文字尚不能确定，更不可轻易地断定属于巴人古文字。
1981年在固仓坪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名黄土包，出土有碗、罐、铜镜、银镯等文物。但这篇论文没有说明，这个古城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是汉人的还是巴人的或是土家族的？这个古城遗址是哪个考古单位挖掘的？有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考古报告上有没有一些定性的科学结论？
据称在佷山往西几里处，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钮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现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佷山是禀君与早期巴人生活过的地方，正如固仓坪的出土文物无法证明佷山是武落钟离山一样。有没有佷山上的古文化遗址与夏商周的文物出土呢？至今没有发现。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佷山是廪君与早期巴人生活的武落钟离山呢？
⑶.武落钟离山新考：
如果说长阳都镇湾的佷山不是武落钟离山，那么武落钟离山在哪里呢？与武落钟离山有密切关系的难留山又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长阳西部的柳山是难留山，也就是武落钟离山。
在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界。” 县西二百里，是在什么地方？根据《长阳县地名志》的地图与资料推算，大约在清江伴峡一带。难留山在史志记载中常称为“难留城”或“难留城山”。据亲眼所见，清江伴峡的石壁，大多笔直如墙，少有树草，像一座石城。沿江偶而望见山上几个石穴，就像是石城石堡上的瞭望窗口或枪眼。难怪古人称“难留城”，“城即山也”。
难留山在史志记载中常形容为“独立峻绝”。柳山占地面积十七平方公里，主峰瞧村坡，海拔一千一百四十米。站在瞧村坡往四下看，因周边环水，与其他山无牵连，故有“独立”的感觉。柳山环水之处，均为悬崖绝壁，绝壁往往险峻。如果沿着清江或招徕河泛舟，必有“峻绝”之叹。
柳山北麓、与巴东县交界处有柳山村。在柳山村调查时，该村柳开军说：柳山内部是空的，山上的水全部通过天坑流入地下水道，再通过虎洞流入招徕河，我们这里地下没有水，打多深的井也不能出水，所以柳山是难留水的山，称为难留山。渔峡口镇的干部林爱梅说，柳山村的人吃水困难，是有名的，很难解决。金翔早在1989年就提出，难留山即柳山。他说：“柳山屹立江岸，壁立如城十多里，峻绝壮观，以难留山之‘城即山’来推断，以为，这个柳山当是昔日的‘留山’，而'留山'前冠以‘难’字，显然又起因于‘每乱，民入室避贼不可攻，因名难留城也’的缘故。”他以“柳”、“留”谐音为一依据，是不成立的。因为柳山又称柳家山，因柳家村而得名，而柳家村因村民姓柳而得名长阳县招徕河正在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在文献《招徕河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记载：“柳山河间地块裂隙、断层发育，且存在多条横切地层的断层，使得本来相对独立的含水体贯通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含水系统……虎洞暗河区：南起□孔，北至虎洞，东自半面坑，西止纸房溪，汇水面积二十五公里，其中页岩分布区十五公里。”柳山是难留水的山，从这份报告得到了证实。
2004年10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中查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的长阳地图，地图在柳山位置上清楚地标有地名“难留城山”。难留山即武落钟离山，在长阳西部，今称柳山。
⑷.赤穴新考：
榨洞在盐池以东约两公里的伴峡北岸，这一带的山石大多呈红褐色。榨洞洞口的上方，岩石的红褐色彩非常鲜明。1992年《长阳县志》也记载榨洞“洞前壁呈赤色”。榨洞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洞内平坦、干燥而通风，有阳光照射进来。洞内有宽敞的大厅，适合于人类居住。这里山上野兽资源多，水中鱼类资源丰富，吃盐方便，宜于人类生存与繁殖。榨洞距水面十米左右，吃水用水、生活渔猎与上船下船方便。
在史籍《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皆记载廪君石穴中行百步有两个石柱，“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从榨洞洞口行一百步，宽敞的大厅里立着两个钟乳石石柱。右面的高约四米，基本干燥。左面的高约七米，与洞顶连接，十分潮湿。两石柱距离，目测一丈有余，以尺量实际两丈有余。除两石柱的距离略有出入外，其他地物特征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惊人吻合。在史籍《后汉书·南蛮传》中说：“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
清朝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杂记》中记载：“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峻绝，名为难留城，从西南上里余得石穴。百步放得石碛有二，文石并在穴中。此处 “盐水”非指清江，而是指历史上的盐水县县治资丘。今资丘镇距伴峡正好五十余里，与县志记载吻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龚发达在洞内采集到磨制黑色石斧一件；八十年代张典维在洞口发掘出石锛一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博物馆的王善才对榨洞进行了发掘。探明洞口地层堆积较厚，可分七层。第二层出土早期巴文化陶片。
⑸.黑穴新考：
柳山东北的招徕河流域有一个虎洞，它由三个洞组成：水虎洞、旱虎洞、倒把子洞。每个洞都可以住几百人，非常宽敞。在史籍《晋书·李特载记》中说：“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榨洞作为赤穴，它的洞口岩石是红褐色。虎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洞口周围全是黑色的石头，洞口深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从《长阳县志》的“母岩母质图”看，榨洞与虎洞的石质是不同的，榨洞一带属于用橙红色表示的页岩区，虎洞一带属于用青灰色表示的硅质白云质灰区。虎洞往南不到一里处，招徕河有一水湾，一向导称为黑滩，一向导称为黑湾。这里所谓“黑”，不是说水黑，而是说山黑、石头黑。虎洞位于黑湾附近，其洞口全是黑石，曾有“黑穴”之称，完全是可能的。在史籍《水经注·夷水》中记载：夷水“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东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
这段文本中提到两个石穴，一个在山之南，往西走一里，故在柳山西南。榨洞正好在柳山西南，它就是赤穴。文本中又提到赤穴的东北面，又有可容数百人的石穴，这显然是黑穴。今查看长阳县地图，虎洞正好在榨洞的东北面，它们每个洞都可以居住数百人。
传说廪君死后化为白虎，虎成为巴人的图腾。长阳县境内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虎钮錞于，反映了这个地区很早就存在着巴人的虎崇拜。长阳县带“虎”字地名的有五十多处，不少与巴人或土家人有关。如渔峡口白虎陇，清朝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中记载：“白虎陇，县西二百三十里，昔禀君死，精魄化为白虎。”由此可见，虎洞很可能是早期巴人居住过的“黑穴”。
在虎洞内，有大量人类居住与生产过的遗址。如用石块搭起的类似床、桌、椅的用具，还有熬硝使用过的石灶、石坑，它们的年代不详。据向导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民在虎洞挖出大量“龙骨”卖钱。榨洞与小洞在同期也挖出“龙骨”，同时也在洞内挖出了新石器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石器，“龙骨”可能是人类食用过的动物的骨骼。虎洞与榨洞、小洞都在柳山，相距不过十来里，虎洞挖出了“龙骨”，推测虎洞中也可能有人类使用过的石器。
招徕河发源于巴东，在虎洞处进入长阳，在长阳境内长十二公里。招徕河与清江汇合处、柳山的东南角有一处外村里遗址。长阳博物馆的张典维曾在此处发掘出新石器文化的遗物，如石斧、石锛、石纺轮、陶球等。1987年，中山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师生曾在这里的遗址处进行考古发掘，遗址的文化内涵早的有两周时期的石器与陶片，有些早至商代。遗址的上层比较多的为战国时期的筒瓦、板，楚灭巴以后曾把这里变成一个建材生产基地。由此可见，从新石器到夏商周、秦汉，招徕河始终有人类在这里生活和生产。
覃是长阳县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长阳西部。长阳县的覃姓以渔峡口最多，渔峡口的覃姓以招徕河最多。在长阳《覃姓族谱》中称：招徕河是覃姓的圣地。有学者研究早期巴人的四姓，即樊氏、曋氏、相氏、郑氏，考证出：“覃氏源于曋姓。”这证明，早期巴人的四姓，曾居住在招徕河流域。
关于巴人的族源与发源地，上个世纪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巴人是太昊的后代，起源于甘肃而后到达清江。第二种观点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裔，起源于陕西而后到达清江。第三种观点认为巴人是禀君的后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童恩正是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前两种观点不能成立，又说：“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一般都认为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在湖北长阳境内的什么地方呢？在典籍《辞海》中认为在西部：巴人“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但有些学者认为在长阳东部，提出长阳都镇湾佷山即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的观点。本文从多方面论证了此观点不能成立。然后，从地名、地貌、民俗、姓氏、县志、古文献、古地图、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等，论证了长阳西部今柳山为武落钟离山。今伴峡榨洞为廪君所出之赤穴，今招徕河虎洞为早期巴人其他四姓人所出之黑穴。
1.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此转学者段渝的文章)：
关于巴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徐中舒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
学者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所灭巴是姬姓之巴，楚所灭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枳巴。
学者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
学者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传统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
