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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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自上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一直高度关注并持续报道三峡工程,去年12月7日第49期还推出长达三万字的“未竟的三峡”专题报道。三峡工程的论证史、建设史同时也是论战史、争议史,直到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但外界对其历史的疑问、对现状的困惑、对未来的隐忧始终未能消除。本刊记者近日又访到三位历史当事人,特此将访谈或来信发表。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的决策方式、移民现状的评价等,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用一句“正”“反”双方都赞同的话来概括,就是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都是对三峡工程的贡献。要把握三峡工程及其影响领域的未来,我们仍需要不同的声音,唯此,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才有保障。——编者按     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
“我一直都说,三峡工程该不该干,不是工程师的责任;工程师的责任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可能是有得有失,最终在科学和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
去年11月9日,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再度功败垂成之时,本刊记者到三峡大坝,在左岸电站里看到一叠小型宣传册,翻看知是2004年6月陆佑楣与《新京报》的一次“笔仗”记录。当时,陆佑楣刚于半年多前从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任上退休,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京报》创刊半年有余,已具生猛名声。陆佑楣不满《新京报》专访他之后刊发的《十问三峡》一文,称该文未交其核实以致多处出错,遂致信该报澄清,并成册公开。
今年3月11日,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举棋未定之时,本刊记者到北京富凯大厦三峡集团公司(去年9月更名)北京办公点,对76岁的陆佑楣进行两小时专访。二十多年前接受本刊专访时,他主要回答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民主性。如今,从决策、建设一直到水电开发前景,他面对的疑问更多。
“我是被审查者”
《瞭望》:你最早接触三峡工程是什么时候?
陆佑楣:我一直在基层搞工程,1984年在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时,接到水电部钱正英部长的通知,让我到北京来参与三峡工程的事,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就让我先在部里暂管水电。
《瞭望》:那一年国务院原则通过150米蓄水位的建设方案,1986年又重新论证,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向中央建高坝的请示,还是另一端的反建主张?
陆佑楣:两方面都存在。虽然批准了,但一直下不了手,干还是不干?建多高?都需要重新论证。于是1986年中央15号文责成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重新进行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
《瞭望》:有反建人士质疑论证和审查的一些做法,如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被认为是“自我论证”;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的人员还有一些重合,被认为是“自我审查”。你作为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陆佑楣:三峡工程的论证,涉及各类专业,为此列出了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选择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其中有水利电力行政、科研、设计系统内的专家,也有非水电系统人员如高等院校、科学研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各专题论证小组,进行各专题的科学论证。这是很自然、较科学的组合,所谓“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自我论证”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至于审查,我不是审查委成员,不存在“自我审查”,而是被审查者。办公室工作是给审查委提供资料,回答问题,只做服务,并不参与具体审查,不影响审查结果。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人员基本没有重合。
《瞭望》:重新论证请了20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原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和知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为何未能位列其中?
陆佑楣: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是坚决主张上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所以都不请。
至于不请黄万里,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后来看他的论述,觉得他把水库卵石的淤积看得太严重。他对三门峡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黄河的泥沙和长江的泥沙是两回事,颗粒的组成不一样,含沙量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
《瞭望》:前年和去年,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做了阶段性评估项目,名单上你是评估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总联系人。
陆佑楣:我本人一直坚持不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因为评估要尽可能客观,我是干三峡工程的,应该是被评估的对象。做一个联络员还可以。但最后我的名字还是被挂上了,我本来是不同意的。
《瞭望》:那你在评估项目中做什么实际工作?
陆佑楣:我就负责借钱、还钱。评估开始的时候,财政资金没有到位,我就找三峡总公司借钱先垫付。
《瞭望》:解决资金这个大问题,对评估结果有没有影响?
陆佑楣:我想不会,因为这钱是借的,最终要财政经费偿还。院士、专家们都很有水平,不会这样就受影响了,另外评估结果的好坏和他们也没有利害关系。[1][2][3][4][5][6]