学者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
学者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即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
学者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巴人和狭义巴人的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不难看出，在巴人的来源问题上可谓歧说纷繁，难以缕析。必须经过辨证，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头绪。
⑴.巴义诸说辨证：
古今对于巴的解释，主要有蛇称、草名、因水为名、坝称、鱼称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①巴为蛇称说：
巴为蛇称说，在有关巴义解释的诸种说法中流传最广。其主要根据，来源于在《山海经·海内南经》和《楚辞·天问》的有关记载。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在《楚辞·天问》中记载：“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虽然屈原在《楚辞·天问》讲述的故事与在《山海经·海内南经》相同，但并没有明说食象的蛇是“巴蛇”，而是说“一蛇”，其义相当于“有蛇”。而郭璞注在《山海经·海内南经》引《楚辞·天问》此句恰好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王逸注在《楚辞·天问》则又引作“灵蛇吞象”，也不称“巴蛇”，均与今本异。
对于“巴蛇食象”的解释，在《说文·巴部》中记载：“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巴，虫也’，谓虫名。‘或曰食象它’，在《山海经》中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象形’，伯加切，古音在五部。按，不言从己者，取其形似而軵之，非从己也。” 按照许慎的看法，释巴为虫是巴的本义，而释巴为食象蛇(蛇即它)乃是有关巴义的另一种看法，所以称之为“或曰”。段玉裁之说仅仅是解释许慎的说法。
郭璞在《山海经·海内南经注》中说：“今南方蚦蛇(按，在《藏经》本作“蟒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其类也。在《楚辞》中记载：‘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说者云长千寻。”按照郭璞的看法，所谓巴蛇，其实就是南方所见的蟒蛇，其事与其状均大致相互吻合。不过，郭璞并没有采用在《海内南经》中记载“巴蛇”的记载，而是采用了与在《楚辞·天问》相似的记载。这表明，郭璞所见到的是古本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古本对于此句的记载是“有蛇食象”，而不是今本所记载的“巴蛇食象”。
据《淮南子·本经篇》中记载：“羿断修蛇于洞庭”，在《路史·后纪十》以“修蛇”作“长蛇”，罗苹注说：“修蛇即所谓巴蛇”。六朝宋人庾仲雍在《江记》中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由此可见，西汉在《淮南子·本经篇》所记载的“修蛇”，同于西晋郭璞所说“长千寻”的长蛇，二者又均合于战国在《楚辞·天问》的记载；而“巴蛇”之说则是六朝时期及以后出现的说法，所以与战国、汉、晋的记载明显不同。这表明，“巴蛇”之说其实是后起晚出即今本的说法，而不是古本的说法。
将《楚辞·天问》、古本《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淮南子·本经篇》中记载，同《江记》、《路史·后纪十》以及罗苹注等文献相互对照来看，所谓巴蛇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在洞庭湖东岳州地区流传开来的。据《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于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说：“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说：“象骨山。在《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袁珂认为，这些均是从《山海经·海内南经》及在《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已久矣”。从《华阳国志》关于巴人分布的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两晋之际及以前巴人除其主体在今川东鄂西外，还大量分布在川西、陕南、鄂东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间巴人并没有移徙到湘东北洞庭湖以东地区。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看，巴人流布到洞庭湖以东地带的时期应为南北朝时期，这恰与巴蛇传说在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流传时间相吻合。可见，巴蛇传说确为后起晚出之说。
虽然如此，对于巴蛇的传说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带的支系对于其来源的传说。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这个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支系的来源不同，所以各个支系关于其自身来源的传说自然也就不同。类似情况常见于古代民族，不足为异。
此外，潘光旦认为，根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和《说文》中记载，“巴蛇”的“巴”就是“巴人”，他说：“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过一种大头的蛇，巴人与这种蛇既出同一地方，传说就把巴人比作蛇了”，并认为这是影射着一种不同族类的人，而绝不是真的蛇。另有学者认为，所谓巴蛇，是指巴地之蛇，并不是指人或族群。这几种看法也可自备一说。
由上可见，释巴为蛇，仅仅是有关巴的含义的若干种解释之一，而且是后起晚出之说。
②巴为草名说：
三国蜀汉谯周认为，巴的含义是指一种草，即所谓苴。
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苴、蜀相攻击”，在《集解》引徐广曰：“谯周曰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 在《索隐》中记载：“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苴应是荆棘楚木一类植物，大概在古代巴地普遍生长着苴这种植物，所以把这个地区称之为苴，也就是所谓巴。
③因水为名说：
认为巴的得名来源于河流走向，即所谓“巴字水”的说法，谯周、李吉甫等持此说。
谯周在所著在《三巴记》中说：“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文中所说汉中，为今汉中地区；所说始宁城，据《隋书·地理志上》中记载“清化郡”：“始宁，梁置，并置遂宁郡。开皇初郡废。有始宁山。”据《旧唐书·地理志二》中记载“山南道”：“诺水， 后汉宣汉县，梁分宣汉置始宁县，元魏分始宁置诺水县。”清末民国之间四川井研人龚煦春所著在《四川郡县志·梁代疆域沿革考三》云：“始宁，郡治。治今巴中县东南一百里。”在《三巴记》中所说武陵，为黔中地区，大江在今重庆涪陵接纳从黔中而来的乌江，即“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据此，谯周所说巴的得名，应当来源于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因从汉中到涪陵，江水蜿蜒曲折，其形状有如巴字，所以称这个地区为巴。
唐李吉甫基本沿用谯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记载“渝州”条下说：“在《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但李吉甫并没有说阆、白二水自汉中流至始宁城下入武陵，这又与谯周之说相异。彭邦炯认为：“在《太平御览》引《三巴记》中所说的阆、白二水，实际上则是今日渠江上游的支流南江(又称宕渠江或巴水)和它的分支，而不是嘉陵江的上游。”可是南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称为阆水或白水。所谓阆水，是指嘉陵江的上游流经阆中之处；所谓白水是指白龙江，在今四川省广元市老昭化汇入嘉陵江。李吉甫所说“阆、白二水东南流”，应如谯周所说的“阆、白二水合流”及以后的流向，即嘉陵江的流向，而不是指在嘉陵江以东的南江。谯周说阆、白二水合流后，从汉中流至始宁城下而后入于武陵，他所说的汉中应是所谓巴汉之地，汉中东部先秦时期恰为巴地；而始宁城所在的流域为南江、巴河，向南汇入渠江。渠江古称宕渠，即渝水，在今重庆合川市汇入嘉陵江，而后南流入于长江，又东流，在今重庆涪陵接纳发源于武陵地区的乌江。从阆、白二水曲折南流而后东流这种流向来看，恰好是谯周和李吉甫所说的曲折三曲有如巴字。由此看来，所谓巴义“因水为名”之说应是有所根据的。谯周蜀人，他的说法应是取之于在巴蜀地区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旧说，不会是向壁虚构之言。
④其他诸说：
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中说道，巴的本义为坝，巴人即是居住在坝子中间的人。张勋燎认为，巴的含义应当是鱼。此外，还有巴的含义指虎、石、白色等说法，不一而足。
不论把巴解释为蛇、草还是解释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据而持之有故，不宜非此即彼，将其他诸种解说斥之为非。
巴其实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而它内涵的广泛性来源于居于巴地的不同族群对于巴义的不同传说和解说。在古代被称为巴，即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地域之内，分布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以及廪君蛮。他们当中，既有属于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属于氐羌系的族群，还有属于华夏后裔的族群(详后)。由于他们的所属族别有异，来源地域有别，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异，而且始居于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各自对于巴的含义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传说，这并不奇怪。
从上述有关巴义的各种解说分析其各自来源，不难知道：“巴为蛇称说”来源于六朝时期居于洞庭湖东岳阳一带的巴人；“巴为草名说”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为巴人的一支，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王封其弟为苴侯，驻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为名”说则来源于先秦秦汉时期居于从陕南到黔中几乎整个巴地的巴人。可见，由于巴人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源不同，所以各个巴人的族群对于巴义的解说也就不尽相同。而古代文献对于巴义解说的不同记载，也是由于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异而造成的，以致歧义纷繁，难以缕析。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是一个地域名称。从考古学上看，板楯蛮先民的分布地域与廪君蛮先民的分布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布在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汉中，后者发源于鄂西北竹山，他们都居住在称为巴的界域内，所以他们都是巴人，尽管其族群有别，来源不同。罗泌在《路史·后纪一》中说巴国是“降处于巴”，就是说到了巴地建立国家，故曰巴国。西周初年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称为巴的界域中，所以称为巴国。这种情况，正与在《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在《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注曰：“立有德以为诸侯”，封建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诸侯于某地，诸侯以其地名作为氏号，此即先秦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巴人的情况正是与此相同。由此可见，巴最初是地域名称而不是族称。
尽管巴地各族对巴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说和传说，但巴作为一个地区名称却是众所公认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联系，认为只有这一或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⑵.巴人先世来源之辨证：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
①黄帝之后：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在《洛书》中记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追述巴国统治者即其王族的远世。巴与周同姓，故以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之涂山，则与在《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在《左传》所记为是。郦道元认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当于此也。”郦说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新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铭文看，江州的帝禹庙和涂君祠，可能与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帐”、巡狩回蜀途经江州时所建有关。据此，江州帝禹庙和涂君祠的来源当是十分古远的。
②太皞之后：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居陈。在《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在《吕氏春秋·孟春纪》中记载“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在《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在《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
潘光旦采取汉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说法，据以认为巴人发源于西北地区。按，在《帝王世纪》中记载说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以北的成县。由成县沿西汉水往东，经陕西略阳入嘉陵江，经过勉县，即是汉中，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肃东南的成县、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发现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遗存。看来，从甘肃东南到陕西汉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遗存应与巴人当中的某一支系有关，或许与汉中地区巴人的西迁有关，所以才产生出伏羲与巴人关系的传说。不过，从太皞伏羲氏这一称谓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传说当为晚出之说。但伏羲氏的问题以及与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还很复杂，尚需深入研究。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咸鸟，或认为即在《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釐、后照，未详。或以为乘釐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无确切证据。在《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③丹山之巴：
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笺疏云：“在《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在《太平御览》中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在《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讹。”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讹。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笺疏云：“在《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在《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④廪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廪君，此说影响较大。廪君史迹最早见于在《世本》中记载，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在《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在《世本》之说。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络钟离山(西汉以后称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称盐水。武络钟离山在《水经·夷水注》谓即佷山，在今湖北长阳境。
廪君的族属，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中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賨、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属于濮越民族系统。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廪君实出濮系(详后)，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期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名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曰蛮水”，取蛮、夷义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时仍然称为“夷谿”，更是明证。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期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在《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绝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在《世本》中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在《水经·夷水注》中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在《盐铁论·险固》中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在《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么又如何解释在《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在《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在《世本》原作袒，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在《盐铁论·险固》中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在《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在《晋书·地理志》中记载“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在《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长子康，在《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期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
在《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中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引《世本》记载：“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期以前的新石器时期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在《左传》所载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门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
⑶.巴地八族的来源：
先秦巴国只有一个，即姬姓巴国。除姬姓巴国外，其余所谓的巴国，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称为巴的族群。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显然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而不是与巴国并驾齐驱的另外八个巴国。以下对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来源。
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川东其他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
濮人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当即孔安国所说的“西南夷”，亦即杜预所说的“建宁郡南”的“濮夷”，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卜子，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曰：“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先秦时期生产丹砂最为有名的是今重庆彭水，故此以丹砂为方物进贡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在《尚书·牧誓》中记载西土八国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见，商周之际的濮，业已形成“百濮离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时期。这些记载说明，濮人支系众多，分布广泛，是一个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错居的民族集团。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东进与巴、邓为邻，居楚西南，分布于江汉之间。西周中叶，江汉濮人力量强大，周厉王时铜器在《宗周钟》铭文记载濮子曾为南夷、东夷二十六国之首，足见其势盛焰炽。西周末，楚在江汉之间迅速崛起，发展壮大，给濮人以重大打击，使其急剧衰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春秋初叶，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大片濮地为楚所占，从而造成江汉濮人的大批远徙。
春秋时期江汉之间的濮人群落，已不复具有号令南夷、东夷的声威，部众离散，“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在楚的屡次打击下，江汉之濮纷纷向南迁徙。文献中战国时期楚地已无濮人的记载，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换号，或融合于他族外，大批濮人的远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汉濮人的远徙，多迁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当为西南地区原来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区之一的缘故。过去多有学者认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时期江汉百濮的迁入，其实不然。前引《逸周书·王会篇》提到商代初叶云南有濮人。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在《华阳国志》所记载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遗。川南的僰人，是濮的一个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当地定居。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在《汉书·地理志》记为仆千水)，广汉郡郪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而商代晚期由滇东北至川南入蜀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东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诸族。其中，居于渝水两岸的賨、苴和长江干流两岸的獽、夷为土著，蜒则是从江汉之间南迁濮人的一支。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诸族中作为专门族称的濮，也是从江汉迁来的濮，故虽徙他所，名从主人不变。
先秦长江上游的濮人，多为商周时期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期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和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百濮虽分布极广，但春秋时期直接称之为濮的，仅见于江汉之濮，其他地区的濮人则各以其名号为称，“随方立名，则各从方号”。由此可见，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地区这支专称的濮人，既无方号，表明是从江汉百濮迁徙进入的一支。
这支濮人主要分布在今涪江下游，中心在今重庆市以北之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会的合川一带。在《舆地纪胜》引《益部耆旧传》记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铜梁，山名，在今合川附近。濮江当即今涪江，濮、涪音近而讹。在《舆地纪胜》引《图经》中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说明合川一带是这支从江汉迁徙入川的濮人的分布中心。
賨人是板楯蛮的别称，为川东土著族群之一。秦昭王时，因板循蛮射白虎有功，秦“复(免除)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板楯蛮因“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称其为賨人，则如谯周在《巴记》中所说，“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本由交纳賨钱得名，秦汉以后逐渐演化为族称。
板楯蛮之名，来源于木盾。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兵器》中记载：“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中记载：“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后遂成为族称。
板楯蛮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宕渠郡”下载：“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在《舆地纪胜》引《元和志》记载：“故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古賨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流江县为今渠江县。板椐蛮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按盾又称为渠，在《国语·吴语》中记载：“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板楯蛮所居而得名。
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东朐忍(今重庆云阳)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蛮错居。同书在《汉中志》和《李特雄期寿势志》中记载汉中亦有板楯蛮。在《汉书·地理志》则说：“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可见，板楯蛮分布甚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北及汉中东部之南，都是板楯蛮的活跃出没之地。诸书记载说明，板楯蛮不仅是构成川东巴地，而且也是构成川东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主要族群之一。
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东有巴賨，绵互百濮”，这是賨人(板楯蛮)为濮系民族的确证。在《华阳国志·巴志》所载阆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在《上林赋》则记为獠人。賨、獠互代，可见两者皆一。
苴也是川东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同书在《汉中志》中记载：“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又入汉川。”地在今四川广元市以西、剑门关之北，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
苴古读为巴。在《史记·张仪列传》集解引谯周在《古史考》中说：“益州‘天苴’，读为“苞黎’之包，音与‘巴’相近，”在《索隐》中记载：“苴音巴。”又曰：“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论巴，遂误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注‘益州天苴读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笆’。按，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可见，苴不仅读为苞、芭，且意义也与巴同。在《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司马相如在《喻蜀父老文》中所说“略斯榆，举苞蒲”，“苞蒲”即“巴濮”。说明苴即巴，是百濮的一支。
苴地本为巴濮所在地，故地名苴。后为蜀取，蜀王封侯于此，故曰“苴侯”，乃以居为氏。但此时苴地的被统治族群仍然是原居其地的苴人。1951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实非入主其地的蜀人遗存，也非巴国王族的遗存，而应是秦灭巴后，为秦戍边的苴人的墓葬。至于在《史记·张仪列传》所载“苴、蜀相攻击”，这里的苴则不是指苴人，而是指苴侯。由于蜀王开明氏并非巴人或楚人，故其弟苴侯也不是巴人或楚人，这是应当顺便指出的。
獽人史迹不详。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涪陵郡和巴郡都分布有獽人群落。在《水经·江水注》中记载：“江水东迳壤涂而历和滩”，地在今重庆万州境内。在《水经·江水注》中又说鱼复故城东傍“獽溪”，地在今重庆奉节。长江干流和峡区这两处獽地，均因古獽人所居而得名，说明是獽人的主要分布地。
夷本为中原华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称，但川东之夷既为专称，显然就不是泛指。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巴东郡有夷人，也分布在长江干流和峡区一带。
獽、夷均为濮人。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在《太平御览》中记载：“有獽人，言语与夏人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丧乃立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其所。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置山穴中。李膺在《益州记》云：‘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与獽类一同。又有僚人，与獽、夷一同，但名字有异而已。”明确指出獽、夷与僚一同，足见两者均属古代濮人系统。
蜑字又作蜒、诞、蛋，形近音通。川东之蜑主要分布在巴东郡、涪陵郡。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涪陵郡”下载：“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巴东郡”下载：“有奴、獽、夷、蜑之蛮民。”与涪陵郡相接的清江流域的廪君，在《世本》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称，巫诞即是巫地之诞，可见廪君也是蜑人。
蜑人属百濮支系，秦汉以后史籍亦屡有记载，常与獽、夷、賨等杂居。在《蛮书》引《夔府图经》记载：“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郊，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在《隋书·地理志》中记载“梁州”下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蜀人，因蜀王杜宇、开明皆濮人，故西周以后蜀人的濮系民族特征愈益突出，一般即将蜀人视为濮系。僚本即濮。可见，蜑人确是濮人的一支。由于蜑人主要分布在峡区以至清江流域，为古代巴中之地，故左思在《蜀都赋》中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此亦蜑为百濮的确证。
奴，应即卢。卢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个单独的族类，与板楯七姓中的卢(罗)毫无关系，应当区分开来。卢，最早见于在《尚书·牧誓》中记载，跟随武王伐纣，为西土八国之一。西周春秋时活动在汉水中游地区，在《左传》桓公十三年楚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楚师。其地，在《续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南郡”下记有：“中卢，侯国”，原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古卢戎也。”在《元和郡县志》中“义清县”记载：“本汉中庐县地也，西魏于此置义清县，后因之。中庐故县在今县北二十里。本春秋庐戎之国。”其地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在《水经·沔水注》中记载：“襄阳县故城，楚之北津戍也……其土，古鄢、都、卢、罗之地。” 又载：“中卢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县即春秋卢戎之国也。”在《括地志》亦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房陵为今湖北房县。这应是春秋早期楚灭卢后，卢之一部迁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关于卢人的族源，据史籍可以考定，来源于今山西境内，为舜后。在《国语·周语中》中记载富辰谏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须由伯姞，郐由叔坛，聃由郑姬，息由陈妫，邓由楚曼，罗由季姬，卢由荆妫”。韦昭注云：“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荆，楚也。”此处的卢，即在《左传》桓公十三年的卢戎。卢为妫姓，而妫姓出自帝舜。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记载：舜“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妫姓后代，“夏后之时，或失或续”。其续国承祀者，西周初年，武王褒封妫满于陈，为陈胡公。卢为妫姓，是未能承续舜所传国者，因之居西方，故称卢戎。但按其起源，却属于华夏民族系统。
春秋早期卢国见于在《左传》中记载，很快便从历史上消失，当在鲁桓公十三年后不久被楚并灭。其后，卢人一支西迁鄂西，春秋中叶，由于庸国日强，这支卢人不得不再西迁入川。以此看来，卢人入川的年代应在春秋中叶以后。
共也是巴地族群之—，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其为巴国之属，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族类。共人最早见于在《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具区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孔晁注曰：“共人，吴越之蛮。”据此，在殷周之际，共人原为东方滨海地区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共人沿江西上进入川东。共人的分布，据《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唐麟德二年移洪杜县于“龚湍”，即今重庆酉阳之“龚滩”。共、龚字通，当为共人所居得名。
这个越系的共，与板楯七姓中的龚不同。板楯之龚，在《蜀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作“袭”，二字形近而讹，当以作龚为是。虽然板楯之龚与越系之共音同可通，但同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却是将板楯七姓全部纳入賨人一系加以叙述，而共人则单出，不与巴地其他任何族群同系，可见两者非一。
由上可见，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巴国之属“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尽管其各自来源不同，但均属先秦濮越集团这一包容面十分广泛的民族系统。从他们的来源不难看出，他们均非先秦巴国的统治者即巴国王族。恰恰相反，巴国王族是在西周初年由周王室分封到巴地建立诸侯国去统治巴地各族，用以藩屏周室，镇抚南土的。
⑷.宗姬之巴——巴国王族的来源：
巴国王族，即学术界所盛称的宗姬之巴，亦即在《左传》、在《史记》以及在华阳国志·巴志》等史籍所叙录的巴国。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在《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
巴为姬姓，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在《左传》中记载：“初，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巴姬埋璧之事亦见于在《史记·楚世家》。
在《左传》所记“巴姬”，根据《周礼》所载“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国嫁于楚的宗室女。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直到战国年间，巴、楚的通婚关系尚存，足证巴为姬姓之说不误。
巴子称为宗姬，宗姬之姬为姓，宗则是同宗之意，表示与周人为同宗之后。姓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说文·女部》中记载：“姓，人所生也”，其字从女从生，表明姓所标志的是出生的血缘关系。在《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叔孙豹与其过去“所宿庚宗之妇人”对话，叔孙豹“问其姓”，妇人答曰：“余子长矣。”杜预注云：“问有子否?问其姓(生产)，女生(女子生产)曰姓，姓谓子也。”可见，问其姓就是问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以母系计算，故曰“女生为姓”。后来发展到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时，就出现了宗。在《说文·宀部》中记载：“宗，尊祖庙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庙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缘关系。因此，由姓到宗的发展是同社会由母系转入父系相适应的。显然，巴有宗姬之称，说明巴人的父系先祖与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脉，有相同的出生血缘关系，故为同宗之后。
对于宗姬的解释，有的学者从周之宗室子弟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宗姬应是周王室的直系后代。此说尚可商榷。如上文所论，宗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缘上的同源关系，并非指宗室而言。从史实来看，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在《左传》昭公九年也说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则此宗姬必与武王同时。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么在有关文王、武王或成王进行分封的备物典册中就应该有史可考，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史记·周本纪》关于王室世系的记载可见，周武王有子十人，长曰管叔鲜，最少曰冉季聃，十人及其后代中没有一个同宗姬巴国有关。
对于文、武、周公的后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为诸侯的情况，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颇为详细，其文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诸侯国均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资料中可以考见，其中同样没有一个与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国有关。按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对“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后的分封之数有一说明，文曰：“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里所说的兄弟之国，其实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国；而所说姬姓之国，在此与兄弟之国对举，显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与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国，二者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在《荀子·儒效篇》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所说“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与上引《左传》所记兄弟之国和姬姓之国的总数五十五人基本一致。两相对照，可知这是举全部姬姓诸侯之数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间的区分。既然史籍已明确指出姬姓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后代的区别，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诸侯国中又无一称巴，与宗姬巴国全然无关，那么，认为宗姬是周王室子弟的说法无疑就是一种误解了。
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
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殷周之际的宗姬之巴，由于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在《尚书》”，名传千古。这里所说著乎在《尚书》中记载，古今学者均一致认为是指在《尚书·周书》中的在《牧誓》。在《牧誓》是武王伐纣大战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师词，篇首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在《史记·周本纪》所引与此略同)同参与伐纣之师的各族武装共同宣誓。可是在所有军队中，丝毫也未提到巴师，在整个誓词中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到巴人，这同常璩之言显然矛盾。
为了证实在《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师著乎在《尚书》这一记述的可靠性，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阐释，或说彭即巴，或说髳即巴，或说濮即巴，或说举濮而包巴，总之都在篇中具体提到的八国中去加以论说。然而均无确据，难成所论。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今陕西宝鸡附近的弓鱼国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颇为相似，当为巴人的弓鱼氏所遗，并认为弓鱼氏即是参与武王伐纣的巴师，应属在《牧誓》篇首所称的“友邦冢君”之列，与西土八国不存在什么关系。此说颇有新意，不过把弓鱼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遗，从而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一说法似可进一步研究。
从弓鱼伯、弓鱼季所作之器特别是青铜兵器来看，其形制与早期蜀文化颇为近似，并且彭县竹瓦街无论就地域上说还是就已发现的器物来说，均无不与蜀有关，而同殷周之际的巴人谈不上直接的联系。
巴师伐纣确为史实，但既不应在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去强取其证，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详加稽考，以求从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说过，巴与周为同宗之后，关系甚密，居地相邻，在殷末参与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成为“殷之叛国”，并协同武王伐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够被武王举亲而封于巴。如像宗姬一类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国也是如此，均由于相随伐纣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称也未见诸在《牧誓》中记载，更未流传下来。而在《牧誓》所举西土八国则与此不同，这八国中没有一个是周之同姓，他们与周的关系并不像周之同姓那样紧密，参与伐纣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王在誓师词中要把他们特别举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间的区别，另方面则可收儆戒训令之效。属于姬姓集团的各个宗支，则由于有血缘纽带的牢固维系，并且在军事上易于连成一体，服从统一的号令指挥，因而用不着把各支的名称一一列出。
事实上，在《牧誓》对姬姓集团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没有直接列举的，只是在篇首总挈各部时举出了各自所任军职，即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之类，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军事称谓。因此在这篇誓词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
巴国虽为姬姓，与周同源，但诸姬集团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别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别，“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通例，其方国名称均不与姓发生联系，而以职司名、居邑名等作为国名，并以此作为氏号，此即古人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因此同一族属的不同宗支在别为氏族后即有不同的名称。仅以姬姓而论，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吕相绝秦之辞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这里的白狄，即指在《左传》中所记的晋献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骊姬的族落，与晋同姓相婚，显为姬姓，此外鲜虞也是姬姓，均为与周同姓而别为氏族后另立名号者，不失为显著例证。
⑸.与巴有关的几个概念：
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复杂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说，作为地域名称，巴的包容面相当广阔。由于古代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区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通称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这个地域内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有地、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由于巴的内涵的复杂性，导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往往各执一端，发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巴地、巴国、巴人、巴文化，是几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巴地，有广、狭二义。狭义上的巴地，是指姬姓巴国之地，初位于汉水上游陕东南地区与大巴山之间，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后辗转南迁到长江上游中游之间的川东鄂西地区。广义上的巴地，则随时期的变化而广狭不一。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巴地，是指被称为巴的一大片地域，即以川东、鄂西为中心，北达陕南，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西部地区，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在内的一大片连续性地域。
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川东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但不同时期，由于巴疆范围的不同，巴国的范围也远非一成不变。在多数情况下，当巴疆缩小后，其故地仍可称巴。如汉中属秦后，其地仍有巴称。反之亦然。
巴人是泛指生长在巴国和巴地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从巴迁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论其本来族别如何。
巴文化有三个不尽相同的概念。战国以前的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是有区别的，巴国文化是指宗姬一系的巴国王族的文化，巴地文化则是指巴地各族的文化。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上游南移长江干流，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结合起来，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因此，巴文化含有巴国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复合共生的地域文化概念。春秋战国之际巴国从汉水上游南迁长江干流两岸巴(西陵)、巫、夔峡地区和川东地区，成为当地各族的统治者，于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始多元共生，从复合、耦合到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空间构架由此基本重合。到这个时候，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才合二而一，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巴国青铜文化与巴地文化(陶、石)相融合，从生活、生产用具到武器等诸方面形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性系统性文化结构。这个时候的“巴文化”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可以用“巴”来涵盖并指称国、地、人、文化的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概念，从而形成巴文化区。
巴文化区的地域范围，大致上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致在川东鄂西尤其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三是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廪君蛮)与畏惧白虎(板楯蛮)信仰的共生和交织；五是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等等。
春秋战国之际巴文化形成后，巴文化区的地域构架同时基本稳定下来，历秦汉魏晋南北朝基本没有大的变动，隋唐以后文化面貌始发生较多变化，但在峡区及岭谷之间其基本文化面貌则一直持续发展到近世。
考古学上的巴文化，研究对象与巴地的史前文化或全部巴人的文化有异有同。参照夏鼐所说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当用族名或朝代名(如夏文化、商文化等)来指代，则考古学上的巴文化应当是特指历史时期巴人所创造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物质文化遗存。另一种概念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巴人的精神文化。还有一种是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巴人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关于巴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徐中舒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所灭巴是姬姓之巴，楚所灭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枳巴。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楯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传统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賨、诞、僚、獽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个巴国，即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巴人和狭义巴人的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
不难看出，在巴人的来源问题上可谓歧说纷繁，难以缕析。必须经过辨证，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头绪。
2.长阳佷山非武落钟离山(此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长阳都镇湾佷山即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的观点。从山名、方位、难留山、赤、黑二穴、阴阳石、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等多方面论证了此观点不能成立。然后，从地名、地貌、民俗、姓氏、县志、古文献、考古发现等，论证了长阳西部今柳山为武落钟离山。
⑴.佷山即“武落钟离山”吗：
在廪君巴人的族源探讨中，“武落钟离山”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地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巴人祖先廪君是这样记载的：“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汉书》由南朝宋范晔所著，上述内容引自《世本》。《世本》一书由战国或西汉史官所撰，记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地等。关于廪君的故里，与《后汉书》的记载一致，也是“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等。
武落钟离山在什么地方呢？文献上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历史上有一些学者费力考察过，但长期以来没有确切的答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些文化人，提出武落钟离山在长阳都镇湾，就是佷山。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有如下几条：①山名的由来与演变：
武落钟离山是武络山与钟离山的合称。“落”是长阳俗语，指一种量词单位，也就说是“堆”和“叠”之意。因之武络山就是五座山，或是一座有五个山峰的山。佷山有五个山峰，第一峰名“佷山包”，第二峰名“魁头山”。佷山原名五落山，“五”与“武”同音，后来就讹为“武络山”了。佷山东隔长杨溪有撞钟垴山，古传有鸣钟悬于其山，因其与清江北岸的佷山为长杨溪所隔离，故称“钟离山”。后来史家将武络山(即佷山)与撞钟垴山(即钟离山)总称为“武落钟离山”了。
②佷山的方位与难留山：
北宋《太平寰宇记·峡州》记载：“武络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七十八里，本禀君所出处也。”《水经·夷水注》记载：夷水(即清江)“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东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
考察佷山到长阳县城龙舟坪的距离，陆地相距六十多里，水路相距七十八里，与《太平寰宇记》记载完全吻合。难留山就是武络山——廪君故里，对它的描述与佷山的魁头峰相同，也是独立峻绝，有一石室，长几十米，高数米，宽数米，其下又紧挨一个石室。这两处石室可供民众避难居留，故称“难留山”。
③赤黑二穴与阴阳石：
在历史记载中，凡提到武落钟离山就会提到赤黑二穴，这是武落钟离山的基本特征。如在史籍《后汉书》中关于廪君的记载中，就说到巴氏之子出于赤穴，另外四姓之子出于黑穴。在史籍《晋书·李特载记》中说：“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
在关于石穴的历史记载中，大多都说石穴内有并立两个石柱，称阴阳石。《水经注·夷水》记载：“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许步，得二大石碛，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太平御览·荆州图》记载：“宜都(长阳曾隶属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即禀君石也。”《舆地纪胜》、《清一统志》等，都有廪君石穴中阴阳石的记载。
据认为佷山有阴阳石与赤黑二穴，证明佷山即武落钟离山。阴阳石为一块长约三十米、宽约二十米、高七、八米的天然巨石。一头干燥一头潮湿，干燥的部分称阳石，潮湿的部分称阴石，整体称阴阳石。阴阳石下面有三个石穴，其一可容五十人。其二可容一百人，石头含血色，自然是“赤穴”。第三个石穴可容二十人，终年无光线照射，是“黑穴”。
④遗址与文物：
佷山如果是廪君生活过的武落钟离山与赤黑二穴，那么在这座山与石穴中应有大量巴人遗址与文物出土。据称，在武络山北麓固仓坪，出土过古代土砖十万块，砖顶和侧面，有符号状的图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1981年又发现一个古城遗址，名黄土包，出土有碗、罐、铜镜、银镯等。佷山往西几里处，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钮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现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
但是以上四条证据能成立吗？佷山真的是武落钟离山吗？
⑵.佷山不是“武落钟离山”
以上四条主要证据，认为都不能成立，下面逐一提出不能成立的理由。
①对山名的解释过于牵强附会：
将武落钟离山解释成武络山与钟离山的合称，论文作者没有提出根据。将武络山理解成 “五座山”，又进一步解释成为佷山的五座山峰，很牵强。另外，在发现“武落钟离山”之前的1980～1981年，长阳县进行了全县地名普查，1982年编印了《长阳县地名志》。该志记载佷山有三个山峰而不是有五个山峰：“佷山独立峻绝，顶有三峰，主峰在东，名网鱼包；西面一峰，形如丁字，名丁字垴；……中间一峰，如擎天石柱，顶如古将头盔，得名盔头岩。”这就令人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论证佷山即武落钟离山，而有意将三个山峰改成了五个山峰。
有一篇论文这样解释“钟离山”：佷山东隔长杨溪有撞钟垴山，古传有鸣钟悬于其山，因其与清江北岸的佷山为长杨溪所隔离，故称钟离山。这种解释是非常牵强附会的。在中国，被称为“钟离”的古今地名比较多，如春秋时楚国在安徽凤阳东北置钟离县，东晋时置钟离郡。今日安徽滁州有钟离古城，北京凤凰山风景区有钟离洞。难道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钟被周围的山隔离了？
长阳民间有关于武落钟离山山名的传说。武落，本来是武罗，长阳人相信武罗大仙，武罗大仙就是阎王。人们用武罗大仙来命名一座山，叫武罗山。后来用文字记载，武罗山记成了武络山。汉代有个将军叫钟离权，和土藩打仗，失败了遁于深山，得道而成仙，人称汉钟离，八仙之一。民间的这种解释似乎比上述“五个山峰”“钟被隔离”的牵强猜测要合理一些。
经考证，武罗大仙似非阎王，而为道教之神。在史籍《山海经·中次三经》中记载：“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神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其鸣如鸣玉。”袁珂认为：“据此经所记，则有似《楚辞·九歌》所写山鬼式之女神。”今洛阳青要山有个山村叫城崖地，村边有座武罗宫，宫中供奉着青要山的山神武罗大仙。这武罗大仙就是袁珂所说的武罗女神了。
东汉时，张鲁在四川巴郡传播五斗米道时，“与巴郡巴人同族的鄂西地区的巴人(廪君蛮和巴郡南郡蛮)由于特殊的族缘关系便先后信了五斗米道。随后，五斗米道发展到廪君国全境，即今之巴东、建始、宜都、长阳……”长阳在东汉时出现以道教神灵命名山脉的现象是不奇怪的。《后汉书》记载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盐水女神生前化为虫娥，这种人与动物化变的观念明显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②佷山的方位、面积不像是武落钟离山：
《太平寰宇记·峡州》记载，武络山在长阳县城西面三十九公里。佷山距今长阳县城龙舟坪大约正是这个距离，这是不是一个证据呢？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据《长阳县志》记载，夏商周长阳未置县，属荆楚之地；秦属黔中郡；从西汉到晋，长阳的县治全在州衙坪；从南北朝到隋唐，长阳县治在州衙坪，或龙舟坪，或资丘；五代宋元以后，县治基本上全是龙舟坪了。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之书，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转引《世本》的。《世本》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西汉时期长阳的县治不是现在的龙舟坪，而是在与佷山隔河相望的州衙坪。州衙坪以西七十八里的武落钟离山，显然不在佷山，而是在佷山以西的某个地方。所以，如果有人不懂得长阳县的建置沿革，简单地依据一条文献记载，到龙舟坪以西七十八里的地方去找“武落钟离山”，是要闹笑话的。
还有，佷山离县治州衙坪非常近，地处清江下游浅丘河谷地区。一般说来，这样的地方是汉人生活区，而不大可能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区。从历史文献上看，武落钟离山应该在清江中游以上的崇山深谷之中，廪君与远古巴人在那里过着原始部落的渔猎生活。佷山孤立而狭小，三面环水，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二里，山不高，仅三百余米，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是一个山地民族的发源地呢？
佷山是不是难留山呢？避难一般选择交通不便的深山中，利于躲藏。佷山等于就在县治的旁边，孤立而狭小，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是巴人遇难居留的“难留山”呢？据记载难留山的石穴中可容纳几百人居住，而佷山上只有几个小石穴，可以容纳几个人居住。在当地史志文献中，从未记载这里有难留山，或者有大量民众避难于佷山上。
③“赤黑二穴”与“阴阳石”没有说服力：
从相关记载看，早期巴人居住于洞穴之中。在五姓中，巴氏居住于赤穴。巴氏作为部落的一支，当时的人口，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可以想象，赤穴是非常大而深的一个石穴。与赤穴同一座山还有黑穴，黑穴居住着另外四姓人，属于部落的其他支系。可以想象，黑穴中的人口比赤穴更多，因此这个石穴可能比赤穴更大更深。在长阳西部的大山区中，能容纳几百或上千人的石穴有好多个，证明历史文献中关于赤黑二穴的记载并非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为了论证武落钟离山在佷山，将山上的两个小石洞解释为赤黑二穴，显得非常牵强。考察时发现，据有关论文称可以容纳一百人的“赤穴”，呈不规则的弧形，洞口、洞体均不明显。勉强能认为是洞口的部分，高七米五，宽四米八。其内部似为洞穴处，外大内小，大处高二米一，宽五米；小处高一米二，宽一米七；洞深四米六。经计算，所谓“赤穴”，其内部似为洞穴处，约有十五平方米，只能住一两个人而已。仔细观察，所谓“赤穴”的洞口，有两个人造水泥柱(直径八十厘米)顶着一块约而是立方的大石头，不知为什么要人工制作，显得不自然。
据有关论文称可以容纳二十人的“黑穴”，经测量，洞口高三米六，宽二米一，洞深八米六。往洞内走两米后，洞口仅宽八十厘米，洞高不超过二米六。经计算，“黑穴”洞内的前宽部分(长两米)的面积为四平方米，后窄部分(长六米李)的面积为五平方米，加起来共九平方米。洞口的前宽部分，洞顶是水泥做的，不是天然的岩石。也就是说，这个前宽部分本来不是个洞，只是人工制作了一个水泥顶才成为洞。如果去掉这个前宽部分的面积，“黑穴”只有五平方米，住一个人都有困难。
关于“阴阳石”，据文献记载，进一个洞，走一百多步，可以看到两个相距一丈远的石柱，就是阴阳石。佷山上的石穴内部太小，不可能走一百多步，只能走几步。阴阳石不在石穴之内，而在石穴之外，成为石穴的顶盖。阴阳石不是两个相距一丈的石柱，而成为平躺在山上的一块巨石。阴阳石本来意思，是指一个石柱常潮湿，一个石柱常干燥。而佷山上的这一块平躺巨石，一头潮湿一头干燥，所以称阴阳石，与历史记载不符。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佷山上的“赤、黑二穴”与“阴阳石”，完全没有说服力，完全搞错了。
④佷山本身没有发现文化遗址与文物：
为了证明佷山是武落钟离山，有些人找到了遗址与文物作为证据。据称，在佷山北麓固仓坪，出土过古代土砖十万块，砖顶和侧面，有一些符号状的图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据所查，固仓坪是古代紧挨着县治州衙坪旁边的一处大型粮库之所在，这些土砖是用来修建粮库所用，并不是廪君时期巴人使用过的土砖。至于土砖上的图案，是不是文字尚不能确定，更不可轻易地断定属于巴人古文字。
1981年在固仓坪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名黄土包，出土有碗、罐、铜镜、银镯等文物。但这篇论文没有说明，这个古城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是汉人的还是巴人的或是土家族的？这个古城遗址是哪个考古单位挖掘的？有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考古报告上有没有一些定性的科学结论？
据称在佷山往西几里处，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钮錞于，是巴人的用具，现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佷山是禀君与早期巴人生活过的地方，正如固仓坪的出土文物无法证明佷山是武落钟离山一样。有没有佷山上的古文化遗址与夏商周的文物出土呢？至今没有发现。既然这样，又怎么能说佷山是廪君与早期巴人生活的武落钟离山呢？
⑶.武落钟离山新考：
如果说长阳都镇湾的佷山不是武落钟离山，那么武落钟离山在哪里呢？与武落钟离山有密切关系的难留山又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长阳西部的柳山是难留山，也就是武落钟离山。
在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交施南建始界。” 县西二百里，是在什么地方？根据《长阳县地名志》的地图与资料推算，大约在清江伴峡一带。难留山在史志记载中常称为“难留城”或“难留城山”。据亲眼所见，清江伴峡的石壁，大多笔直如墙，少有树草，像一座石城。沿江偶而望见山上几个石穴，就像是石城石堡上的瞭望窗口或枪眼。难怪古人称“难留城”，“城即山也”。
难留山在史志记载中常形容为“独立峻绝”。柳山占地面积十七平方公里，主峰瞧村坡，海拔一千一百四十米。站在瞧村坡往四下看，因周边环水，与其他山无牵连，故有“独立”的感觉。柳山环水之处，均为悬崖绝壁，绝壁往往险峻。如果沿着清江或招徕河泛舟，必有“峻绝”之叹。
柳山北麓、与巴东县交界处有柳山村。在柳山村调查时，该村柳开军说：柳山内部是空的，山上的水全部通过天坑流入地下水道，再通过虎洞流入招徕河，我们这里地下没有水，打多深的井也不能出水，所以柳山是难留水的山，称为难留山。渔峡口镇的干部林爱梅说，柳山村的人吃水困难，是有名的，很难解决。金翔早在1989年就提出，难留山即柳山。他说：“柳山屹立江岸，壁立如城十多里，峻绝壮观，以难留山之‘城即山’来推断，以为，这个柳山当是昔日的‘留山’，而'留山'前冠以‘难’字，显然又起因于‘每乱，民入室避贼不可攻，因名难留城也’的缘故。”他以“柳”、“留”谐音为一依据，是不成立的。因为柳山又称柳家山，因柳家村而得名，而柳家村因村民姓柳而得名长阳县招徕河正在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在文献《招徕河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中记载：“柳山河间地块裂隙、断层发育，且存在多条横切地层的断层，使得本来相对独立的含水体贯通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含水系统……虎洞暗河区：南起□孔，北至虎洞，东自半面坑，西止纸房溪，汇水面积二十五公里，其中页岩分布区十五公里。”柳山是难留水的山，从这份报告得到了证实。
2004年10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中查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的长阳地图，地图在柳山位置上清楚地标有地名“难留城山”。难留山即武落钟离山，在长阳西部，今称柳山。
⑷.赤穴新考：
榨洞在盐池以东约两公里的伴峡北岸，这一带的山石大多呈红褐色。榨洞洞口的上方，岩石的红褐色彩非常鲜明。1992年《长阳县志》也记载榨洞“洞前壁呈赤色”。榨洞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洞内平坦、干燥而通风，有阳光照射进来。洞内有宽敞的大厅，适合于人类居住。这里山上野兽资源多，水中鱼类资源丰富，吃盐方便，宜于人类生存与繁殖。榨洞距水面十米左右，吃水用水、生活渔猎与上船下船方便。
在史籍《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皆记载廪君石穴中行百步有两个石柱，“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从榨洞洞口行一百步，宽敞的大厅里立着两个钟乳石石柱。右面的高约四米，基本干燥。左面的高约七米，与洞顶连接，十分潮湿。两石柱距离，目测一丈有余，以尺量实际两丈有余。除两石柱的距离略有出入外，其他地物特征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惊人吻合。在史籍《后汉书·南蛮传》中说：“难留城山，县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钟离山。”
清朝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杂记》中记载：“盐水西北行五十余里有一山独立峻绝，名为难留城，从西南上里余得石穴。百步放得石碛有二，文石并在穴中。此处 “盐水”非指清江，而是指历史上的盐水县县治资丘。今资丘镇距伴峡正好五十余里，与县志记载吻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龚发达在洞内采集到磨制黑色石斧一件；八十年代张典维在洞口发掘出石锛一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博物馆的王善才对榨洞进行了发掘。探明洞口地层堆积较厚，可分七层。第二层出土早期巴文化陶片。
⑸.黑穴新考：
柳山东北的招徕河流域有一个虎洞，它由三个洞组成：水虎洞、旱虎洞、倒把子洞。每个洞都可以住几百人，非常宽敞。在史籍《晋书·李特载记》中说：“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榨洞作为赤穴，它的洞口岩石是红褐色。虎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洞口周围全是黑色的石头，洞口深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从《长阳县志》的“母岩母质图”看，榨洞与虎洞的石质是不同的，榨洞一带属于用橙红色表示的页岩区，虎洞一带属于用青灰色表示的硅质白云质灰区。虎洞往南不到一里处，招徕河有一水湾，一向导称为黑滩，一向导称为黑湾。这里所谓“黑”，不是说水黑，而是说山黑、石头黑。虎洞位于黑湾附近，其洞口全是黑石，曾有“黑穴”之称，完全是可能的。在史籍《水经注·夷水》中记载：夷水“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东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数百人，每乱，民入室避贼，无可攻理，因名难留城也。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
这段文本中提到两个石穴，一个在山之南，往西走一里，故在柳山西南。榨洞正好在柳山西南，它就是赤穴。文本中又提到赤穴的东北面，又有可容数百人的石穴，这显然是黑穴。今查看长阳县地图，虎洞正好在榨洞的东北面，它们每个洞都可以居住数百人。
传说廪君死后化为白虎，虎成为巴人的图腾。长阳县境内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虎钮錞于，反映了这个地区很早就存在着巴人的虎崇拜。长阳县带“虎”字地名的有五十多处，不少与巴人或土家人有关。如渔峡口白虎陇，清朝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中记载：“白虎陇，县西二百三十里，昔禀君死，精魄化为白虎。”由此可见，虎洞很可能是早期巴人居住过的“黑穴”。
在虎洞内，有大量人类居住与生产过的遗址。如用石块搭起的类似床、桌、椅的用具，还有熬硝使用过的石灶、石坑，它们的年代不详。据向导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民在虎洞挖出大量“龙骨”卖钱。榨洞与小洞在同期也挖出“龙骨”，同时也在洞内挖出了新石器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石器，“龙骨”可能是人类食用过的动物的骨骼。虎洞与榨洞、小洞都在柳山，相距不过十来里，虎洞挖出了“龙骨”，推测虎洞中也可能有人类使用过的石器。
招徕河发源于巴东，在虎洞处进入长阳，在长阳境内长十二公里。招徕河与清江汇合处、柳山的东南角有一处外村里遗址。长阳博物馆的张典维曾在此处发掘出新石器文化的遗物，如石斧、石锛、石纺轮、陶球等。1987年，中山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师生曾在这里的遗址处进行考古发掘，遗址的文化内涵早的有两周时期的石器与陶片，有些早至商代。遗址的上层比较多的为战国时期的筒瓦、板，楚灭巴以后曾把这里变成一个建材生产基地。由此可见，从新石器到夏商周、秦汉，招徕河始终有人类在这里生活和生产。
覃是长阳县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长阳西部。长阳县的覃姓以渔峡口最多，渔峡口的覃姓以招徕河最多。在长阳《覃姓族谱》中称：招徕河是覃姓的圣地。有学者研究早期巴人的四姓，即樊氏、曋氏、相氏、郑氏，考证出：“覃氏源于曋姓。”这证明，早期巴人的四姓，曾居住在招徕河流域。
关于巴人的族源与发源地，上个世纪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巴人是太昊的后代，起源于甘肃而后到达清江。第二种观点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裔，起源于陕西而后到达清江。第三种观点认为巴人是禀君的后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童恩正是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前两种观点不能成立，又说：“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一般都认为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在湖北长阳境内的什么地方呢？在典籍《辞海》中认为在西部：巴人“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但有些学者认为在长阳东部，提出长阳都镇湾佷山即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的观点。本文从多方面论证了此观点不能成立。然后，从地名、地貌、民俗、姓氏、县志、古文献、古地图、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等，论证了长阳西部今柳山为武落钟离山。今伴峡榨洞为廪君所出之赤穴，今招徕河虎洞为早期巴人其他四姓人所出之黑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